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爱爆粗口的“文学女巫”？

“文学女巫”安吉拉·卡特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她的作品《焚舟纪》《明智的孩子》等在国内外都拥有无数读者。

她的父亲传给了她粗俗的语言和对印刷品的喜爱，因此她坚持撰写书评的同时，一直煞费苦心地用蓝笔画去她的本能反应（比如“烂透了”），以便给出更客观的评价。她将自己十五年来写作的大量书评选编为文集《删除咒骂》，以她一贯的锐利与大胆，洞悉一切，拆解一切。

删除咒骂自序（节选）

我在自己的圈子里是出了名地爱爆粗口。这是个常见的矛盾现象——那温言细语的中年英格兰淑女，一被激怒就破口大骂。这要怪我的父亲，他既非英格兰人也非绅士，而是个苏格兰记者，他传给了我粗俗的语言和对印刷品的喜爱，因此在过去的十五年多时间里，他的女儿一直坚持撰写书评，又一直煞费苦心地用蓝笔画去她的本能反应（“烂透了”），以便给出更均衡而客观的评价。

父亲的床边有一柜子企鹅经典文学译本。荷马、修昔底德、阿普列乌斯。母亲更偏好鲍斯韦尔和佩皮斯——她热爱流言蜚语，尤其是古代的流言蜚语，但她不信任小说，因为她相信小说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世界观。有一次，她抓到我读一本长篇小说，训斥道：“别让我逮到你再犯，想想艾玛·包法利身上发生的事吧。”父母都在十五岁那年离开学校，他们是最后一代脑子里对书报充满好奇的人。

在中世纪道德剧《世人》（Everyman）中，“知识”说：“世人，吾当与汝同行，为汝导引，于汝急需之时与汝相依。”老版世人书库的出版物就将这句话印在封面内侧，这是他们的标语。（恢复出版的世人书库欣然采用了同一句标语。）我还记得另一句标语是“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珍贵的血脉”，或类似的意思。我们吃饭时也摊开书本。在每顿饭的间隙，尤其是食物定量配给时期，母亲喜欢读烹饪书。上学时，我们是班上唯一家里没有电视机的人。父亲退休后，他们终于有了一台，据说是给他看新闻用的。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尽管我与书相伴成长，成年后也长时间泡在书堆里，以写书为生，还很享受写作书评，但我能镇定地想象那个日益逼近的科幻小说般的未来世界，在那里，信息和叙事愉悦感通过电子途径传播，而书会成为古雅的、文物收藏式的小众爱好。然而我对自己说：这可不会发生在我的时代。书到底只是思想的载体——像瓶子一样；重要的是书的内容。话虽如此，但我得承认自己对书，对它们的触感、它们的气味抱有一种类似崇拜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写作一事尚未存在时，人们就对彼此讲故事，教会彼此事物的名称，猜测万物的意义（很少得出什么结论），谈论动物习性，创作菜谱，他们无疑会继续这么做，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叙事。

所有的书都包含叙事，连烹饪书和汽车维修手册也一样。叙事是用语言写下的，却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当作家们创造一种让故事在其中展开的时间时，他们都在创造一种仿制时间，也在与我们的时间、读者的时间，即读故事所需的时间玩一种复杂的游戏。一个好作家能让你相信时间是静止的。

然而哪怕作家忍住不谈论死亡，死亡也依然是一切故事的终点，也是我们的时间终止之处。山鲁佐德知道这点，因而她不停地从上一个故事里编出新的故事，绝对不到能说“这就是结局”的地步。因为它本可能就是结局。我们如走钢丝艺人般沿着故事线行进。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但又不止于此。巴厘人在做好尸体下葬的准备后，会开展一场马拉松式的朗读会。他们从民间故事集中选取一些来高声朗读，不停歇地读，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读好几天，以便驱赶魔鬼。

这足以说明叙事的重要性，也应当解释了为何这本书绝大部分文章是在探讨形式至纯的故事，也就是说探讨虚构的故事，以及作家用来消解终结之必然性，用来驱赶魔鬼、使其永远不得靠近的技巧。

不过，别以为我不喜欢真正的小说——我确实喜欢小说！真的！全然不顾母亲的警告。但如果一个滑稽女佣干扰了一部真小说的情节发展，我会将这本书砸到墙上并口出秽语，因为关于她的创造者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类滑稽女佣的存在透露了太多信息，超过了我想了解的。

因为所有虚构、所有种类的写作其实都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层面。D.H.劳伦斯说，“永远别相信讲故事的人，相信故事”，他是对的，即便他不希望他的故事遭到如此对待。如果你细心阅读，故事能告诉你的就会超过作家所知道的，还往往大大超过他们愿意暴露的。故事会无意间说出作家认为重要的事物和人，以及最关键的——为什么。称之为弦外之音吧。

我并不认为作家（哪怕是伟大的作家）是先知或圣人，或弥赛亚式的人物。写作是一项孤独的案头工作，而在某个11月的下午五点左右，你已经一整天见不着任何人了，这时一点自大狂妄想法倒可以聊作慰藉。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两个人确有弥赛亚式的抱负，而且我是支持自命不凡的；此外，我很高兴伊恩·辛克莱为把玛格丽特·撒切尔拉下台出了一份力。但在我看来，那并非先知的天赋，而是时代在通过某些作家发光，让我们以为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实际上却是他们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称这类作家为预言家、先知，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我想自己还会把约翰·伯格和威廉·巴勒斯划入这一类，大概还要加上J.G.巴拉德，克里斯蒂娜·斯特德当然也是。

除此之外，我想写的是给我带来乐趣的作家。愉悦一贯受到英国媒体的批评。我支持愉悦。我希望周围能有更多乐子。我也喜欢争论。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还有一种强烈的怒气在驱动。没有争论的一天，就像不放盐的鸡蛋一般寡淡。

我将这十五年间写作的大量书评根据不同的兴趣点划分为几个部分。讲故事，是的。食物和食物的符号学。我的国家，这个后帝国主义时期乱糟糟的英国，既不同于我童年时艾德礼治下朴素庄严、平等主义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不同于我刚成年时狂欢的六十年代，而是粗声喧闹着，比以往阴森得多。还有关于美国（Amerika）的部分。请注意，我用了卡夫卡的拼写作为这部分的标题。

这些文章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因为直到三十五岁彻底成熟前，我都没有写过严肃的评论；那时我的口味差不多定型了，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不时会出现令我大为惊异的新事物，现在也一样。虽说时间线不连贯，口味却是稳定的。这些年，我没怎么变。也许现在用的形容词更少，心地也更善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