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骨不在皮，劝润时代重温鲁迅风骨

谈文科，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人。当年的一句“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成为了多少人的励志之言。

但是，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是很难的，难得不在文笔和才华，而是那股精气神。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年代，坚守救国和爱国的理想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

1907年的夏天，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筹办了文艺杂志《新生》，喻意“新生之路”。

鲁迅早年留日学医时期留影

这是当时日本首个由留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当时的鲁迅已经做好了弃医从文的决定，立志用文字拯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相信当时的周作人，大概也怀有类似的志向。

然而，32年后，周作人接下了汪伪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后来还担任了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职务。

不过，周作人好歹也是坚守过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作人受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北京大学校产。到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忽然遭到不明人士的枪击。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以调查和保护之名进驻周作人家中，客观上加速了其动摇和丧气的过程。

在那个“国力衰微”以一种贴脸的方式冷冰冰地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的时代，文人要保住那股救国、爱国的精气神在客观上的确是有难度的。

不过，如今的中国已经摆脱“国力衰微”的境地，如今的中国文人也不再需要面临刺刀的威胁，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保持住这股精气神却似乎更难了一些。

日籍华裔右翼分子石平

表面上，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在针砭时弊，是在启蒙国人，甚至还自比鲁迅，但言辞间却一直在让人对这个国家丧气。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他们则鼓吹“润出去才有好日子，赶快往外走”（甜甜圈），或者“现在是投降的最好时机，再拖就又要崩溃了”。（章家敦）

章家敦

两相对比，更加让人感慨，在那个丧权辱国的年代，一个文人以一己之心，坚信我们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为之提供精神食粮，是多么的不易。

一、少年求学

（1881-1906）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的书香门第。其祖父周福清为光绪二年进士，父亲周伯宜中过秀才，家族曾因科举而显赫。

鲁迅7岁时开始接受私塾教育，仍以研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为主。

12岁那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卷入科场舞弊案，父亲周伯宜牵连入狱，秀才功名被革除，家道由此中落。

周伯宜出狱后身患重病。年少的鲁迅目睹父亲在病榻上呻吟，家产耗尽，亲友疏远，往日的宾客不再登门，还遇到庸医开出“原配蟋蟀一对、经霜三年甘蔗”等荒唐药方。

此时鲁迅的家境，跟国家的处境颇有几分相似。这段经历也使鲁迅后来生起了学医救国的心思。

他后来曾这样写道：“从译出的历史上，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了。”

15岁时，鲁迅的父亲病重去世。两年后，鲁迅离开家乡，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并依“百年树人”之义改名为周树人。

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不仅免学费，每月还发放二两银子补助生活。不过，虽然学堂的教学内容是源自西学，但是学校的治理方式仍然带着腐朽的气息。

譬如所谓“水师”学堂却不许学生近水，学堂的游泳池因淹死过两名学生而被填平，上面还建起一座关帝庙以“镇邪”。每年中元节，校方还请和尚念经。鲁迅用“乌烟瘴气”来形容这所学校。

1899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设立的江南陆师学堂增设了附设矿务铁路学堂。鲁迅于同年10月转入这里，修习地质学、矿物学、测算学与测图学等科目，成为我国第一批正规系统学习地质学的学生。

鲁迅学习十分刻苦，是班级中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

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毕业前夕，鲁迅还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并下矿洞挖煤，共13天。

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决定重启西学计划，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鲁迅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从上海赴日本公费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修习了两年的日语和基础科学。

在此期间，鲁迅还在坚持做地质学方面的研究。

鲁迅注意到自18世纪起，德、匈、俄等国学者纷纷来华考察地貌并撰文立说。他感慨道：“中国的矿产丰富，却无国人著述，对自然之事知之有限。”

1903年，鲁迅剪去发辫，以示与旧传统决裂。同年，他以“索子”为笔名，在《浙江潮》第8期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后还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并绘制《中国矿产全图》，成为当时我国最早的地质学著作之一。

鲁迅《中国矿产全图》

写作过程中，鲁迅为了获得一张中国矿产分布图几经周折，最后竟意外地在日本老师神保博士那里发现了一张《中国矿产全图》。

该图当时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鲁迅于是“急转借摹绘……以供祖国。”。

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

此后，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事业，鲁迅一生都践行了这一思想。

二、弃医从文

（1906-1920）

1904年，鲁迅完成日语基础学习后，不忘少年时“学医救国”的志向，于是转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当时的留日学生大多聚集在东京，很多人无心向学，只求回国谋官。鲁迅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这种境况加重了鲁迅在当地面临的生活困难和各种歧视，不过，他全身心投入了学业，为心中的理想埋头苦学。

然而，2年后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内心。

1906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全国上下都因为击败了传统欧洲列强，占领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而欢欣鼓舞。

在一堂解剖课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藤野严九郎教授放映起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录片。画面中，一名被指为俄国间谍的中国人遭日军斩首，围观的同胞却神情麻木。

藤野严九郎

在头颅落地的瞬间，周围的日本学生连连叫“好”，此起彼伏的声音像钉子一样刺痛了教室中唯一的中国人——鲁迅。

那一刻，鲁迅产生了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显然，这里的改变精神是想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懂得自强自立，绝不是让国人变得媚日，更加不是劝国人赶紧“润”，去投降和依附。

也是在这一年，鲁迅毅然中止了学业返回东京。

1907年夏，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友人许寿裳等筹办了文艺杂志《新生》。

鲁迅广泛搜集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东欧小说，撰写《摩罗诗力说》，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为国民与国家注入革新之力。

然而，《新生》终因资金短缺、同仁离散而夭折。创刊前夕，唯一答应供稿的画家临时变卦，已设计好的封面也被弃用。

1909年，鲁迅回国，在绍兴师范学堂担任教师，同时向国内译介尼采、拜伦等人的作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中华民国建立，但中国的面貌并未焕然一新。

在鲁迅的家乡，绍兴成立了军政府，地方上的权力仍由旧乡绅把持。鲁迅在《越铎日报》上撰文痛斥。

《越铎日报》绍兴分馆

随后，鲁迅又接连见证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更深感改造国民思想之重要。

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刊出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文章署名“鲁迅”。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刊登

从此，“鲁迅”这个笔名，便与他批判旧文化、呼唤新社会的犀利文风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

由于传统国学重视经史子集而轻视小说，小说这种文体成了鲁迅用来战斗的重要武器。鲁迅后来又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知名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1920年8月，鲁迅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和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的邀请，到北大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课程讲义后来整理为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作品。

《中国小说史略》

这一时期，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两人曾合作译介西方文学作品，1922年出版了合译作品《现代小说译丛》。

但是，到了1923年7月，周作人突然去信与鲁迅绝交。个中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多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纠纷和家庭矛盾，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很大关系。

周作人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不过，兄弟两人在性格和处世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早有端倪。

鲁迅的个性深沉、内心激烈，关注社会现实，充满社会责任感。弟弟周作人则更加关注个人趣味和闲适的生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小资”和“精致利己”。

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两人后来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伪职，走上了附逆日本，背叛民族之路。鲁迅则一直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奋斗，直至他逝去的那一刻。

三、抗争与终曲

（1920-1936）

1920年代，中国危机四伏：北洋军阀割据，段祺瑞卖国求日，冯玉祥盘踞西北。西方则在一战后法西斯势力抬头——墨索里尼在罗马操练黑衫军，希特勒于慕尼黑啤酒馆酝酿“千年帝国”。

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潮爆发，鲁迅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专制，与教育总长章士钊对峙。杨荫榆联手章士钊封杀鲁迅文章，鲁迅以小说《伤逝》回击。章士钊下令关闭女师大，鲁迅联署抗议，被控“扰乱学风”而遭起诉。虽胜诉，但他仍辞去教育部职务。

《伤逝》

此事也成为鲁迅与胡适分歧的导火索。

1918年，鲁迅应陈独秀之邀任教北大，同期胡适留美归来任教授。二人与陈独秀并称“新文化运动三杰”，共同倡导白话文与“民主科学”。

女师大风潮中，胡适持中立态度，劝鲁迅勿过于激进。鲁迅则讽刺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1929年，胡适在《独立评论》发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鲁迅讥其“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独立评论》期刊

两人的友谊在局势变换中消逝。

1926年3月，北京学生抗议段祺瑞政府屈从日本关税协定。同月18日，千余学生赴执政府请愿，遭军阀开枪镇压，死伤数十人。鲁迅愤而撰《纪念刘和珍君》，赞其勇敢，呼“猛士敢于正视鲜血”，并庇护学生于家中，助其躲避追捕。

鲁迅的文字如刀，剖析人性，直指国民劣根性，揭示沉默背后的奴性与麻木。他以冷峻笔锋撕开虚伪的道德面具，唤醒沉睡的个人意识。

“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对北洋政府彻底失望，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1927年1月转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政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

1927年10月，鲁迅迁居上海，融入内山书店等文化圈子，与内山完造夫妇交往密切，购入大量日文书籍，继续译介苏联文学，推动左翼文化。

1927-1929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左派成员展开论战。对方批评其“开倒车”，鲁迅则指其“不敢正视革命自身的暴力和黑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信》等文，呼吁抗日，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寓所遭炸，他仍坚持写作，完成《三闲集》等杂文集。

1933年，他支持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病重期间，仍翻译果戈里《死魂灵》，并与胡风等青年探讨“国防文学”。同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享年55岁。葬礼上万人送行，胡适等旧友亦到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

从新文化运动的文人论战，到国共对峙的生死搏杀，鲁迅始终站在弱者一边，在乱世中扛起知识分子的担当。

在中国被迫开放、面临社会与文化重建之际，他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看穿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霸权本质，亦敢于直面本土文化的危机。

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从不渲染绝望，而是通过纪念与庇护，提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方向，唤醒民众力量。

相较当下某些“公知”，借类似事件放大政府失职、煽动失望情绪、鼓吹出国或依附国际舆论，却鲜有人如鲁迅般投身左联、支持木刻运动等建设实践。

讽刺的是，他们常自比鲁迅，却忽略其担当与救国之责，只求个人曝光，不思集体救亡。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些所谓“公知”，不正是抽刃向更弱者，却从不提出真正改变的方法吗？

鲁迅曾说，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若所批判的黑暗消失，文章自当湮没。然而时至今日，他的文字依然如灯塔般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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