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派谁去整顿文化部？叶帅推荐一人后，华国锋：非他不可啊

1977年11月的一个傍晚，灯光把中南海勤政殿前的柏油路映得发亮，几位中央领导围坐在一张不大的圆桌旁，讨论只围着一个难题转——文化部怎么破局。数月来，教育、科技、计委的整顿陆续见效，可唯独文化部像深秋的池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浑浊。档案里堆满了积案，剧院里排练停滞，许多创作人员干脆在家“自我放逐”。如果再拖下去，社会情绪难免反弹。

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某位副总理话锋一转：“能不能让军队里的人来？作风硬，胆子大。”话音刚落，叶剑英已经合上文件夹，他慢悠悠地提了三个字——黄镇。

听到这个名字，屋里一下子安静。黄镇当年是红军政治部宣传队骨干，抗战时还在延安鲁艺兼课。可是建国后他一头扎进外交，27年没碰具体文化业务。有人担心隔行如隔山，也有人提醒：黄镇性子急，脾气爆。叶帅却摆摆手：“他有底气，也有分量，缺的只是机会。”

12月1日，李先念和华国锋找黄镇谈话。两人没绕弯子，华国锋开门见山：“文化部需要你。”黄镇皱眉：“我离开舞台太久，怕一上手就走样。”华国锋轻轻点头：“正因为你够‘生’，才不会跟旧账捆在一起。老黄，非你不可。”短短一句“非你不可”，后来在中央办公厅传为佳话。

黄镇答应得干脆：“行，那就给我三件东西：名单、权限、时间表。”他的行事风格，直来直去。4日，中组部即把任命电文送到外交部；6日，黄镇正式担任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至此，人事尘埃落定。

12月14日，新部长第一次踏进文化部机关大院。迎面而来的是凌乱的走廊、积压的文件以及满屋子的犹豫目光。黄镇没开正式见面会，他在门口就抛下一句话：“这星期谁有意见，就来找我，别写长报告，十分钟能说明白的事别拖成十天。”语气不客气，却一下子让人看见久违的干脆。

每逢周六，他照例坐在一间小办公室接待来访者。演员、评论家、打杂工，甚至开水房的大爷都可以排号进去。有人后来回忆：“黄部长不喝茶，只灌凉白开；问题说清，立刻拍板。”短短六周，他手边记事本写满密密麻麻十四页。调剧场、批资金、复刊物，事无巨细。

调研之后，黄镇抛出三条铁规：一，恢复院团演出必须先拿排练计划备案；二，出版项目要专家合议，先审原稿再审样书；三，干部任免一律公示三日，群众意见第一道关。有人觉得管得太死，他不退让：“文化部之前乱，就乱在制度空当多。先系紧腰带，再轻装上阵。”

值得一提的是，黄镇把外交经验搬了进来。对外文化交流冻结多年，他直接拍电报给法、意、印尼三国驻华使馆，邀请艺术团互访。次年春天，中国芭蕾舞团重返巴黎歌剧院，场场爆满。外事司的同志感叹：“这还是第一次不用层层呈批就办成的事。”

半年时间，文化部内部精简科室22%，清理库存图书三百万册，恢复全国性评奖机制两项。1978年5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上，46个代表团一致认为“文化部的门终于又能敞开说话”。

1980年初，中央决定重设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黄镇被调去担任主任。离任前，他留下一份不足两千字的备忘：紧抓学习、严抓班子、鼓励探索。字少事重，后来被后任部长装订成册贴在办公室墙上。

在不少干部眼里，黄镇不是典型的“文化人”，却正因为如此，他敢于破旧立新，敢于直面刺耳的批评。有人说他脾气暴，他笑道：“任务不等人，磨蹭才是最大的暴躁。”这一句话，几十年后仍被文化系统的老职工挂在嘴边。

回看1977年那张小圆桌前的争论，叶剑英的推荐、华国锋的支持让一个外交老将跳进舞台中央。事实证明，人选并非越对口越保险，有时截然不同的履历，反而能给沉闷的机构带去生气。黄镇在文化部待的不到三年，却硬是把最难啃的坚冰凿开了一道口子。对于当年焦头烂额的文化系统来说，这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