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因“叛国罪”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枪声响起时,他16岁的女儿吴学成和7岁的幼子吴健成被锁在台北南昌街的出租屋内,门外是特务的监视与邻里的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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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过去,房东来人换锁,姐弟俩拎着那个旧布包,十两黄金攥在手心像烫的铁,夜里找不到去处,就蜷在火车站廊檐下,风从脚背钻上来不敢睡死,吴学成不说哭,手指一直摸那几张证件,第二天去借纸借笔,写了一封信,写给台湾军法局,写自己未成年,写父亲身份,写弟弟还小,家里仅剩两个孩子,请给一个能按规矩收殓的机会,生辰八字不懂,就把出生证明和家庭关系都夹进去,字不飘,话不多,冤不提,理不扯,信封封好就送走了,门口的兵看她年纪小没拦,人群散着,她没抬头看,回到廊檐下继续裹着包睡,批文下来了,消息是托人带到市场那边的,军法局准了,父亲旧部吴荫先出面跑手续,她把耳环卖了又去当铺出了一枚戒圈,火化的钱凑齐,骨灰坛抱在怀里一路坐车去台北善导寺寄存,坛口的布条系得很紧,名字写清楚,不让他变成无名,家里还能对着一个地方说话,这点面子要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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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安了也没地方安身,母亲王碧奎还关着,姐弟俩的名头在人口里传,贴着“叛国犯子女”那几个字,教室待不住,学成去市场摆一张小凳子,鞋油和刷子装在盒子里,白天给人擦鞋,晚上回到借住的屋角拿针线,灯泡昏黄,手背裂口有血痕,指肚一扎就疼到手臂,警察来收“保护费”,她没交,鞋盒被一脚踢翻,鞋油滚到沟里,她把弟弟往身后一带,说没事,明天再摆,十九岁那年,弟弟要交下一学期的费用,她去媒人那里坐一下午,签字嫁给一个大她十五岁的退伍老兵,桌上摆一盘花生,她心里算账只盯那几张学杂费,婚后过得不顺,她也不解释,嘴里丢下一句“只要健成能读书,我认命”,吴健成回想起小时候,说最像过节的喝的,是从中药铺门口扫来的当归头,烤干,碾成粉,热水一冲,味道苦里带香,装在旧杯子里当“假咖啡”,端着手不抖,喝完去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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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那边也不太平,留在大陆的孩子各自挨,长子吴韶成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翻到《字林西报》,一眼扫到父亲名字,剪下那张纸夹进书里,过了几十年还在,长女吴兰成背着“特务家属”的帽子分去内蒙古林区医院,冬天穿棉袄看病人,年头一年一年过,到了1973年,有消息传来,国务院批示,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单位贴出红头文件,家里人的路一下子宽了一寸,证件能办,档案能调,九十年代开了,1991年,吴学成和丈夫把骨灰从台湾接回,来回的手续一摞一摞,她把坛子放在腿上不离视线,车开到香港,报摊上拿到《大公报》,看见一批解密的档案,才知道当年那份情报救下十万解放军的命,原来父亲做的事就摆在这几页纸上,她站在站台边没说话,等车进站就继续走,到了北京香山福田公墓,把父亲和母亲合葬,碑上的字摸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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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路讲起来不响,落在她身上全是活法,没喊口号,她把长姐要扛的事扛住,信是一封信,日子是一辈子,没去卷入纷争,做的都落在亲人身上,史料翻开,名字会出现,忠诚两个字贴在父亲身上,亲情两个字落在她肩上,香山的墓前常有国家安全系统的人来献花,花束摆在石碑前一排,她晚年被问起,只说“我不过做了女儿该做的事”,海峡两边走了半个世纪,这一家把骨灰搬回,把话说完,把没断的线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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