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为何美国执意要中国加入五常，而苏联却极力反对？

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上，“联合国”正式诞生，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和苏联这对盟友却出现了罕见的立场分歧，美国力挺中国成为五常之一，苏联却坚决反对。

美国的战略算盘

美国支持中国入常的决策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多重战略考量。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国独立抵抗日本侵略长达四年之久，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兵力，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争取了宝贵时间。

美国政界普遍认为，没有中国的顽强抵抗，二战的进程可能会被改写。

美国已经预见到战后世界将形成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急需在亚洲找到一个可靠的伙伴来制衡苏联的扩张。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如果能将其纳入盟友体系，将形成对苏联的有效牵制。

罗斯福总统曾多次表示，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稳定、与美国合作的中国，这不仅能维护亚洲和平，也能减轻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压力。

美国还希望通过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来促进亚洲殖民体系的瓦解。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希望以中国为榜样，推动亚洲国家的去殖民化进程，从而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影响力，为美国资本和价值观进入亚洲铺平道路。

防范中国威胁其安全

与美国的积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苏联对中国入常的立场却异常坚决，反对。

主要源于苏联对远东安全的长期忧虑。沙俄时期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取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外东北地区，一直是苏联领导人心中的敏感地带。

他们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可能会提出领土要求，威胁到苏联的远东战略安全。

虽然当时中国由国民党政府执政，但苏联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力量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斯大林担心中国一旦起，可能会成为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反而挑战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苏联还担心中国入常会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苏联领导人清楚，美国支持中国是为了制衡自己，如果中国成为五常之一，美中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将对苏联形成更大压力。

特别是在日本问题上，苏联希望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中国的加入可能会稀释苏联的影响力。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战后世界格局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重要问题。

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包括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等。

这些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毫不知情。

直到罗斯福去世后，新任总统杜鲁门才将协定内容告知蒋介石。

尽管雅尔塔协定对中国不利，但美国在后续谈判中还是努力维护了中国的一些核心利益。比如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谈判中，美国施压苏联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只是允许苏联使用某些军事基地。

波茨坦公告

随着战局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得到法理确认。

1945年7月发布的 《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早在1943年就已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中国虽然没有派代表出席，但公告发布前征求了蒋介石的同意。

公告的发布和执行过程强化了中国在战后秩序中的合法地位，为后来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法理基础。

苏联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了远东特权，但也不得不接受中国在波茨坦公告中的地位。

既想维护从中国获取的利益，又不得不面对中国作为独立大国崛起的现实。

联合国成立

1945年4月25日，旧金山会议正式召开，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联合国宪章。

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上，美国力主邀请中国参加，并明确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因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已经得到国际公认。

苏联虽然最初反对，但在看到无法改变局面后，转而提出要求增加其加盟共和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补偿。

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是，苏联和其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都获得了联合国会员国席位，但常任理事国席位仍限定为五个，美、苏、英、法、中。

代表团首席代表宋子文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

特别是在关于否决权的讨论中，中国主张慎重使用这一权力，这是负责任大国最起码的态度。

大国博弈

国际地位从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靠自身实力和贡献赢得的。中国在二战中的巨大牺牲和顽强抵抗，是获得五常席位的根本原因。

大国博弈中，战略自主至关重要。尽管当时中国国力有限，但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

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支持中国入常是出于自身战略考量，苏联反对同样如此。

中国能够成功入常，一方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大国利益平衡的产物。

他们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既坚持原则底线，又灵活应对挑战，最终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