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抄出国库？和珅的家财到底多夸张

抄家那几天，官员们数着数着都懵了：

地窖里堆的白银像小山一样，不是夸张，这是亲眼见的。抄家那会儿，官员们分了十个人一起誊抄账册，前前后后整整用了七昼夜，把一个个箱子、匣子、账本拉出来一条条点清楚。最先看见的是约三百万两白银，接着账单越来越长：金子、元宝、当铺票据、银号账面、田地契约、珠宝清单，一项项摆出来，像是把一个家族几十年的收入支出摊到阳光下晾晒。

档案上写的数字够吓人：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他名下有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家，土地八千余顷。珠宝那栏更夸张，大颗的十来颗，小的几千多颗，翡翠、翎管也有八百多个。放在一起比同时期任何一位二品以上官员都要多。不同史料对总额估算不一样，《清稗类钞》写到八亿两，《庸庵笔记》说二亿三千万两，现代学者对内务府档案的复核给出的一般区间是大概一亿一千万到一亿三千万两。哪种更准难说，但即便用比较保守的数字，那也是能影响国库体量的巨款。

钱是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的。和珅在府里设了“定价处”这种实际运作——你要升官、要调职、有事要通融，往里一塞银两，事情就能“办成”。有档案记录：一个道台的价码是一万三千两，巡抚两万，两者价差不小。江苏吴县的知县给了二十万两，立刻被破格提拔；云南总督李侍尧送了十万两，结果不仅免了官司，还恢复了职位。官场里有人把这种买官叫“一把”是指一万两，“一抬”指十万两。没有银子的官员有时候还能收到所谓的“白米”——那并不是白米，而是暗指一千两白银的暗语。说白了，这不是个别贪污，而是整套机制被当成提款机在转。

更有一套看不见的把戏。和珅做户部尚书时，弄出“议罪银”的规矩：犯事的官员交罚金就能免去刑罚，这些罚金并不入国库，而流入内帑，其中还有固定比例被私分。每年春天，从户部银库“借出”大笔银两去放贷，秋收时再收回本息，但账面上一直写成“暂借”。按史料记载，嘉庆元年户部账面亏了二百六十万两，而和珅旗下的当铺、银号反而在扩张，单是当铺那会儿就多了十多家。这种账务上的“借来借去”，表面看似周转，实际上把官方财政和私人利益绑在一起。

和珅能做到这些，靠的不是单纯的手段，而是靠位置和皇帝的默许。他早年因会说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记忆力好，能接皇帝的话得以入宫成为御前行走，后来又被提拔到掌管内务、军机、户部等要职，等于把财政、后勤、亲军的钥匙都握在手里。外国使节也注意到乾隆对他的态度。巴罗的日记里写过，乾隆开玩笑叫和珅是他的“聚财童子”。朝里有人弹劾，乾隆有时让步，或者让早已被安排的人去“查”，结果弹劾者反被牵连。表面上看像是皇帝在宽宥，背后是一个利益输送的默契：皇宫享乐，和珅负责想办法把钱弄进来。

和珅也知道危险，有意识去做关系网和身份上的铺垫。修的和陵规格高，墓碑故意不刻字；女儿被许配给皇室旁支永鋆，儿子丰绅殷德还娶了乾隆偏爱的十公主之一。这些联姻给他带来短期的保护，但并非万无一失。他自己也曾对亲信坦白过忧虑，说这官是用命换来的，老佛爷一走就危险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乾隆去世不到一周，嘉庆就下令将他革职入狱，并列出二十大罪名。

在搜查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寝宫里发现的一件用二百二十四两黄金做的“太上皇御赐”龙袍，这东西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连主张从宽的人也觉得难以容忍。后来嘉庆赐他白绫自尽，他在狱中留下绝命诗，写到“今朝撒手谢红尘”，五十岁身亡。

和珅倒下后，拍卖和收缴的财富分配清楚地记录下来：有三千万两进了国库，八千万两入了内帑，还有两千万两被赏赐给王公大臣，用于平定白莲教起义等军事开支。民间有句顺口溜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话虽粗，却直指那个年代财政被私人蚕食的现实。

不过，和珅走了，那套能把权力变成现金的网络并不是一夜之间消失。接下来几年里，户部仍有漏洞，钱款流向的问题没有被彻底堵死。那些跟和珅有关联的当铺、银号和账目，虽然被查抄，但类似的操作方式在官场上继续存在，换了人手照样能玩出花样。和珅成了一个明显的节点，揭开了皇朝财政和官场运转中的许多问题，但并没有把这些问题一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