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你是骆安？”
一个沉稳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正抡起斧头劈柴，闻声猛地抬头。
院门口不知何时站了几个陌生男人，他们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我们这泥土气的村子格格不入。
为首的中年人目光如炬，正静静地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握着斧柄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
“别紧张，”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局促，“我们是省里来的，收到了一些材料，想找你单独了解一下情况。”
我的心猛地一跳，那个漆黑的夜晚，油灯下颤抖的笔尖，瞬间清晰地浮现在了眼前。
01
我们村叫云雾村，名字好听，地方却穷得叮当响。
大山像一道屏障，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也把富裕和机会隔开了。
我叫骆安，年过二十，算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父亲走得早，为了给他治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
母亲身体又不好，一年到头离不开药罐子。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总也走不完的土路，一眼望不到头。
可就在那年春天，一缕阳光似乎要照进我们这潭死水里了。
县里下发了一个“特色产业扶持”项目，点名要精准扶持到最困难、最有想法的贫困户。
这个项目，对于我们这些穷怕了的人来说，不亚于天上掉馅饼。
项目能提供五万元的无息贷款。
五万块，对城里人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我们云雾村，那是一笔能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巨款。
更重要的是，还有县里的农业技术专家下来全程指导。
这就不是给钱那么简单了，是连路都给你铺好了。
消息一传开，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家家户户都在盘算，谁家能有这个运气。
我心里也燃起了一团火。
这几年，我没少往镇上的书店跑，偷偷学了不少养殖方面的知识。
我早就看好了我们家后面那片山林，土质好，林子稀疏，最适合搞林下养殖。
养那种满山跑的生态土鸡，城里人喜欢，价格也卖得高。
这项目，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那一周，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我把这些年学的知识，加上对村里环境的了解，一字一句地写成了一份计划书。
从鸡苗的选择、防疫的流程，到山林的改造、销路的开拓，我写了厚厚的十几页。
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我对未来的渴望。
写完后，我揣着那份还带着油墨香的计划书，第一个交到了驻村干部杜文彬的手里。
杜文彬是县里派下来的，三十多岁，戴着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看了我的计划书，连声夸赞，说我这年轻人有想法、有文化，是村里的希望。
他的话，让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几天后，杜文彬来我家实地走访。
他一脚踏进我家的土坯房，看着四面漏风的墙壁和那几件破旧的家具，眉头就没舒展开过。
“小骆啊，你们家确实困难。”他叹了口气。
我娘拘谨地给他端来一碗热水。
他客气地接了，却没有喝。
他话锋一转，看似随意地问我：“小骆，你家里......在县里或者市里，有没有什么亲戚？”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我老实地摇了摇头：“没了，我们家亲戚都在这山里。”
他又问：“就是那种......在单位里上班，能说得上话的？”
我更茫然了，还是摇了摇头。
我父亲这一脉，几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杜文彬脸上的热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冷却了下去。
他把那碗还冒着热气的水放到桌上，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们会综合考量的。”
他留下这句轻飘飘的话，就转身走了，背影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疏离。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
果然，又过了几天，村委会门口的公示栏前围满了人。
我挤进去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个宝贵的扶持名额，获得者一栏，赫然写着三个字：王家宝。
王家宝是谁？
他是村长王长根的堂侄。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游手好闲，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
他什么时候有过搞养殖的想法？
公示的理由写得倒是冠冕堂皇：“王家宝同志思想活跃，开拓精神强，能更好地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我看着那行字，只觉得无比刺眼，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不服气。
我拿着自己那份被汗水浸湿过好几遍的计划书，找到了杜文彬。
彼时他正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和村长王长根抽着烟，聊得正欢。
看到我进去，杜文彬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
我把计划书递到他面前，声音有些发颤：“杜干部，我想问问，为什么？”
他甚至没再看那份计划书一眼。
他弹了弹烟灰，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对我说：“小骆啊，你的想法是很好，但太书生气了。”
“扶贫不是纸上谈兵，要看综合实力的。”
他指了指窗外，王长根家那栋村里唯一的二层小楼若隐若现。
“王家宝家里的人脉广，资源多一些，搞起来成功的把握更大。”
“年轻人，有时候做事要灵活一点，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
他的话语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轻蔑和敷衍。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切，就像一个笑话。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一脸得意、假装劝慰的村长王长根。
我什么话都没再说。
我默默地收回自己的计划书，转身走出了村委会。
外面的太阳很大，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我输了。
不是输在想法上，也不是输在努力上。
我只是输在了，我家在县里市里，没有一个“说得上话的亲戚”。
这个理由，如此荒唐，却又如此现实。
回到家，母亲看我脸色不对，担忧地问我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把计划书塞进了床底的木箱里。
那个箱子，装着父亲留下的几件旧物。
那一刻，我仿佛把自己的希望，也一并锁了进去。
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为我抱不平，说这事做得太不地道。
也有人说我傻，不懂得给杜干部和村长送点“山货”。
更多的人，则是沉默。
在这穷山沟里，大家早就习惯了，有好处的事，总是先落到村长他们王家家人头上。
我没有去闹，也没有去吵。
有些人觉得我是认命了，是个没卵蛋的软骨头。
杜文彬和王长根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见我没再去找过他们，彻底放下了心。
过了几天，扶贫款就打到了王家宝的账上。
那可是整整五万块。
拿到钱的王家宝，第一件事不是去买鸡苗，而是去镇上提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那辆摩托车油门轰得震天响，他整天骑着在村里和镇上横冲直撞，好不威风。
他成了村里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而我，则成了他们口中那个“读了点书，却屁用没有”的反面教材。
我每天依旧上山砍柴，下地干活，照顾生病的母亲。
只是话变得更少了。
我像一头沉默的困兽，默默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我把所有的不甘和愤怒，都压在了心底最深处。
因为我知道，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所有的呐喊都只是徒劳。
我必须等。
等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阳光真正照进来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需要我自己去创造。
那个所谓的“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场”，在杜文彬的“指导”下，终于还是建起来了。
说是养殖场，其实就是在王家宝屋后的山坡上，用竹竿和一些破铁丝网随便围了一块地。
杜文彬为了应付检查，自己掏钱买了五十只鸡苗扔了进去。
他拉着王家宝，在那个简陋的鸡棚前拍了好几张照片。
照片里，杜文彬笑容满面，指点江山。
王家宝则努力装出一副勤劳致富的模样。
这些照片，很快就出现在了县扶贫办的宣传栏里，标题是《驻村干部倾心帮扶，懒散青年变身养殖能手》。
杜文彬还特意把报纸拿到我面前，看似无意地“点拨”我。
“小骆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做事要灵活。”
“有时候，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
我看着报纸上那张虚假的照片，心里冷笑。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的沉默，在杜文彬看来，是彻底的服软和认命。
他很满意我的“识时务”。
从那以后，他路过我家门口，偶尔还会跟我打声招呼。
那种招呼，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和炫耀。
仿佛在说：你看，这就是顺从我的好处，起码我还会给你个笑脸。
而王长根一家，更是走路都带风。
他们家俨然成了村里“致富”的榜样，是杜文彬口中“政策的受益者”。
只有我知道，那层光鲜的外衣下，包裹着怎样肮脏的交易。
而我，一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眼睛，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看着他们如何把国家的扶贫政策，变成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狂欢。
02
我的沉默，并非认命。
它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在黑暗中默默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
我没有去和任何人争辩，因为我知道，和那些只认关系不认道理的人争辩，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
言语的力量是苍白的，只有事实，才最有分量。
于是，我开始做一件在别人看来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把床底下那份被退回来的计划书又拿了出来，工工整整地誊抄了一遍。
然后，我又去镇上买了一本最厚的笔记本和几根笔芯。
从那天起，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这本笔记本。
我像一个旁观者，冷靜地记录着村里发生的一切。
我不再只是埋头干活，我开始用心地观察。
王家宝的那个养殖场，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我每天上山，都会绕路从他家后山经过。
笔记本上，我的记录越来越详细。
“三月十日，晴。王家宝购入鸡苗五十只，未见消毒措施。”
“三月十五日，阴。鸡苗出现死亡，目测五只以上，王家宝未处理，任其被野狗拖走。”
“四月二日，晴。杜干部上报第一季度扶贫成果，材料中称养殖场规模已达一百只，运行良好。”
我的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的不只是文字，更是一笔笔戳不穿的谎言。
除了王家宝的养殖场，我还记录了很多别的事情。
比如，上面拨下来的用于修缮村里水渠的专项水泥，有一半都被拉进了王长根家的后院，盖了新的猪圈。
比如，给村里五保户发放的过冬棉被，最好的那几床，出现在了王长根几个出嫁闺女的陪嫁单子上。
杜文彬对此，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象征性地批评几句，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他和王长根，已经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王长根利用他在村里的势力，为杜文彬的“政绩”提供各种便利和假象。
杜文彬则利用他手里的权力，为王长根一家谋取各种实际的好处。
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把整个云雾村当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
而大部分村民，要么是不明真相，要么是敢怒不敢言。
日子久了，不公也就成了习惯。
为了弄清楚这些事情到底合不合规矩，我开始频繁地往镇上跑。
我们村离镇上有十几里山路，我每次都得天不亮就出发。
我不是去赶集，而是去镇上那家唯一能上网的网吧。
对于村里的大多数人来说，电脑还是个稀罕物。
而我，高中毕业后没能继续读大学，但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
网吧里烟雾缭绕，尽是些沉迷于游戏的年轻人。
我找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打开网页，开始搜索我想要的东西。
我搜索“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扶贫资金使用监督条例”、“基层干部违纪举报渠道”......
我把那些复杂的政策法规，一条条地看，一条条地记。
很多词语我一开始看不懂，就查字典，或者在网上搜解释。
我发现，国家的政策，原来写得那么好，那么细。
政策里明确规定了扶贫对象的认定标准，资金的发放流程，以及项目的监督机制。
每一条，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比着这些政策，再看看我们村里的现实，我才知道杜文彬和王长根的行为，已经远远不止是“不公平”那么简单了。
他们是在挖国家的墙角，是在啃食那些真正贫困户的救命钱。
我把重要的条款都抄在了笔记本的后半部分。
我还查到了举报的渠道。
可以向县纪委举报，可以向市里巡查组反映，甚至可以直接向省里的相关部门写信。
看完这些，我心里那团被压抑的火，重新烧了起来。
原来，路是有的。
只是这条路，需要勇气和智慧才能走通。
我不能贸然行动。
在云雾村这个封闭的环境里，如果我直接去县里举报，消息很可能当天就会传回王长根和杜文彬的耳朵里。
以王长根在村里的势力，和我家的处境，我不敢想象他们会用什么手段来报复我。
我必须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
一个能让上级部门直接插手，不给他们任何反应和串供机会的办法。
越级反映，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我开始准备一封信。
一封寄往省里的信。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山干活，晚上就在母亲睡下后，点一盏昏暗的油灯，趴在桌上写信。
我没有用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激烈的言语。
我只是把我笔记本上记录的那些事实，一件一件，清清楚楚地写了下来。
王家宝的假养殖场，王长根侵占的扶贫水泥，杜文彬的形式主义和不作为......
每一件事，都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
我还把我最初写的那份“林下生态土鸡养殖”计划书，和杜文彬为了应付检查给王家宝拍的那些假照片的报纸，都准备作为附件。
我要用最无可辩驳的事实，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写这封信，我用了一个多星期。
每写完一部分，我都会反复推敲，生怕哪个字用得不准确，哪个细节描述得不清楚。
这封信，承载着我所有的希望。
它是我投向黑暗的一束光，虽然微弱，但我相信，它足以刺破这片笼罩在云雾村上空的阴霾。
信写好后，我没有在镇上的邮局寄。
我怕被人看到。
我揣着那封沉甸甸的信，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在县城一个偏僻的邮筒，我郑重地将它投了进去。
当信封消失在那个绿色铁皮箱里的那一刻，我的心，既紧张，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石沉大海。
我也不知道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但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
回到村里，我依旧和以前一样，沉默地生活，努力地干活。
没有人知道我做过什么。
杜文彬和王长根也依然沉浸在他们的“政绩”和“利益”里。
王家宝的养殖场，在死了三十多只鸡后，剩下的十几只也病怏怏的，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
王家宝已经彻底不管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镇上和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打牌。
杜文彬对此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觉得，只要年底检查的时候，能凑够数量，拍几张照片，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村里的水渠，因为少了那一半水泥，修得偷工减料，一场大雨过后，就塌了好几处。
村民们怨声载道，但最后也只能自认倒霉。
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我的那封信，就像一颗投入大海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涟漪。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我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过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我既期盼着有消息，又害怕着没消息。
就在我的希望快要被磨灭干净的时候，变化，在一个我毫无准备的清晨，突然降临了。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准备去院子里把昨天砍的柴劈了。
山里的清晨，空气清冽，带着一丝泥土的芬芳。
村子很安静，只能听见几声早起的鸡鸣。
我抡起斧头，正准备劈下。
就在这时，一阵低沉而持续的引擎声，从村口的方向传了过来。
这声音在宁静的村庄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们村里，除了王家宝那辆破摩托，就只有村长家那辆快报废的三轮车会响。
可这声音，明显是小轿车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辆。
是谁来了？
03
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疑惑地望向村口。
很快，两辆黑色的越野车出现在了土路的尽头。
车轮卷起一阵黄色的尘土，像是两条不属于这里的长龙，径直向村子深处驶来。
村里有几户人家也被惊动了，纷纷打开门探出头来看热闹。
奇怪的是，这两辆车并没有像往常县里来人一样，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停下。
它们穿过了村子的中心地带，沿着那条更窄、更颠簸的小路，继续往里开。
而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我家。
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一种预感，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大脑。
最终，那两辆越身沾满泥土的越野车，稳稳地停在了我家的院墙外。
车门打开，下来了五六个男人。
他们都穿着洁白的衬衫和深色的西裤，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和周围的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他的国字脸不怒自威，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
他迈步走进我的院子，目光在我身上扫视了一圈。
然后，他用一种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开口了。
“请问，你是骆安同志吗？我们是省里的调查组，收到一些反映，想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这几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省里......调查组......
我握着斧头的手，因为激动和紧张，微微颤抖。
与此同时，村委会的二楼办公室里。
驻村干部杜文彬正端着一个大搪瓷杯，悠闲地喝着热茶。
村长王长根坐在他对面，一边抽着烟，一边跟他商量着年底怎么把王家宝那个烂摊子“包装”得好看一点。
“......到时候再买几十只鸡回来，拍几张照片，我再找几个人说说好话，这事不就过去了嘛。”王长根满不在乎地说。
“嗯，也只能这样了。”杜文彬点了点头，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年终考核。
就在这时，窗外的引擎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端着茶杯，走到窗边，随意地朝外看了一眼。
只一眼，他整个人就僵住了。
他看到了那两辆挂着省城牌照的越野车。
他看到了车子绕过了村委会，直奔村子最偏僻的那个角落。
他看到了车子最终停在了那个他最瞧不起、也自认为最没有威胁的年轻人——骆安家的门口。
他看到那几个气场强大、一看就不是普通干部的男人，径直走进了骆安的院子。
杜文彬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他手里的搪瓷杯一松，“哐当”一声摔在水泥地上，茶水和茶叶溅了一地。
王长根被这声响吓了一跳，回头不满地问：“老杜，你这是干啥？”
杜文彬没有回答他。
他转过身，背对着王长根，脸色煞白。
省里的调查组？
他们怎么会来？
为什么不通知县里，不通知乡里，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利剑，直接插到了云雾村？
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直奔骆安的家？
难道是......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升起，让他如坠冰窟。
他想起了一个月前，骆安拿着计划书找他时那双倔强的眼睛。
他想起了这一个多月来，骆安那不合常理的沉默。
原来那不是认命，而是在积蓄力量，准备给自己致命一击！
他以为自己掌控着一切，却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巨大的恐惧和悔恨，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
他能感觉到，冰冷的汗水，正从他的额头上不断渗出，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