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活捉，刘伯承：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1947年4月的一天清晨，豫北汤阴县外的河滩上雾气未散，解放军押着俘虏列队行进。队伍里，一个五十出头、棱角分明的中年人低头不语，他就是“东陵大盗”孙殿英。许多年轻战士只听过他的坏名声，对他并无好感，但押送命令上写着八个字——“严加看护，切勿加害”。署名：刘伯承。

消息很快传到前线指挥部，有人疑惑：为何不当场枪决？刘伯承放下望远镜，只说一句，“此人对我军曾有相助，账要一笔一笔算。”一句话，埋下了许多新兵想弄清的疑团。

先掀开最令人侧目的旧账。1928年，孙殿英指挥炮车炸开清东陵，乾隆、慈禧棺椁被洗劫一空，金玉珠翠堆成小丘。他把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把稀世翡翠盒奉上戴笠，交换的是补给和军饷。社会舆论沸腾，他却稳坐军阀宝座。这段经历，注定了他一生掺杂铜臭与血污。

然而五年后，风向突然逆转。1933年2月，日军越过长城，直捣热河。多路守军溃散，孙殿英却悍然把残破部队推上前线。枪炮劣势肉眼可见，仍硬撑七昼夜。帐篷里，他大腿缠满纱布，仍咬着烟斗骂道：“仗打的是命，不是脸！”那时的热河雪地里，孙部墓碑林立，日军报表也记下了近千人的伤亡。前方代价惨烈，后方的地下党注意到这个“另类军阀”。

同年春末，我党人员宣侠父、南汉宸先后摸进孙部驻地。他们发现，孙殿英粗鲁归粗鲁，却对汉奸深恶痛绝，对八路态度平和。几次交谈后，双方建立秘密联络点，为太行山根据地打下伏笔。

进入1937年秋，平型关战斗甫一结束，129师需自晋东向太行深处机动，唯一安全通道正穿过孙殿英的防区。彼时，国民党各系军阀大多视八路为眼中钉，转移计划稍有差池即全盘皆输。情报送到南阳，孙殿英拍案，“让兄弟们放心走，一枪都不准响！”随后他暗令部队集体后撤二十里，另开粮仓。于是一列列穿草鞋的队伍白天疾行、夜间埋锅，每过一个村口，只见孙部岗哨空悬，仓门半掩。129师顺利脱离险境，这事后来在延安传为佳话。

抗战越拖越久，山里的药材比黄金还紧俏。1939年初冬，太行根据地后方医院床位爆满，重伤员缺青霉素、缺磺胺。前敌指挥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孙殿英发电报求援。十天后，一支小车队驶入八路军驻地，车上整箱药品、军毯，押车人是孙殿英的心腹邢肇棠。邢递上口信：“老总说，杀鬼子不分红蓝旗。”

同一时期，国民党屡发封锁命令，要求孙部切断八路粮道。表面上，他立正敬礼领命；暗地里，却告诉中间人，“我这边不打，路给他们开。”情报部门多次核实，他确实按兵不动。若干摩擦在他的斡旋下化为无声。这样处处扭着上峰指令顶雷，风险极大，孙殿英依旧我行我素。

转折发生在1943年。豫北失守，孙部兵员凋零、弹药枯竭。面对日军合围，他选择了投降。此举被国民党内部分人视为“自保权宜”，也被不少民众骂作“软骨头”。真相扑朔迷离，他在南阳设立所谓“维持会”，口头拥护日伪，暗中却又搞“潜伏敌后”的说辞。重庆对这份“解释”既未公开支持，也未处罚。外人看他像极了墙头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孙殿英再次改旗，向蒋介石表示“死忠”。不过蒋系嫡系与他多有龃龉，只让他暂守豫北。胶着到1947年初夏，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以迅雷之势发起汤阴战役，国民党四个纵队覆没，孙部首当其冲。枪声停歇时，他在麦田被生擒，腿伤复发，站也站不稳。

政委审讯时，孙殿英自知罪孽，不敢多辩。没想到电台那头，刘伯承的命令已下达：“不可杀，留人。”他被送往后方医院，得到的药同当年他送来的几乎一样。几日后，刘伯承与邓小平设宴简易招待。刘把酒杯推过去：“老孙，当年那份情，记在本子上了。”孙殿英双手接杯，声音低哑，“能吃八路这顿饭，值了。”寥寥十二字，包含了复杂心绪。

之后的岁月里，他被安排在河南看守所养病，不再涉足军事。1950年冬天，他因旧疾复发去世。临终前留下一句话，“我干过坏事，但挡八路那回，不悔。”护士将这句话记进了病历，后来传了出来。

检视孙殿英一生，恶行与义举交错。在墓葬被炸的轰鸣声中，他是贪婪的军阀；在热河的雪夜里，又成了拚死抵抗的将领；在药物匮乏的根据地，他变成慷慨的援手；在投降日军的一纸公文里，他成了人们口中的叛徒。无论外界如何评说，刘伯承选择留下他，理由简单：战争年代，救命之恩不能装作忘记。

历史从不刻意粉饰，也不会只给黑白分明的评语。孙殿英这三个字，注定让后人议论。有人只记得东陵被毁的铁证，有人惦念当年那条夜行的官道。那段烽火年代，英雄、罪人往往只隔一步。刺目的矛盾，就这样镌刻在他个人轨迹上，成为一段复杂而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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