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突然召见白崇禧：你不用开会了，快回桂林主持大局!

1939年10月下旬的重庆仍旧被秋雨笼罩，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开幕在即，白崇禧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楼里整理演讲提纲。电话铃声突兀响起，蒋介石的秘书只留下一句：“委员长请你马上过去。”白崇禧放下手中的文件，心里隐隐觉得事情不对。

踏进黄山官邸的会客室，只见蒋介石站在地图前神情凝重。蒋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健生，你不用开会了，钦州湾失守，广西危险，你即刻返桂林主持大局。”短短一句，气氛陡然紧绷。白崇禧点头领命，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提出：若要稳住广西，必须先厘清指挥链条。蒋介石默然片刻，答曰：“张发奎另有任用，第四战区事务暂由你全权处理。”

桂系将领许多人事后回忆，都说白崇禧离开重庆时表情平静，但同行参谋看到他的手背，青筋鼓起。原因无他，广西本该是桂军的深根之地，想不到日军一个师团登岸竟无人可挡。究其根源，还得从上一年说起。

1938年秋，广州沦陷，薛岳率粤军主力北调。广州、惠州一线顿成空门，各路势力摩拳擦掌。白崇禧看准窗口期，抽调桂军第五军和新编二十一师南下接防，希望把影响力伸向珠江三角洲。然而兵力有限，广西本土仅剩的几个成建制部队又派往柳州、百色训练新兵，钦州湾只好交给仓促扩编的保安团。彼时白崇禧自信日本人会沿粵汉铁路方向继续北推，绝想不到他们会兜个大圈直插桂南。

日军第十八师团从钦州湾登陆并非一时冲动。日方在香港情报网早已探知桂军防线虚弱，登陆计划拟定已久。登陆当夜风雨交加，日军仅用三小时便攻破防御工事，守军溃散向北，田东县城次日即告失守。负责防区的广西保安司令部一度失联，一份电报干脆写着：“敌已近郊，请示后撤。”白崇禧见电报，只得苦笑。

白崇禧返桂途中，经衡阳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短暂碰面。张发奎想共商对策，却发觉自己的部队有限，口袋里拿不出像样的增援，气得只说了一句：“我的师长们连子弹都凑不齐”。两人各怀心思，客套结束，各奔其路。

抵达桂林后，白崇禧连夜召开参谋会。根据铁路、公路和河道三线并举的运输模型，他判断敌军下一步有两条方案：取道北流直趋柳州，或沿邕江逼近南宁。白崇禧决定押注柳州，在湘桂铁路旁构筑纵深防御。可惜日军真正意图早锁定南宁，一来南宁机场可与南海舰载机协同，二来打通越南北部的补给线。结果白崇禧“押错宝”，主力南下不及，南宁在十二月初陷落。

失去省会影响极大：广西的兵役、税收、粮秣调度几乎瘫痪，桂林行营士气滑坡。更糟糕的是，滇桂黔交通要道受威胁，后路若断，第四批欧美援华物资就无法转运。蒋介石在重庆拍来电报，言辞罕见激烈。白崇禧明白，必须打一仗稳住人心。

雪中送炭的是昆仑关的地形。此关隘北高南低，狭窄仅容一线部队展开。白崇禧动员廖磊第一军、第九军以及原留守柳州的第五军主力，从三面合围昆仑关。12月18日夜，雨雾弥漫，第一军突击营贴着山体潜行。有人回忆，那一夜听不到冲锋号，只听到士兵跌倒在岩石上的闷响。次日拂晓，冲锋梯队冲破壕沟，与日军刺刀相接。关隘数度易手，桂军以伤亡七千代价，最终拔掉日军主阵地。

此役虽未逆转整体战局，却重挫了日军向贵阳、重庆纵深推进的设想，更保住了滇缅线的安全窗口。蒋介石给白崇禧的嘉奖电报只有一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语气淡淡，却意味着政治支持恢复。桂林行营得以喘息，也为随后两广地区的山地防御收集宝贵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白崇禧在昆仑关总结出“短促突击+纵深防御”战法，后来移植到桂北山区，极大消耗了日军机动能力。遗憾的是，因各种派系矛盾，这些经验未能在全局迅速推广。部分中央军将领担心桂系势力坐大，表面称赞，私下却派人拆解其战术步骤，变成半生不熟的“拼盘式”教范，效果大打折扣。

从钦州湾溃退到昆仑关血战，两个月不到。桂系部队在被动中找回了硬骨头，也让蒋介石意识到：在粤桂这一条弧线上，外敌与内争此消彼长，稍有不慎就会连锁崩坏。白崇禧的个人得失固然重要，桂林、柳州、南宁这三点之间的防线，则攸关整个中国西南的通道生死。

时间进入1940年春，昆明、桂林之间运输量恢复到战前六成。美国志愿飞行队首批P40战机经由这一通道抵达前线，桂林航校也因此得以续命。有人说，如果不是那通突如其来的召见电话，白崇禧可能在重庆会场上风光无限，至于战局，则多半是另一番模样。这话或许偏颇，但日军登陆广西与桂军仓促应战的教训，确实告诉后人：在战争年代，任何一次轻率的兵力调配，都可能掀翻一座后方基地。

“兵贵神速”，这句战场古语白崇禧早背得滚瓜烂熟，但真正体会其滋味，却是在1939年那一场惊魂——电话铃响，三言两语，便把他从会议厅推向前线风口浪尖。历史的转折往往来得干脆，准备不足的代价，谁都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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