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生物学成就
1.动植物形态、分类知识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中国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下几种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方法:
①按照毛色分类。如黄牛、幽牛、白羊、黄羊。植物如粟有穈(赤苗)和芑(白苗)之分。
②按照形体大小分类。如大兕、小騽等。
③按照雌雄性别分类。如牡(公牛)、牝(母牛)等。
④按照功能、用途分类。如马有种马、田马、道马等。
⑤按照外形特征分类。如虎与豹有条形斑纹与铜钱斑纹之区分,植物有木本与草本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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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随着动植物分类知识的增长,荀子发展了后期墨家"类"的思想,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的区分概念级别的方法;在《荀子、王制》篇中,更对自然界的事物作了如下的分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就将自然事物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大类,有生命的(生物)又分为无感知的(植物)和有感知的(动物)两类,动物中又分为有义(理性)的和无义的(禽兽)两类。
在具体的动植物形态、种类的认识上,《诗经》中记载的动植物约有250多种。《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的分类方法,并首次出现了"动物"和"植物"两个名词。植物被分为皁物(指柞、栗等果实有壳斗之属)、膏物(指生有橐韬的莲芡之属)、覈物(指梅、李等核果类)、荚物(指生有豆荚的植物)、丛物(指"萑苇"之属)五类。关于动物,文中分为毛物(兽类)、鳞物(鱼类)、羽物(鸟类)、介物(龟鳖之属)与臝物(人类)五类。由此可知,中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生物分类体系了。
在战国后期成书的训诂之作《尔雅》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诸篇,集中概括了这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也成为一种分类系统。植物被分为草、木两大类;动物被区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在动物的进一步更详细的分类中,提出了相当于现代所说的"目"、"科"的分类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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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和动物的生态知识
随着人们有关植物知识的增加,中国古人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植物的生活习性、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植物的分布。
庄子首先提出了"种有几"的命题,"几"即环境,是说任何物种都有一定的生长地势、环境和条件。关于水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当时人们不仅知道了旱生与水生之分,而且知道了不同的水情环境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管子.地员》专门论述了土壤与植被的关系。它把各地的土壤分为三等、十八类、九十种,分别说明了它们的特性和适宜的作物。文中还举出了一个精彩的例子,列举了十二种植物随地势高下的顺序分布,说明了"草土之道"。文称:"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叶(荷)下于■(蔆或茭白),■下于苋(莞),苋下于蒲(香蒲属),蒲下于苇(芦苇),苇下于雚(旱生之苇),雚下于蒌(蒌蒿),蒌下于荓(胡枝属,扫帚菜),荓下于萧(蒿属),萧下于薜(薛,莎草类),薜下于萑(蓷,益母草),萑下于茅(白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这里从低到高,由"叶"到"茅",从水生到陆生,从深水到高陵,准确地说明了各种植物在不同地势环境中的分布,从而表明了"草"与"土"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典籍中,还记载了植物生长与阳光、气温以及空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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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动物的生态学知识,即动物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上,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了较深入的观察与概括。
一般说来,动物受地形的影响比植物为小,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周礼.地官.司徒》中提出了不同地形适宜于不同动物的生活。如"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川泽,其动物宜鳞物","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即山林多走兽,江湖多鱼类,丘陵多飞鸟,水边低地适于水居陆生动物,平原地区适于人类居住。这段论述虽还较粗糙,但说明当时人们已从生态学的观点去观察生物界了。《庄子.骈拇》篇称:"凫胫虽短,续之则扰;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说凫(游禽)足短,正适于在水中游泳觅食,足长了反而不利;鹤(涉禽)足长,也适于在浅水中捕鱼,足短了就无此能力了。这里论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
发现水生生物与月相变化的关系,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动物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吕氏春秋.精通》称:"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这是说蚌、蛤类水生动物肉质随月望而充实,月晦而空虚的现象,而且推及到所有水生动物("群阴"),这是符合事实的。《夏小正》、《尚书》、《诗经》等著作中还记载了四季的变更所引起的动物活动方式的周期性变化,如候鸟的迁徙,兽类的换毛和冬藏等。
中国的古籍里,还有不少动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记载。《诗经.小雅》中载:"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这实际上是蜾蠃产卵于螟蛉身上,靠螟蛉身躯长育的一种寄生现象。《尚书.禹贡》中有"鸟鼠同穴"的动物共栖现象的记载。《晏子春秋》外篇中记有"尺蠖食黄则黄,食苍则苍",这是一种动物体色随环境变化的保护色现象。此外,中国古人早就懂得了保护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在先秦古籍里,有不少有关这一论述和政策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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