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多，委屈也多”的农妇孙瑞芹，在挂历背后写下十几万字，63岁后当上馆长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

新京报记者咸运祯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67岁的农妇孙瑞芹忘不了在济南“上台”的那一刻。

去年八月，她从牟家院村前往济南，参加一场慈善人物颁奖典礼。出发前，她特意修剪了头发，换上自己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一件粉色羊绒衫，一双洗干净的运动鞋。会场人很多，门口立着一面签名墙。她拿起马克笔，在墙上端端正正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轮到她上台时，光束落下，屏幕上亮起两行字：孙瑞芹，萤火虫图书馆馆长。台下坐满了人，她不敢细看，深吸了一口气，用尽量清晰的普通话说：“我叫孙瑞芹，来自山东潍坊牟家院村，是个普通农民。”声音落下，掌声响了起来。

这是她漫长的人生中，未曾想象过的高光时刻。

在此之前，孙瑞芹从未离开过牟家院村。她的人生轨迹和许多同龄的农村女性相似，少年失学，早早嫁人。灶台、农田、儿女，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婚姻也没有成为她的港湾，丈夫的拳头时常落下。往后很多年，暴力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噩梦。

回首一生，她总结，“苦多，委屈也多，该认的、不该认的，都认了。”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21年。那一年，她63岁。在儿子的鼓励下，她开始提笔写字，记录过去的日常点滴。这些文字被传到网上，引发了陌生人的关注与共鸣。不久后，萤火虫公益组织来到村里筹建图书馆，她成了最合适的馆长人选。

那之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她发现自己笑得多了，快乐也多了。那些淤积在心底半生的苦楚，仿佛终于找到了出口，被一点点冲淡了。而这份新的事业，像在封闭已久的屋子里推开了一扇窗，新鲜的空气涌进来。

透过窗，她开始自由呼吸。

▲每天开馆前，孙瑞芹都会提前去萤火虫图书馆整理图书、打扫卫生。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馆长“奶奶”

在山东潍坊牟家院村里，“藏”着一间特别的图书馆。

30多平方米的屋子，飘着旧纸张特有的味道。这里只有几个简易的书架，九千多册书籍沿着墙壁整齐摞放，形成一道书墙。门口那张褪色的木桌是孙瑞芹的工位，她每天在这里为孩子们办理借阅。靠窗的淡蓝色布沙发总是坐满小读者，是图书馆里最受欢迎的角落。

傍晚时分，图书馆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放学的孩子们陆续到来，“奶奶，奶奶！”声音先于人传进屋内。孙瑞芹站在桌子前，等着那些小小的身影跑进来。签到时，孩子们迫不及待分享学校里发生的趣事，谁得了老师表扬，谁和谁闹了别扭。她耐心听着，在借书本上认真登记，然后像分享秘密般轻声问道：“新到了几本《米小圈》，要不要看？”

孙瑞芹珍惜眼前这种生活。不用在地里、家里无休止地干活。家与图书馆之间的20米路程，像一条分隔两个世界的隧道，一步步走过去，辛劳和琐碎被暂时卸下，安然进入一个由书本构建的、轻盈的天地。

初见孙瑞芹，她与任何一位农村老人并无二致。黑红的脸膛，半白的短发利落地垂在耳上。身上穿着一件印着大朵牡丹花的红色衬衫，脚上的运动鞋还沾着泥土。单看外表，很难将她与满屋的书卷气联系起来。

一开口，她的与众不同很快就显现出来。尽管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皱纹，劳作让双手布满老茧，耳朵有些背了，腰背也不再挺拔。但她的吐字清晰有力，言语间依旧逻辑分明。提到“书本”，孙瑞芹会哈哈大笑，表现出兴奋和向往。

孙瑞芹生于1958年。父亲在县造船厂做工，母亲操持家务。三年困难时期，村里人靠树皮、糠菜度日，她家却还能吃上饼干点心，甚至去市里的潍坊照相馆拍纪念照。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生活安稳富足。

这种安稳，在她12岁那年戛然而止。

1970年前后，“大集体”的浪潮席卷村庄，家家户户都要靠挣工分换取口粮。恰在此时，家中弟妹接连出生，负担骤然加重。父亲常年在外，母亲需照料幼儿，作为长女的孙瑞芹，课余时间，自然而然地接过了挣工分的重担。

不久后，求学之路被迫中断。在校时，孙瑞芹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1974年初中毕业时，由于当时升学会对家庭成分进行考察，作为“上中农”子女的她，获得推荐上高中的机会微乎其微。纵有万般不甘，16岁的孙瑞芹还是告别了校园，成为生产队里一名正式的劳动力。

离开学校后的几年，孙瑞芹尝到了生活的第一种苦。

农耕时，天还墨黑就得起身，揣上个凉窝头就下地去了。她至今记得，秋收时节打碾，背上的草捆，压得人直不起腰。“一路上不敢歇，草捆一放下，人就再没力气背起来了。”除了队里派的农活，自家还分了一块“茬子地”，也得挤着空种。

别人家男性多，两三人合伙，很快就干完了。但孙瑞芹要独自推着堆成小山的独轮车，往最远的地里送。车轮常陷进车辙，她使尽力气也拽不动，只能站在原地等路过的乡亲搭把手。车轱辘出来了，道谢，继续埋头往前走。

霜降后，地里的活刚停，队里的弹棉花坊就开工了。六男四女分作两班，孙瑞芹被安排在棉花弓前絮棉。棉絮飞扬起来，很快沾满头发、衣服，连睫毛都挂了一层白霜。

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孙瑞芹清晰地感知到，童年那段快乐的读书记忆正在不断流失。

但内心深处，她对“上大学”始终抱有一些幻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村里，“那时我很想很想参加，心里真起了那个意。”可家里缺少劳动力，她怕父母反对，终究没敢开口。

她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不甘心，“后来，我也就死了那条心了。遗憾，觉着理想没实现。”但笔锋一转，她又写：“算了，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孙瑞芹将自己的故事写在挂历背后。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破碎的生活

孙瑞芹曾对幸福有着极其朴素的想象。在出嫁前，她和父母谈心时说，自己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不愁吃喝，做点喜欢的事，有个知冷知暖的爱人。但那些与家庭相关的幸福感和天真的幻想，在婚后，很快消失了。

1980年冬天，孙瑞芹22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家里人仔细打听对方的情况，家里穷，有继父，兄弟几个人挤在不大的土坯房里。父亲第一个摇头反对，认为两家条件相差太远，不值得托付。

但孙瑞芹看上了他。初次见面，他站在她面前，个子不高，但眉清目秀，不像别的农村青年那样咋咋呼呼，说话声音也不高。他告诉孙瑞芹，自己上过初中，平时爱写字，闲时会临帖。带着赏识和少女对爱情的懵懂，她不顾父母反对，嫁到了距离娘家6里地外的牟家院村。

婚后的日子比她预想得更艰难。成婚不久，公婆提出了分家，算盘一拨，他们只分到三间旧瓦房，一亩半薄田，还有四千元外债。当时，丈夫在水产厂做临时工，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养家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孙瑞芹肩上。

但她还是全心全意维护着这个家庭。养鸡养羊，种菜种棉，只要能换钱的活她都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兴起大棚种植，她咬牙借债建起两个蔬菜棚。四年里，每天在闷热的棚里劳作12个小时。“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没用谁帮衬，也把家撑起来了。”

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后，窘迫更是无处不在。天不亮下地，赶在露水干前割麦，正午时分给棉花打杈，黄昏赶回家做饭，等孩子睡了，再急急忙忙把棉花装上板车，摸黑拉到娘家，托弟弟第二天用拖拉机捎去棉花站。

孙瑞芹回忆，最穷的那几年，缺衣少食。大儿子的棉袄好几年没做新的，棉袄小了，就从下边接一块布；第二年又小了，就再接一块，“外面穿上衣服，谁也看不见。”

直到后来，为了改善生活，他们改种黄金梨。孙瑞芹跟着技术员学剪枝、施肥，精心伺候着近6亩梨园。梨树第六年挂果时，市价从预期的八元跌到一元。看着满园的梨，她没灰心，“粮食还不到一元一斤呢。”靠着高产量，扣除化肥、农药等成本，这批梨最终让家里经济稍得改善。

比贫穷更沉重的，是婚姻的残酷。

在丈夫的观念里，媳妇理应包揽家务、顺从长辈。于是，新婚时的和睦很快被婆媳矛盾、柴米油盐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丈夫落下的拳头。孙瑞芹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因晚饭晚了一刻钟，两人发生争执，丈夫抬起脚，狠狠踹在她腹部。她瞬间倒地，在剧痛中蜷缩成一团，许久无法动弹，最后自己挣扎着爬到床上，躺了三天才能下地。

暴力带来的伤害，不仅留在了孙瑞芹身上，也刻进了儿子的童年。在小儿子牟昌非的童年里，家里的气氛永远剑拔弩张。“什么话，只要从我妈嘴里说出来，就是错的。”他认为父亲固守大男子主义，甚至有些愚孝。更深层的是，父母活在两个无法调和的世界，父亲向往闲散度日，母亲则终日为生存挣扎。

走投无路的时候，孙瑞芹不止一次想过离家出走甚至一死了之。她曾买回一瓶农药，被邻居大姐及时发现并夺下。对方劝她为了孩子，凑合过。她想年幼的两个儿子没了亲娘该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会不会抚养孩子长大呢？”

她也想过离婚，很快又被现实扼杀。“这个年纪离了婚，我能去哪里？”孙瑞芹既怕坏了名声影响孩子们的婚事，更觉得违背祖上“从无二婚”的规矩，很丢人。思前想后，她最终选择了留下，认命。

但这根刺，在她心里扎了整整40年。

牟昌非察觉到，母亲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沉默，总是陷在往事里。只要开口聊天，说的永远是对命运的控诉：“我的命不好，糟心事一桩接一桩。”负面情绪说来就来，仿佛被永远困在了过去的阴影里，循环往复，不得解脱。

▲图书馆内没有书架，9000余本书籍靠墙叠放。墙上是孩子们的画作。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最合适的人选

命运的转折，始于小儿子的归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牟昌非，在牟家院村的田间长大。21岁，他考入烟台的大学，离开家乡。

2010年，回乡的念头开始萌生。虽然父母从小鼓励他们离开农村，但他认为，这是老一辈人对乡村生活的无奈认命。反复思量后，牟昌非还是决定回到牟家院村。

回乡后，牟昌非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时间多了。看着父母终日为琐事争执，他想为母亲找点事做，分散注意力。于是，他把女作家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和余秀华的诗集带到母亲面前。这些来自同样饱经沧桑的女性故事，孙瑞芹很快读了进去。

“姜淑梅60多岁才开始学写字，现在也能出书了。”儿子告诉她。

孙瑞芹激动地说：“那这样的白话文，我也能写！”

“那你就写吧。”儿子顺势鼓励道。

她从最简单的借条、收据开始回忆，再写到邻里往来、日常琐事，最后触及记忆深处的童年。在她的笔下，“割麦子要赶在露水干前”“推独轮车最怕遇上下雨天”。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方言谐音或拼音代替。起初用笔记本，后来嫌纸太小，换行麻烦，索性摊开旧挂历，在光洁的背面写。

渐渐地，她发现那些困扰多年的往事，一旦化作文字，竟不再那么沉重了，“写出来了，心里好像就放下了一点。”

写下十几万字后，儿子将她的作品整理成《写在挂历纸背后的故事》，发布在网上，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起初孙瑞芹有些忐忑：“我怕被人笑话。”但很快也就释然了。

写作，意外地为她打开了一扇窗。

当时，儿子牟昌非正与潍坊萤火虫公益助学发展中心的郑凤鸣筹备“萤火虫图书馆”项目，希望为乡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他们要在村里寻找一位能长期管理的本地馆长，考虑过好几个候选人，但有的在城市务工，有的家中负担过重，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被搁置了一年多。

直到有一天，郑凤鸣看到了牟昌非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回忆录，他立刻找到牟昌非商量，提议让孙瑞芹做馆长。在他看来，“没有谁会比一个从阅读中获得巨大改变的人更适合做馆长了。”

然而，对于一个整日在家操持家务的农妇而言，作出决定并不容易。

孙瑞芹接连问了郑凤鸣好几个问题：“我字都认不全能行吗？”“小孩要是不爱来看书怎么办？”“图书馆交给我能放心吗？”孙瑞芹顾虑重重，怕自己做不好。郑凤鸣向她解释了公益图书馆的运作机制：图书馆会寻找50个固定月捐人，每月捐赠30元，一个月就有1500元作为运营费用，其中800元是馆长的工资。

最终，孙瑞芹接下了这个差事。不只是为了工作，也是圆她未竟的心愿。

她说，十几岁时，尽管农活繁重，她在学业上依然刻苦。她爱读书，《海岛女民兵》《大刀记》里的情节，至今还记得清楚。那时候，晚上干完活，她总要点灯写作业、看书，母亲催她睡觉，她也只当没听见，“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傍晚，图书馆开门后，孙瑞芹会仔细登记孩子们借阅的图书。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不再是勺子碰锅沿”

每天傍晚五点半，孙瑞芹简单扒拉口晚饭，便走向离家20米的萤火虫图书馆。

这里有一张属于她的书桌，上面放着笔记本和她正在阅读的书。她的一部分个人回忆录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不写作时，她喜欢坐在这里读书、晒太阳。“完全不一样了。”她说，与从前整天围着锅台转，和丈夫“勺子碰锅沿”的日子相比，是人生里程碑式的改变。

暑假最忙碌时，她做了一个令家人意外的决定。卖掉了家中养了多年的母羊，那只羊每天能产好几斤奶，曾是家里重要的营养来源。丈夫劝她三思。她却说：“人的精神食粮跟上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孙瑞芹的生活重心彻底改变了。

担任馆长的第三个月，她开始尝试给孩子们读书、讲故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等儿子回来请教。渐渐地，她还学会了整理图书，用略带稚拙的字迹在登记本上记下借阅信息，写错了就用橡皮擦掉仔细修改。“建图书馆，当馆长，表面上是帮助孩子们。”她说，“实际上，也帮助了我自己。”

谈起图书馆带来的改变，孙瑞芹强调，最重要的就是“又有时间看书了”，还有“孩子们特别单纯，跟他们在一起，觉得世界都变美好了”。看着孩子们在馆里读书写作业，她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看见他们就高兴，好像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有朋友，还能认字读书。”

在这种松弛的状态里，她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孙瑞芹与孩子们之间，也渐渐建立起一种质朴而温暖的情感连接。

为了让孩子们有个表达心情的地方，她和儿子特意在图书馆和自家外墙上留出空间，任由孩子们涂鸦、写字、互相留言。有一次，一个孩子用彩笔写下：“真开心，今天作业好少啊！”很快就有另一个孩子在下面回应：“这还算少？”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对话，孙瑞芹常常被孩子们的纯真感染。

▲孙瑞芹和儿子将自家外墙和图书馆外墙设计成涂鸦区，孩子们用丙烯画笔自由涂鸦。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而孙瑞芹的内心世界，也在图书馆的浸润中舒展开来。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由于他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在图书馆值班的间隙，孙瑞芹读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她说自己记忆力不如从前，许多情节读过就模糊了，但读到这儿，贺秀莲这个人物却让她深受触动。她觉得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并不是没有情感，没有理想，只是在长年累月的劳作和贫穷中一点点消磨殆尽了。一旦丢失，很难找回。

在书中，秀莲自幼失去母亲，遇见孙少安后义无反顾地嫁给他，全心全意付出却遭遇家暴，最终积劳成疾。孙瑞芹合上书，久久沉默。秀莲的隐忍与付出，她太熟悉了。“如果没有图书馆，我大概也会像她一样认命地过完这一生。”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

在她生活的山东农村，“女性要安分守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安于现状既是大多数女性一辈子的信条，也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她身边的同龄女性，大多过着相似的生活，操持家务，照料家人，将自我深深埋藏。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成了她们心底秘而不宣的渴望。

执着于经营图书馆，还有一个深埋心底的原因，通过这份事业，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

随着图书馆渐渐受到关注，不少媒体前来采访报道。去年，孙瑞芹受邀前往济南参加颁奖典礼，获得了五千元奖金。后来，她又随儿子去了北京，参加一场艺术分享会，顺便游览了天安门和故宫。“就这两件事，能让我多活10年。”她难掩激动。

再回到村里，她察觉到一种微妙的变化。乡亲们看她的眼神不同了，说话的语气也多了几分敬重。“有面子的，说话好像也更有分量了。”她坦言，“大家开始觉得，因为我，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都不一样了。”这种转变，对一个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几乎从未被重视过的老人来说，非常意外。

究竟怎么才能获得尊严？孙瑞芹自己也说不清楚。没有明确的标准，身边也没有同龄人可以参照。在她看来，赢得尊重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如果有能力做些事情，还能为他人做点事，你说的话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听。“这证明你活得明白，有见识。”

更具体地体现在，为了确保孙瑞芹能准时去图书馆“上班”，家中延续近40年的分工悄然改变。儿子特意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宣布：“以后娘的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爹多承担家务，负责一日三餐。”起初丈夫有些不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安排。一家人甚至将晚饭时间提前了一小时，支持她的新工作。

除此之外，许多老人和年轻父母都对她的新事业流露出羡慕之情。每到放学后和周末，总有人主动把孩子送到图书馆来。他们常说，“让孩子跟着孙奶奶，我们放心。”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有人照看，还能静心读书写字。孙瑞芹觉得，来自周围人的信任，比任何称赞都更让她感到自豪。

牟昌非能清晰地感觉到，母亲的笑容变多了。他记得从前的母亲神情木然，她常常独自枯坐，想着想着又默默流泪。而现在，她会在家里轻轻哼歌，也比从前更愿意结交朋友。有一次，母亲甚至主动提议：“可以多为孩子们组织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变化让牟昌非既惊讶又欣慰。

在回忆录里，孙瑞芹写道：“自开馆以来，除了周一休馆，图书馆的大门一直敞开着。这里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宇宙，塑造不同类型的人……而那些旧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新京报记者来到图书馆采访。一同整理图书时，发现桌上有一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秋园》。孙瑞芹介绍，这是她最近读过的书，她最佩服作者杨本芬，年过八十才开始提笔写作，把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娓娓道来，最终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那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呢？”记者顺势问道。

孙瑞芹沉默片刻，“最盼着的，最想做的，还是昌非能早点儿结婚成家。”话音刚落，她自己先笑起来，带着一点儿自省地说，“你看我，还是老观念，说到底，还是没有真正解放自己。”

她想起自己早早嫁人，每天睁眼就是干活、做饭、带孩子，像个陀螺转个不停，大半辈子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点儿选择权都没有。”对于未来的生活，她并没有太多奢望，只希望困了她大半生的东西，能一点点松开，“少一些束缚，多一些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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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王丹妮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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