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古代墓葬中的壁画是画给谁看的

从赞助人和创作者的主观意愿来说，墓葬壁画一方面是为死者的灵魂而设，另一方面也为当时的一部分生者而画。观者的问题，涉及对墓葬壁画的主题和 功能的理解，主人和厨师总是看客下菜，观者不同了，壁画题材和形式也会有微妙的变化。注意到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墓葬壁画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古代墓葬壁画，学者们常用的一句话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当然是用来看的，但是，当千百年前匠师们在幽暗的墓室中运墨布色、雕文刻画时，并没有期望今天的我们来欣赏这些作品。那么，墓葬壁画预设的观者究竟是谁?

汉代是墓葬壁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可以依据汉代的材料来分析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汉代人眼中，墓葬是属于死者的另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 有着根本的区别。墓葬不仅仅是安放死者遗体的场所，而且是供死者灵魂继续生存的空间。在这里，死者需要生前曾经拥有过的和未曾拥有过的一切，包括膏粱琼 浆、宝马华车、庄园衙署、男僮女仆、乐舞百戏等等，甚至还要在墓葬中表达对于神明、宇宙、历史、自我、政治、道德的种种认识……这些内容，有的以实用品或 明器体现，有的则诉诸彩绘壁画、画像石或画像砖等艺术形式，其图像的取材范围大大突破了常人耳目所及的空间和时间。

▲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

然而，这个世界的另外半张脸是可怕的，《楚辞·招魂》就认为地下有各种怪物：“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恢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 牛些!”墓葬埋入地下，总不免受到种种威胁。这种观念对汉代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在诸侯王、列侯等人的“大丧”中，要有 “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的方相氏进入墓圹中，以戈击四隅，殴“木石之怪”魍魉等。在普通的墓葬中也要设置形象凶恶的镇墓兽和类似题材的 画像，以毒攻毒，辟邪祛灾。保证了死者在地下的安宁，也就能使活着的人们心安。

另一方面，在古人眼中，即使最亲近的人，死后也会变成另一个世界的成员，使生者感到不安。王充《论衡·订鬼》一开头就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 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正说明凡夫俗子普遍认为人死精神可以为鬼。汉墓中的题记中有“长就幽冥则决绝，闭圹之后不复发”等文辞，表达了 生者的愿望，或与此观念有关。东汉至魏晋时期具有道教色彩的镇墓文也一再强调死者“自今以后不得干生人”，“死者自受其央咎，生死各异路，不得相注仵。”

尽管汉代以来人们将墓葬营造得像地下的宫殿和家园，但是这总不是生者希望出入的地方。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古人有经常到墓中设祭的风习， 墓内即使有成套的祭器，也可能是封墓之前一次性的祭典所用。《后汉书·陈蕃传》记乡民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居墓室中行服二十余年。此举之所以能在乡邑间沽 钓到孝名，正是因为其行为超乎常俗。

▲ 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

在历代的笔记小说中，常可读到墓俑在人间作祟的离奇故事。出土于墓葬中的物品，生者往往避之惟恐不及。一直到上世纪初，洛阳北邙山上许多墓葬中 的文物出土时，仍不能得到国人的普遍重视。至于看到清宫戏中皇帝的博古架上摆一件唐三彩骆驼，则只能当作“戏说”，不足与之较真儿。

墓葬中随葬金银珠玉，也会引来盗贼的觊觎。所以如果有条件，墓葬总是被封闭得固若金汤，有严密的防盗设置。有的墓葬的题记自称“千万岁室”、“千岁不发”。

重重现实的和观念的屏障，将墓葬与地上的世界隔绝开来，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墓葬是一个隐秘的个人空间。各种形式的壁画是丧葬礼仪的一部分，是生者对死者的奉献，而不同于用来观赏的卷轴画。红深绿浅，只有瞑目的死者“看”得见。

复杂的是，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后汉书·赵岐传》记有赵岐在自己的“寿藏”中绘画的故事：

(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这是正史对于汉代墓葬壁画惟一的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因此还将赵岐列入为数不多的汉代画家之列。可是赵岐这种纯属“个人行为”的事迹如何能流传于世?一种可能是赵岐自己的叙述;更大的一种可能是，有其他的人在墓葬被封闭之前看到了这些画像。

新近发现的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东汉壁画墓为思考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线索。该墓为长斜坡单天井墓道砖室墓，壁画内容十分丰富，并有多条题记，据题记 可知为某一“邠王”之墓。“邠”即“豳”字，《后汉书·郡国志》记“栒邑有豳乡”，是周人祖先公刘的故地。该墓甬道两壁各绘一守门力士，力士外侧有朱书题 记：

诸观者皆解履乃得入

诸欲观者皆当解履乃得入观此

在先秦乃至汉魏时期，解履是拜见尊者的礼貌。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履而登席，公怒。”杜预注：“古者，见君解履。”《说苑》卷一八记师旷见晋平公，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有时“解履”还引申为出仕之意，如《北齐书·文苑》：“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百子村墓题记中的“解履”当为其本义。墓葬犹如死者的室宅，观者解履进墓表达了对于死者的尊敬。由这两条题记我们可以得知，在壁画完成之后，墓室还 将对公众开放，允许人们参观。

前几年发现的陕西绥德县辛店呜咽泉汉画像石墓后室门洞左右刻有题记：

览樊姬观列女崇礼让遵大雅贵组绶富支子，帷居上宽和贵齐殷勤同恩爱述神道熹苗裔。

其中“览”和“观”两个动词耐人寻味。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假设其省略的主语是死者本人，现在看来问题可能更为复杂。至少在东汉晚期，墓葬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空间，在特殊情况下，它还可能在封闭之前向公众开放。

东汉时期向公众开放墓葬的做法，可能与当时“举孝廉”的制度有关。许多期望入仕的人首先要在社会上获得孝的名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做法 十分普遍。例如这时期大量建立的祠堂本来只是祭祀死者的场所，但也往往成了人们向公众展示出资人孝行的道具。祠堂中的题记常常喋喋不休夸耀出资人选择的石 材如何优良、聘请的工匠如何高明，并对所费时间和金钱数目大加虚夸。许多题记表现出对于观者的关心，例如：

勿败□。(山东肥城建初八年祠堂题记)

观者诸君，慎勿贩伤。(山东东阿永兴二年祠堂题记)

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画，无得刻画，令人寿。无为贼祸，乱及子孙，明语贤仁四海士，唯省此书，无忽矣。(山东嘉祥永寿三年祠堂题记)

这些话语都是向观者述说的。

与祠堂相比，在题记中明确提到观者的墓葬不多，百子村墓尚属孤例，这也许说明墓葬和祠堂在开放程度上有显著差别。由于百子村墓题记比较简略，观者的身份、墓室开放的时间等细节问题，还不得而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解答。

汉代以后的墓葬壁画有些也可以为公众看到。例如，北朝、唐代、辽代墓葬中流行在长斜坡墓道两壁绘制壁画。墓道是下葬时向墓室中运送棺柩的通道， 两壁的画像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意义。我们在考古报告中所看到的墓道壁画，实际上是考古工作者清除填土后，所“复原”的墓道被使用时的空间结构与视觉效 果。葬礼结束后，这些画像便过期作废。从发表的线图来看，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墓室被封闭后，甬道两侧几个人物的画像便被封门墙所压，墓道中那 些精心描绘的宏大的仪仗图像不仅与死者隔离开来，而且被无情地回填。因此可以肯定，墓道壁画应当是为下葬时参加送葬的人们观瞻而绘制的。

综上所述，从赞助人和创作者的主观意愿来说，墓葬壁画一方面是为死者的灵魂而设，另一方面也为当时的一部分生者而画。观者的问题，涉及对墓葬壁画的主题和功能的理解，主人和厨师总是看客下菜，观者不同了，壁画题材和形式也会有微妙的变化。注意到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墓葬壁画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还有一批不速之客——尽管古人不情愿，这些壁画在千百年之后还是被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是观者，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否则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议论千百年前的那些观者了。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我想至少有了两个立足点可供选择，一是借用古人的眼睛，站在当时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去理解壁画的原意——这件事目前做得还很不够;二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去观察，捕获一些古人并不在意的信息，这样诸如织机的结构、马车的样式，便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甚至还可以去思考“美是什么”之类高深的问题，这时，我们仍然可以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图三 信阳长台关楚墓彩绘漆棺

1.M1内棺棺板纹饰　2.M2内棺侧板纹饰(1、2采自《信阳楚墓》彩版一-1、彩版七-1)

▲ 图四 荆门严仓M1内棺

1、2.侧板纹饰(采自《楚国八百年》第169页图)

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战国时期彩绘装饰漆棺数量较少，纹饰亦以云雷纹、窃曲纹、三角纹为主，未见明显时空变化。战国早期的忻州上社M2，内、外棺盖板上分别绘制黑色、红色云雷纹[8]。战国中期的辉县固围村M1，漆棺四周边缘绘制三角纹和窃曲纹，四壁装有铺首衔环[9](图五)。

▲ 图五 辉县固围村M1漆棺复原图

(采自《辉县发掘报告》图版肆伍-3)

2.镶嵌装饰和贴饰织物　镶嵌装饰漆棺多发现于北方地区，如邢台葛家庄M10外棺镶嵌有石、蚌饰件[10]。洛阳西郊M4漆棺盖板上镶嵌铜铃、铜泡、铜柄形饰、石璧、穿孔石片等[11]。由于丝织品在南方地区相对较易保存，故贴饰织物对漆棺进行装饰的做法，目前也仅见于楚地漆棺。如长沙烈士公园M3出土漆棺，外棺内四壁贴刺绣做装饰，纹样为战国丝绣品上常见的龙、凤、花草等[12]。

综合来看，对漆木棺进行装饰由来已久，早期的漆棺保存状况不佳，只能通过漆皮上残留的纹饰来了解。使用装饰漆棺的墓葬等级，多在大夫一级。在葬具有多重的情况下，装饰并不固定于某一重棺。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使用多重棺椁的墓葬，仅装饰一重棺的情况更常见。

从漆棺装饰手法上看，镶嵌装饰多出现在北方地区，彩绘装饰则更为普遍。颜色选择上，多以黑、红两色为主色，至战国中期楚地出现了以金、银、黄、白多种颜色装饰的彩绘漆棺。漆棺纹饰有云雷纹、蟠螭纹、窃曲纹、波曲纹、卷云纹、勾连纹、绹纹、龙纹、夔凤纹等。春秋时期纹饰主要是以云雷纹、窃曲纹为代表的几何纹饰，南、北地区差异不明显;战国时期纹饰种类增多，北方地区延续早期传统，楚地出现了更具地域特征的绹纹、几何变形的兽纹和龙凤纹等。

▲ 附表二　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统计表

（二）

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的漆棺装饰以彩绘为主，镶嵌、贴饰织锦的装饰依然存在，采取多种装饰于一身的漆棺也较为常见。新出现了镶嵌泡钉的漆棺，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了内壁贴满玉片、玉璧的漆棺。

西汉时期墓葬形制开始由竖穴向横穴转变，致使墓葬密闭性降低，漆木器更加难以保存，目前发现的漆棺集中在西汉早、中期。从漆棺装饰的纹饰题材来看，西汉伊始漆棺装饰已与东周大不相同，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风格，未见明显的时空差异(附表二)。以下选取各类典型漆棺予以介绍。

1.彩绘装饰　彩绘装饰按纹饰题材可分两类，一是纹样类，包括几何纹饰、柿蒂纹、云气纹等;二是图像类，包括日月、四神、屋宇、羽人、仙山等。

纹样类装饰漆棺的装饰纹样与同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一致。如长沙象鼻嘴M1漆棺，外棺盖板和侧板外面均有彩绘，但花纹模糊不清;中棺盖板外面朱漆绘制菱形“回”字纹，两挡绘制重三角纹[13]。杞县许村岗M1，墓主身份或可至诸侯一级。共有两重棺，外棺残存盖板绘制草叶纹、柿蒂纹等，挡板纹饰模糊不清。内棺仅存盖板，漆绘云气纹，其中还有龙、鹤、鱼等纹饰[14]。

图像类装饰则是西汉时期新出现的，图像内涵丰富，布局有序。如南阳百里奚路西汉木椁墓M12的外棺，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四周绘制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棺盖绘制阳乌和蟾蜍，外饰云气纹[15]。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M14漆棺，棺内、外髹黑漆，四周用朱红色绢封贴。棺盖饰鎏金柿蒂形泡钉33颗(图六，1);侧挡在绢上墨绘菱形纹饰，并饰鎏金柿蒂形泡钉(图六，2);头挡墨绘双阙、建筑、立鸟(图六，3)，脚挡墨绘建筑[16](图六，4)。

▲ 图六 临沂金雀山周氏墓地M14漆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

(采自《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图八)

长沙砂子塘M1有内、外两重棺，外棺外面施彩绘，内面髹朱漆。头挡绘凤鸟穿璧图案(图七，3)，脚挡绘制悬磬、悬钟、羽人骑豹图案(图七，4);两侧板绘制云气纹、山峰、龙、豹等纹饰(图七，2);盖板绘制璧、璜、柿蒂纹等纹饰[17](图七，1)。

长沙马王堆M1共有四重棺，除最外重棺，其余均有装饰。其中第三重棺内、外髹红漆，头挡绘制双鹿攀山(图八，3)，脚挡绘制双龙穿璧(图八，4);侧板一面绘制双龙、山峰、羽人、鹿(图八，2)，另一面绘制几何状的勾连云纹、菱形纹饰;盖板绘制龙虎及云气纹[18](图八，1)。

▲ 图七 长沙砂子塘M1彩绘外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

(采自李正光编绘：《汉代漆器图案集》第122~12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图八 长沙马王堆M1彩绘漆棺

1.盖板纹饰　2.侧板纹饰　3.头挡纹饰　4.脚挡纹饰

(采自陈建明、聂菲主编：《马王堆汉墓漆器整理与研究》彩图1.1.1.3-2~5，中华书局，2019年)

2.镶嵌、贴饰及其他装饰　镶嵌类装饰漆棺多采用镶嵌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镶嵌的饰件多为柿蒂形、网格形金属饰件，或是玉璧、玉璜等。如六安双墩M1，墓主为六安王。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棺盖和棺身镶有排列整齐的柿蒂形和菱形网格饰件，两侧板还朱绘云纹(图九);棺盖四角和中间两侧各放置一面铜镜，镜面朝上[19]。高邮神居山M1，墓主为广陵王。

漆棺盖镶嵌玉璧一枚，棺身装饰菱形网格[20]。盱眙大云山M2，墓主为江都王夫人。漆棺外髹黑漆，两侧板镶嵌玉璧、珩、兽形饰，朱绘云气纹及动物纹饰;头挡、脚挡各镶嵌一枚玉璧;棺内镶嵌玉片并饰柿蒂形金箔[21]。

贴饰装饰漆棺则是以织物装饰为主，辅以彩绘或镶嵌。北京老山汉墓内棺棺盖处铺有织物，其上有起固定作用的泡钉和菱形网格装饰[22]，海州西汉侍其繇墓为夫妻合葬墓，男性墓主棺外髹黑漆，内髹朱漆。棺盖装饰柿蒂形泡钉，四周贴饰卷云纹丝织品，空隙处有朱绘图案[23]。

西汉时期使用装饰漆棺的人群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地方官吏也可使用。漆棺亦以红、黑漆地为主，外黑内红最为常见。漆棺装饰手法较为多样，不同装饰手法会组合出现，总体来看依然以彩绘为主。彩绘漆棺的装饰纹饰可分为纹样和图像两大类，纹样类装饰主要为云气纹、菱形纹等，图像类装饰有四神、门阙、异兽、人物等。镶嵌、贴饰漆棺的装饰以柿蒂纹、菱形网格纹为主，依然是装饰性较强的纹样类装饰。镶嵌玉饰的漆棺在装饰漆棺中较为特殊，仅在少数高等级墓葬中发现，并非常见装饰。所谓的镶玉漆棺，则是在棺内铺满玉片，不能看作纯粹的装饰行为，而是与葬玉思想有更为紧密的联系[24]。

▲ 图九 六安双墩M1内棺

(采自《建国60周年安徽重要考古成果展专辑图录》图4-1-4)

（三）

小 结

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均以彩绘为主，镶嵌、贴饰漆棺一直存在，西汉时期镶嵌装饰漆棺数量有所增加，镶嵌的饰件从铜片、蚌壳、料珠变为玉片和泡钉。纹饰变化上，春秋时期各地漆棺均以几何纹饰为主，见有云雷纹、窃曲纹、波曲纹、勾连纹、兽面纹等。

战国时期楚地新出现了几何变体的兽纹、龙凤纹以及人物故事图像等。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纹饰发生很大变化，新出现云气纹(云虡纹)、柿蒂纹、菱形网格纹和四神、日月、神仙异兽、穿璧等图像。除云雷纹外，东周所流行的几何纹饰大多消失，而云雷纹仅饰于漆棺边缘，不再作为主体纹饰。

整体观之，东周时期的漆棺装饰纹样以抽象的几何纹为主，漆棺各挡板的装饰无明显差异。西汉时期的纹样则更加具象，题材更加丰富，漆棺装饰存在一定的设计布局。考虑到西汉早期已出现设计、布局较为成熟的图像类装饰漆棺，类似的装饰或许在战国晚期已经存在。战国时期漆棺装饰南、北方略有差异，而西汉时期各地漆棺的装饰风格则变得更为统一。

二、漆棺装饰的来源、内涵及其变化

(一)

东周时期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东周时期常见的漆棺纹饰有云雷纹、窃曲纹、蟠螭纹、勾连纹、龙凤纹等。已有学者认识到，这类纹饰均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25]。有些纹饰的使用由来已久，在织物和其他漆器上也会出现。下面针对典型纹饰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就黄君孟夫妇墓G2漆棺来看，其上的窃曲纹(图一〇，1)、三角纹(图一〇，3)和波曲纹(图一〇，2)都是同时期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如同墓所出铜盘上有类似的窃曲纹(图一〇，4)，铜壶上饰有与漆棺同样的三角纹(图一〇，6)。波曲纹在春秋早期主要装饰在铜鼎、甗、壶等器物的腹部[26]，亦是该时期青铜器中的常见纹饰(图一〇，5)。

▲ 图一〇 黄君孟夫妇墓G2漆棺纹饰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对比图

曾侯乙墓主棺上所饰蟠螭纹(图一一，1)与春秋早期樊君铜盆上的纹饰[27]如出一辙(图一一，7)，涡纹常见于楚地漆器和青铜器上(图一一，8、11)，凤纹、虎纹(图一一，2)同样见于江陵沙冢M1矢箙面板[28](图一一，12)，外棺铜框架上所饰和内棺上用来装饰窗边的勾连蛇纹(图一一，4，5)多见于同时期楚地的青铜器上(图一一，9)。其他装饰性纹样，在同墓其他器物上也有发现，如外棺框架上所饰“十”字纹，在编钟立柱、横架和编钟铜人柱的衣服边缘(图一一，10)、漆木架均有发现;绹纹、蟠螭纹、涡纹等也同样用于装饰乐器，如笙(图一一，14);神人图像(图一一，3)在均钟(五弦琴)上也有发现(图一一，13)。内、外棺上用作装饰的涡纹、勾连云纹、绹纹(图一一，6)等几何纹饰，也是同墓青铜器和漆器上的常见纹饰。

▲ 图一一 曾侯乙墓漆棺纹饰与同时期青铜器、漆器纹饰对比图

包山楚墓、长台关楚墓的漆棺有异曲同工之处，棺上纹饰为几何变体兽纹，纹饰呈对称布局，棺身还装有鎏金铺首衔环。包山楚墓M2漆棺上的纹饰在同墓所出漆奁、漆筒、漆盾、错金银铜樽等器物上可见。有学者指出，该漆棺上的凤鸟图案可能是对同期刺绣纹饰的模仿[29]。长台关楚墓M1、M2漆棺上的纹饰与同墓铜镂空杯纹饰[30]近似，战国时期楚地出土的错金银铜扁壶、漆木扁壶上也有类似纹饰[31]。

长台关和包山两处墓地出土的彩绘漆棺在形制、装饰纹样的风格上与同期其他漆棺略有不同。漆绘用色也十分丰富，不局限于常见的红、黑配色，而使用金、银等颜色。战国时期楚地的错金银铜器渐有流行趋势，对比错金银器物上的纹饰，两墓的彩绘漆棺从纹饰风格和颜色选择来看，似有意图模仿错金银工艺的呈现效果。同时期其他漆木器也见有模仿嵌错工艺的现象，如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漆木扁壶[32]，此时期装饰纹样没有严格的载体限制，各类器物间存在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情况，一些铜器上也会有漆绘。

此外，漆棺上十分常见的云雷纹在青铜器、漆器、织物上也常见。从时代和地域来看，云雷纹使用时间较长，地域分布也十分广泛。早在商代石雕人像的衣物上，就装饰有云雷纹[33]。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和荒帷上[34]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丝织品[35]和木俑所穿深衣[36]上均可见到同类纹饰。即便是十分特殊的严仓M1彩绘漆棺所绘由人物、建筑、车马等构成的故事性图像，在彩绘漆器、线刻纹铜器上也有发现，如荆州天星观M2漆酒具盒[37](图一二，1)、长治分水岭M84铜鉴[38](图一二，2)。

综上所述，东周时期对于漆棺装饰纹饰的选择，并未显示出十分特别之处，多是同期青铜器、漆器、玉器、丝织品上的常见纹饰。同墓所出漆棺、青铜器、漆器上的纹饰常常会互相借鉴模仿，漆棺纹饰的来源较为多元。当然，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发展，也影响着漆棺的装饰手法。错金银工艺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数量明显增加，且在楚系墓葬中十分流行。恰好在这一时期，楚地漆棺上出现了带有错金银风格的装饰纹样。

总体来看，东周时期多数漆棺上的图样看起来不具有太多特别含义，装饰的位置也多在棺盖板、棺身的边缘处，通体满绘的仅见于楚文化圈中的高等级墓葬。个别具有一定丧葬内涵的图像也主要为一般性的守卫形象，如曾侯乙墓漆棺有神人护卫、门窗等装饰。

▲ 图一二 战国时期器物上所饰人物故事图案

1.漆酒具盒(荆州天星观M2:103)　2.铜鉴(长治分水岭M84:7)

（二）

西汉时期

根据前文分析，西汉时期漆棺彩绘装饰按纹饰题材可分为纹样类和图像类，镶嵌、贴饰漆棺的装饰图案与纹样类彩绘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在讨论漆棺纹饰来源和内涵时，将其归入纹样类装饰一并讨论。

纹样类装饰延续了东周时期漆棺装饰的传统，选用当时青铜器、漆器、织物上的常见纹样。如云气纹、柿蒂纹均为汉代漆器的常见纹饰[39]。漆棺上的常见纹样从云雷纹、窃曲纹、蟠螭纹等转变为云气纹和柿蒂纹，也遵循了漆器纹样变化的大趋势。

漆棺上贴饰的织物多数保存不佳，附着在棺内和棺外的情况皆有。已知老山汉墓和海州侍其繇墓贴饰织物的纹样皆为卷云纹，从老山汉墓公布的图片材料看，织物纹饰[40]与马王堆M1所出“长寿绣”“信期绣”接近。马王堆M1最内层棺外壁贴饰菱花贴毛锦，也是当时常见的实用织锦，这种菱形纹饰又可称为“杯纹”。

用柿蒂形泡钉与菱形网格鎏金饰件组合装饰的做法，在其他漆器上尚不多见，可能是汉代葬具常用的装饰。类似的装饰漆棺，在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Gol Mod 2)M1第21号和27号陪葬墓、M10[41](图一三，1)，塔黑勒特浩特格尔(Takhiltyn Khotgor)M64[42]，德利格纳尔(Duurlig Nars)M2[43]，苏德扎(Sudzha)M54[44](图一三，2)等匈奴贵族墓中发现，虽然装饰材质和制作细节有差异，但这种装饰手法显然是受到了汉地的影响[45]。柿蒂纹与网格纹的组合装饰似有一定等级性，无论是在汉墓还是匈奴墓中，使用者多为贵族。

▲ 图一三 匈奴贵族墓漆棺装饰

1.高勒毛都2号墓地M10漆棺　2.苏德扎M54漆棺

(2采自Konovalov，P. B., The Burial Vault of a Xiongnu Prince at Sudzha [Il’movaia Pad’, Transbaikalia], Plate 36, 2)

图像类装饰中，四神、建筑、仙山、人物等题材的出现，说明棺作为葬具用以装殓尸体外还承载更多的思想内涵。如南阳百里奚路M12漆棺，外棺盖绘制日、月，侧挡绘制四神。而临沂金雀山M14漆棺则是在表现一个建筑空间，头挡绘制双阙和大门，脚挡绘制建筑的后墙。两件漆棺的装饰方式，显示出漆棺作为葬具拥有了较为明显的宇宙和理想生活空间的意义。

长沙砂子塘M1漆棺和马王堆M1漆棺彩绘是学界讨论的重点，关于两棺图像的解读基本是围绕与昆仑、天门有关的神仙信仰展开[46]，观点虽有一些不同，但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图像显然超出了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理想，多数学者同意是当时神仙信仰流行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漆棺装饰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纹样类，延续东周时期的传统，选用同一时期普遍流行的装饰性图样，如云气纹、柿蒂纹、杯纹。这类纹饰并非为葬具所设计的专属图样，在汉代其他类别器物中广泛使用。二是图像类，这是专门为装饰漆棺进行的设计。其中一类是将漆棺视作一个空间营造的载体，模拟宇宙或住宅，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和空间感;另一类比较系统地装饰神仙异兽图像，可以看作丧葬信仰和死后愿望的图像化表达。

西汉时期新出现的漆棺装饰方式，间接传递出当时所流行的思想观念。四神与日月装饰，是战国秦汉以来以阴阳、四象、五行为主体所构成的宇宙模式在丧葬中的表现，而墓葬已被视作一个微型的宇宙空间，类似观念早在秦始皇帝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营造思想中已有所体现。绘制建筑图案，顺应了墓葬“第宅化”的发展趋势。镶玉漆棺的出现，体现了对于玉与不朽的追求。神仙、神山、神兽等图案，可能与当时所流行的生死观念有关。从这一角度观察，西汉漆棺装饰较东周有了明显的变革与创新。

三、结 语

东周至西汉时期漆棺装饰的变革，重点不在于具体纹饰的变化，而是在装饰内容和内涵上进行新的探索。部分漆棺装饰不仅限于绘制一些常见的漆器纹样，而是有目的、有布局地进行装饰。漆棺逐渐具有更丰富的丧葬内涵，而不仅仅是装敛尸体的葬具。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这或许与生死观念的变化和葬具制作的专门化有关，而这二者又是相互关联和促进的。

东周时期对于死亡的认识多停留在“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层面，汉代对于死亡和死后世界的认知并不限于此。从墓葬营建来看，模仿生时居所、构建模型宇宙、描绘仙界场景等方式，蕴含着时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而人死为鬼、死后成仙、生死异路等观念的流行，显示出生、死之间的差别逐渐明显。

虽然棺是一种特殊的器具，使用场景十分局限，即《韩非子·备内》所谓“人不死，则棺不买”。但从上文所讨论的漆棺装饰结合文献材料来看，先秦时期的漆棺制作和装饰可能并未完全从相关手工业活动中独立出来。先秦时期对于棺的认识，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作为葬具用来装敛尸体，“欲其坚厚久远，非特为人观视之美而已”[47];二是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通过棺椁数量和饰棺之法的不同来体现;三是厚葬思想的物质载体，主要通过加大棺的尺寸、板材的厚度来体现。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均透露出多数漆棺上的纹饰只是作为一种装饰，并未予漆棺装饰以特殊关注。《周礼·天官·冢宰》云：“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缝事”[48]，可见掌管缝线之事的缝人，不仅负责生人的衣物制作，同时也负责丧事所用的饰棺之物。《周礼》中对其他丧葬物品的记述也有类似情况。这说明丧葬环节中专用的器物，其制作和管理可能并未与日常器物严格划分。这与文中论述的此时漆棺装饰多与同期青铜器、漆器、丝织品上的纹饰相仿的现象应具有直接关联。

汉代文献中始见对漆棺装饰的描述，且明确指出身份等级较高者的漆棺是带有特殊装饰的。如《汉书·佞幸传》记载：“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等不悔过，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49]。文献所载漆棺的样式大抵与考古出土的实物相符合，当然考古材料所显示的实际情况显然比文献记载更加丰富。

更重要的是，汉代文献中明确指出设立有专门制作丧葬器具的部门东园。《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东园匠十六官令丞”，颜师古注曰：“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将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注曰：“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50]，《汉书·霍光传》记有“东园温明”，“温明”即盖在死者面部的漆木面罩。《汉书·孔光传》记有“东园秘器”，即棺。《后汉书·皇后纪下》亦载：“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注曰：“东园，署名，属少府，掌为棺器。梓木为棺，以漆画之”[51]。

据文献记载，东园是专门制作丧葬器具的机构，其中包含木质葬具，既然汉代在中央已经设立专门工官，漆棺的制作势必要从一般手工业门类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说明葬具的制作更加专门化，丧葬功能也愈发突出。也正因此，西汉时期的漆棺装饰与同期漆器、陶器、青铜器纹饰的差异逐渐明显，出现了与葬具形制、功能相配合的图案。从上述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到，不仅是皇室，葬具制作的专门化现象至少在中高等级官吏中广泛实行。

汉代以降，葬具制作专门化的情况依然延续。北魏时期洛阳城南的奉终里汇集了从事送死之器制作的手工业者，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并赁輀车为事[52]。由此，有关葬具乃至丧葬器物专业化制作的问题或可继续探寻，将另撰文予以探讨。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3M742461)、“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编号GZC20231785)的资助。

▲ 图三七 M24平面图

(3)M27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196°，口大底小，墓口长5.1米，宽3.3米，开口距地表深2.95米，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210厘米，墓底长4.7米，宽3.3米，墓底中部发现一个腰坑，坑内有动物骨骼。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196°，仰身直肢葬，骨架破损严重，仅存部分头骨，牙齿数枚，肢骨、盆骨部分保存。

随葬品多位于墓室南部，由南向北分别为青铜器，骨角器以及小型玉器，青铜器成组出土，有铜鼎、铜壶等，另有车軎、车马器、蚁鼻钱，还有部分小型装饰品如铜带钩，玉饰有玉璧、串饰、玉网坠等，在青铜器北部有三根鹿角，鹿角部分有榫卯结构，陶器与青铜器堆积。

▲ 图三八 M27平面图

③汉 代

(1)M8

M8为长方形单室土洞墓，方向27°，墓口长4.37米，宽2.58米，开口距地表2.95米，墓壁较垂直，墓葬深度约170厘米，墓底近平，长4.37米，宽2.58米。

葬具腐朽严重，棺木痕迹遗存较为明显，可见棺木上漆画粘连在填土上，并可大致推断出棺木原有位置，长约2.3米，宽0.7米，墓主人头向北，仰身直肢葬，骨架叠压在葬具下，已整体打包提取，保存状况不明。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陶鼎、陶罐、陶壶、陶钫、陶匜等。

▲ 图三九 M8平面图

(3)M17

M17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356°，口大底小，墓口长3.5米，宽2.1米，带口距地表0.9米，墓壁斜直，墓葬深度约280厘米，墓底长3.3米，宽2米。墓室东壁发现一灰坑，从剖面来看，应比M17早。

墓道为阶梯型墓道，位于墓室北侧，宽约1.5米，墓道底距开口1.3米，每级阶梯长1.4米，宽0.25米，高约0.12米，共发现有6级台阶。发现墓主人遗骨一具，头向164°，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较完整，头骨压扁，牙齿保存较好，四肢部分骨骼比较完整。

陪葬品随葬陶器及陶俑皆陈放于墓主头部南侧及西侧，南侧包括陶俑、陶壶、陶鼎，西侧钫、瓶等器物。陶俑包括彩绘灰陶俑、红陶俑。姿势包括立姿俑、跪姿俑。部分随葬陶器为彩绘装饰。墓主脚部发现铜带钩和铜钱。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推测M17应为汉墓。

▲ 图四〇 M17平面图

④唐宋时期

(1)M38

M38为船形砖室墓，方向177°，由青灰色砖错缝顺砌，墓口呈船形，长2.8米，宽0.5米，开口距地表2.3米，墓葬深度0.7米，墓底长2.8米，宽0.8米。

随葬品见瓷碗1件，破损瓷罐2件，其中瓷碗位于墓室北部偏东的位置，残瓷碗一部分位于瓷碗东南，另一部分位于墓室东侧靠近墓壁位置。根据出土瓷器作风及墓葬形制等综合判断，该墓应为唐代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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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紧张繁忙的半年即将过去，或颓废，或激情。过去半年的工作中，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严格按照各项工作流程展开工作，恪尽职守，目标明确。

▲ 图四一 M38平面图

(2)M1

M1为甲字型土圹砖室墓，方向北偏西4°。

墓道：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斜坡墓道，南窄北宽，斜坡长约2.8米。

甬道：位于墓室南壁中部，长 2.44米，宽0.8米，深1.6米。

封门：墓道和甬道之间有一字型封门墙。用料为砖墙，尺寸0.3*0.15*0.08米。

墓室：呈长方型。外圹：直壁、直角、平底。经过修整。开口距地表1.5米，长2.8米，宽2.5米，深 1.7米。砖室，覆斗顶，长2.8米，宽2.5米，高1.5米，墓底长1.5米，宽1.3米。墓主人遗骨发现两具，为夫妻合葬墓，头向北偏西80°，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较完整，西侧头骨见疑似击打形成的损伤，部分骨骼受积水影响有所移位。墓内未发现随葬品，墓室四角见砖砌立柱，墓室底部见两层立砖斜砌墓壁。根据墓葬砖室形制初步推测M1为北宋墓。

▲ 图四二 M1平面图

⑤明清时期

M11

M11由长方形土圹、砖室两部不组成，方向北偏西11°，墓圹：平面呈长方形，直角、直壁、平底，经过简单加工修整，墓圹南北长 3米，宽1.6米，深 1.5米。开口距地表约1.0米。

砖室: 为长方形，拱顶，已坍塌。南北长2.7米，东西宽1.2米，砖室残高0.9米。墓室由大砖砌成，大砖长30厘米，宽18厘米，厚5厘米，南壁与西壁有部分几何形花纹砖，新老混用，墓顶有带榫卯结构的弧形砖，长约20厘米，宽14厘米，厚6.5厘米，两端中间为榫卯。

葬具：发现有棺钉等棺椁痕迹，长约1.8米，宽约0.6-0.7米。发现墓主人遗骨两具，为夫妻合葬墓，头向北偏西11°，东侧人骨骼扰动，西侧人骨骼为仰身直肢葬，骨架保存较完整，但部分受扰，位置错乱，头骨破碎。随葬品于墓室东北角发现一重沿小口罐。根据墓葬砖室形制初步推测M11为明代墓。

墓葬出土器物：

▲ 图四四 M8谷纹玉璧

▲ 图四五 M24玉觽

▲ 图四六 M8铜矛

▲ 图四七 M24象牙韘

▲ 图四八 M9、M24铜带钩

▲ 图四九 M24铜带钩

▲ 图五〇 M9蜻蜓眼

▲ 图五一 M18水晶玦

▲ 图五二 M18水晶琀

▲ 图五三 M27骨管

▲ 图五四 M9猫头鹰骨牌

▲ 图五五 M27铜壶

▲ 图五六 M27青铜器纹饰

▲ 图五七 M24铜鼎

▲ 图五八 M24鼎内动物骨骼

▲ 图五九 M27犀角六博棋

▲ 图六〇 M8泥金饼

（三）陪葬坑

①陶礼器陪葬坑

遗址北区范围内发现一座陶礼器陪葬坑，位于M24、M27北部，其中出土37件陶器，其中包括12件陶鼎、4件陶壶、2件陶簋、4件陶敦、2件陶簠、1件陶罐、1件陶瓿，2件陶豆、2件陶盒、2件陶斗、2件陶匕、3件陶盘。结合器形、器物组合等因素，初步推断该坑年代为春秋晚期。

通过对M24、M27铜器墓出土的铜器进行X射线拍摄，铜器器形和纹饰基本明晰，与其他遗址出土相似陶器进行对比，两座墓葬的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该礼器坑位于两座铜器墓的正北约3米处，可能是两座铜器墓的陪葬坑。该礼器坑出土的部分器物形制特殊，在安徽属首次发现。

▲ 图六一 K1(陶礼器陪葬坑)位置图

▲ 图六二 K1(陶礼器陪葬坑)出土情况

②车马坑

(1)车马坑边界范围

车马坑位于古城遗址2020年配合基建发掘北区，其南部边界距离008乡道116.8米。2020年8月1日-9月30日，我们对古城遗址的晚期打破车马坑的堆积进行了清理，发现唐代船形砖室墓三座，分别为M38,M39,M40，该车马坑东西目前残长为16.5米，南北宽为7.55米，开口距地表2.4m。现存车马坑深度为1.2-1.5米。

▲ 图六三 车马坑航拍图

(2)车马坑形制结构

古城遗址的车马坑为长方形坑，车与车东西横列。自西向东排列有两辆马车，分别为驾二，马头之间间距约为40-45厘米，每辆车由两匹马拖曳。第三辆马车为驾四，马头之间间距约为90-100厘米，该车为四匹马拖曳，该车往东有一辆马车，为驾二，目前看车马坑马车的排列为二(马)、二、四、二。

我们初步认为该车马坑为整车埋放，车马基本结构为辕(辀)、舆、轴、轮、衡构成。辕跟轴十字相交，舆置于其上，舆近方形，舆后中部设门。

▲ 图六四 车马坑①号车

▲ 图六五 车马坑航拍图

(3)车马坑遗存及保存状况

目前车马坑内发现马十匹，车四辆，坑内发现车舆、车衡、车轭、车辕痕迹，发现青铜盖弓帽、衔环、车门饰、车軎等构件。

由于受晚期堆积破坏，该遗址紧邻颍河、茨河等流域，地下水位极高，埋藏环境恶劣，一些铜构件可能移位，部分马头损毁，仅现牙齿和碎骨，在车马坑东部沟内的剖壁上，我们发现了4号车车轮的灰痕。

▲ 图六六①号车马首

▲ 图六七 ④号车车轮

▲ 图六八 铜构件

▲ 孙机(左)与李约瑟合影

▲ 图七〇 车马器

▲ 图七一 车马坑出土S云纹簋腹片

初步认识

(1)古城遗址车马坑大致年代

根据车马坑填土中出土的陶片以及周边M34、M37出土器物的大致时代，我们初步判断该车马坑大致年代可能不晚于东周时期，与商末周初从中原迁徙至此的归夷部落建立的胡子国贵族是否有关系尚不能确认。

▲ 图七二 M35勘探情况航拍图

(2)古城遗址车马坑功能及大致规模

车马埋葬遗迹分为车马殉葬遗迹和祭祀遗迹两类，西周时期无鼎小墓均无车马坑与车马器，一鼎至三鼎墓大多有车马器，很少有车马坑，五鼎或五鼎以上的墓，几乎都有车马坑，而殉车、马的数量也还各有等差，东周时期九鼎墓有单独的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

▲ 图七三 车马坑、 M35、M44位置图

郑若葵先生曾依据车马是否共存把车马坑分为车葬坑、马葬坑和车马合葬坑三类。又以同位坑、异位坑来界定车马坑的功能，认为“异位葬的车坑、马坑，大多具有祭祀意义，仅个别具有殉葬意义”，“同位葬的车坑、马坑，一般只具殉葬的意义”。

而在古城遗址发现的车马坑西边3.68米处，即在引江济淮管线红线范围以内，我们通过勘探和初步发掘，发现了两处甲字型墓葬，分别为 M35，全长32米，墓室长14.6米，宽14米，墓道长18米，宽6.1米。M44，全长27米，墓室长16米，宽15米，墓道长11米，宽4米。

根据其上压文化层年代，M35开口距地表2.6米，7.3-7.5米见椁板。应不晚于东周，可能为商周时期。M44开口距地表2.8米，9.12-9.15见椁板。M35在引江济淮施工红线58米宽度范围内，目前仅发掘到露出开口线位置。M35与M44平行分布，两墓间距6.75米。M44仅探出范围，因不在红线内，所以未下挖。

大墓的发现也充分证明了古城遗址车马坑的性质为殉葬。先秦时期真车实马陪葬主要见于帝王诸侯陵墓中，而我们在对古城遗址车马坑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完整的车舆、车轮木质灰痕、整马骨架，据此我们初步推断该车马坑的主人应该不低于诸侯级别。

▲ 图七四 M35墓室、墓道开口情况

结 语

阜阳紧邻中原地区，受商文化影响十分强烈，也是商人经略东方的途经之路，史书记载阜阳地区为西周“胡国”的所在地，《索隐》：“索隐宗胡，邑名。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预云‘汝阴县北有故胡城’。《太平寰宇记十一卷河南道》：“‘《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胡国，汝阴胡城是也。’”。

古城遗址采集所得的遗物中有相当数量的西周时期风格的遗物，安徽地区两周时期墓葬在古城遗址第一次如此大量且集中的出现，标志着该区域与文献记载的“胡国”应有一定的关联。遗物的年代跨度较大，发现器物种类较多，遗物的分布有一定规律，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继早期先民于此活动后，这一地区在后期应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活动，且在这一区域可能有固定的功能性划分。

而这一功能性划分的范围是沿用先前的城市规划，还是后来采用的后期城市规划方式目前尚不知晓。随着12鼎陶礼器坑、车马坑、高等级甲字型大墓的出土，表明古城遗址在两周时期曾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它地处中原地区与东方的枢纽，继续开展对古城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历史演进、城市规划布局和功能演化，对进一步探索中原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关系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邺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

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詟惧。神武有疾。

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乌集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

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之。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思政以玉壁地在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迁并州刺史，仍镇玉壁。八年，东魏来寇，思政守御有备，敌人昼夜攻围，卒不能克，乃收军还。以全城功，受骠骑大将军。

——《周书 卷十八 列传第十 王思政传 》

十二年，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命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

齐神武使谓城中曰 ：“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饬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伏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韝吹之。

吹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缦，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长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

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扞之，敌不得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

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 ：“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 ：“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 。”

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 。”

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

神武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后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宽功，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鄴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鄴下每先有黄黑螘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螘尽死。

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城中出铁面。神武使兀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

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慑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鄴。辛亥，征世子澄至晋阳。有恶鸟集于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

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焉。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北史 卷六 齐本纪上第六》

斛律光(515年―572年)，字明月，北齐名将，善于骑射，号称“落雕都督”。先后被拜北齐大将军、太傅、右丞相、左丞相，封咸阳王。他骁勇善战，在与北周近20年的争战中，多次指挥作战，均获胜利。他治军严明，身先士卒，不营私利，为部下所敬重。

在数年周齐交战中，韦孝宽屡破斛律光防线而不得，故纵离间之计于邺城，其间语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令谍人将间言教邺城小儿歌之于路，北齐后主高纬听信谗言，令人将斛律光以弓弦绞死于含风堂。斛律光死后未久，北齐即为北周所灭。

一代忠魂死后被安葬于古绛州，今新绛县城西南六百米之地有一千年古冢，即为北齐斛律光墓。

早年，斛律光墓棺木为大红色，棺盖上安放着一柄他随身所带佩剑，红棺由两根铁索悬吊，以此确定其为悬葬。从民国十七年版《新绛县志》记载看，斛律光墓于当时还尚无破坏迹象，亦无被毁记载，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墓葬开始逐渐遭受破坏，而后更遭大面积盗掘与破坏，最终冢内悬棺、佩剑及随葬品流落何处，已成为永久之谜。

光虽贵极人臣，性节俭，不好声色，罕接宾客，杜绝馈饷，不贪权势。每朝廷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或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仿其父金之法，营舍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自结发从军，未尝败北，深为邻敌所惮。

——《资治通鉴 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