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乱的近代中国,无数家族因战火飘摇而家破人亡,文物流失海外成了时代的痛。
就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位女子婚后3月丧夫,独守空房84年,却独自扛起守护国宝的重担。
战争结束后,她因捐献国宝被奖励2000万。
她究竟是谁?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守住国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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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丧夫
1906年,苏州城丁府添了第二个千金,父亲丁春之亲自取名“素珍”,寓意兰心慧质、素洁如玉。
丁春之为人正直,在清廷做过知县,后弃官从商,一手将丁家经营成苏州城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
丁素珍自幼锦衣玉食,身边丫鬟成群、琴书环绕。
她聪颖好学,年少时便能诵《诗》《书》,精通琴棋书画,是苏州城里公认的“第一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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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丁素珍嫁给了苏州城另一名门望族潘家的独子潘承镜。
潘家世代仕宦,家族中不乏进士、尚书、军机大臣,尤其在乾隆、咸丰年间名震朝野。
此番丁潘联姻,在当时的苏州城引起不小的轰动,堪称“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潘承镜是潘家唯一的孙子,自幼聪颖、文质彬彬,是祖辈眼中的掌上明珠。
婚礼那日,苏州城锣鼓喧天,红妆十里,街头巷尾皆称“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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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素珍原以为,未来不过是相夫教子、侍奉翁姑、琴瑟和鸣的人生。
但命运从不按牌理出牌,三个月后的一日深夜,潘府传出惊慌嘈杂的脚步声。
丁素珍刚从庭院中散步归来,尚未褪下外衣,便被小丫鬟从门外慌张叫起:
“少奶奶,少爷他不大好了!”
她心头一紧,提起裙角就往前院奔去,潘承镜高烧不退,面色蜡黄,呼吸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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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早已请来郎中,但连番施针开药,却皆无效。
丁素珍一夜未眠,紧紧守在床边,执着他的手,不住地哽咽唤名。
直到天光微白,她所握的那只手,终究失去了温度。
十八岁的她,新婚3月便丧夫,成了寡妇。
送别潘承镜那日,她未曾落泪,只静静地跪在灵前三日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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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护鼎
潘承镜并未留下子嗣,潘家原本就香火凋零,这突如其来的白事更是令整个家族陷入震惊与愁云之中。
但潘承镜的祖父潘祖年对丁素珍的才情、操守颇为敬重,加之她一夜之间沉稳坚毅的表现,令他肃然起敬。
于是,他亲自为这位孙媳妇改名“潘达于”。
“达于”二字,源自潘家收藏的大盂鼎,寄望她如鼎之坚、如器之重,能扛起家族重任、护好传承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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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与大克鼎是潘家的命根,也是这个家族曾经显赫荣耀的象征。
这两件鼎器来历非凡,一件为大清重臣左宗棠赠予潘祖荫,另一件则由其亲自出资购入,被誉为“海内三宝”中的两尊。
几代潘家人将其视若命脉,珍而重之,但如今,潘家后继无人,潘祖年病重之际,只能把守鼎的重任交给潘达于。
那天他唤来潘达于,将一枚钥匙轻轻放入女子掌心:
“阿达,盂鼎、克鼎,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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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于双手接过钥匙,自那一刻起,她不仅是潘家孙媳,更是“国宝守护人”。
在那之后,她开始接触潘家的藏品,阅读家族谱牒,记录祖上传下的典籍器物。
不久,潘祖年去世,苏州风声骤变,军阀混战、匪盗横行,各路势力你争我夺。
民间传言四起:“潘家藏有国宝,价值连城!”
那对鼎的名声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招惹来无数贪婪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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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登门的是国民党某高官,带着卫兵和厚礼,假意拜访,实则直指藏品。
潘达于听着对方夸赞潘家的文化贡献,又“顺势”提及传世重宝可否“借展”,意图昭然若揭。
她只是浅笑摇头:“家祖遗训,珍宝不得示人,更不外借,望君见谅。”
高官讪讪而去,但并未就此罢手,数月后,文物贩子、外国洋商、地方爪牙接踵而来。
有人开价600两黄金加一栋洋房,有人承诺提供国外庇护,还有人威胁恐吓,欲强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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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糖衣炮弹与明枪暗箭,潘达于始终守口如瓶,从未透露大鼎下落半分。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苏州成为目标,11月的一天,日军逼近城门。
当天夜里,潘达于叫来最信得过的两名家仆与继子家懋,悄悄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数箱字画、金石装入早已备好的木箱中。
她亲自画出掩埋位置图,并交代如何伪装地面。
日军进城三日后,便兵临潘家大宅,数十名士兵破门而入,挖地三尺,前院后院几乎成了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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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以枪口逼问,她却面不改色,只说:“文物?家中早就流失殆尽,我未曾见过。”
七次搜查,七次未果,日军气急败坏,将屋中值钱之物洗劫一空,潘家从此一夜破落。
被掳财物的潘家如同空壳,达于带着子女投奔上海亲戚,避战乱、躲追查。
生活骤变,她从曾经的富贵夫人,沦为挤在弄堂小屋、洗衣做饭、亲手酿酱油卖钱度日的普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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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难保,她却仍牵挂苏州大宅中那两个沉睡于泥土下的鼎。
为了安稳,她不惜冒险回苏州察看,某次归来,发现地面塌陷,木箱腐烂,冷汗瞬间湿透脊背。
她带人小心翼翼将鼎器移出,重新包裹,用破旧棉絮、残旧衣物掩盖,藏于一间废弃杂物房中。
尽管生活困苦,她却从未想过卖鼎,直到新中国成立,她才将这两件国之重器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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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出国宝
1950年,年逾不惑的潘达于从苏州来到北京,带着一封写给中央文化部的亲笔信,以及两份沉甸甸的清单。
她在信中写道:“大盂鼎、大克鼎,皆家族所藏,今国已新生,愿将此二器奉献国家,请妥为珍藏,勿令流落海外。”
文化部接信之时一度震惊,大盂鼎、大克鼎,是周朝宗庙器具中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铭文之长、铸造之精、保存之完好,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数十年来,众多考古学者与博物馆界都曾为此四处追寻,却始终不得其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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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竟由一位寡妇主动捐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国家派出专人连夜赶赴苏州,进潘家老宅查验两鼎。
当天清晨,考察组一行人步入那间狭窄昏暗的后屋,拨开尘封已久的柜子与旧布,映入眼帘的,是两件沉静而庄严的青铜器。
那一刻,考察人员肃然起敬,几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后不久,国家为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决定给予她2000万元(旧币)奖励,并颁发了捐献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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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却婉拒金钱,仅领证书,她对前来慰问的文化部人员说道:
“这不是买卖,这是我还给国家的东西。我守了它几十年,不是为了换钱,也不是为了留名,只是想让它们有一个好归宿,不再流浪。”
更令人动容的是,她还将这20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转赠予国家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补贴。
她的举动被当时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人民日报专文赞誉:
“一位无名女子,以一己之力守护国宝数十载,今又将国器还国,并倾囊助军,其德其行,堪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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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潘达于并未因此而改变生活方式,依旧每日在弄堂老屋内种菜、读书、抄经,生活简朴如常。
从那以后,潘达于陆续将潘家所藏各类文物、书画、碑帖、竹木牙雕等无一例外地捐出。
仅上海博物馆接收的她捐赠文物便达四百余件,其中不乏元青花、明永乐瓷器、清宫玉器、汉镜、战国编钟等稀世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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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清寒
潘达于晚年居于上海一处破旧弄堂内,屋小阴暗,冬日无暖气,夏季无电扇。
家中陈设极其简陋,一张老藤椅、一只破竹篮、几本残书、一床补丁被,便是她的全部家当。
即便因为曾经的身份问题被为难,她也从未说出自己捐赠国宝一事来换取轻松的生活。
她默默接受安排,日复一日地扫大街、清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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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她九十八岁那年,上海博物馆为她举办了一场专属展览。
她被邀请前往观展,这是她第一次以“捐赠人”身份正式公开亮相。
那日,她由一位年轻女工作人员搀扶着缓步走入展厅。
当她看到那两件沉睡多年、如今熠熠生辉的大盂鼎、大克鼎时,眼神忽然就湿润了。
她站在玻璃展柜前久久不语,轻轻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像是在与久别重逢的亲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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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上海博物馆特地为她举办百岁寿宴。
馆长亲自为她戴上“荣誉捐赠人”金章,数十位专家、学者前来道贺,纷纷敬酒称颂。
但她却一如既往地低调,笑着说:“我没有做大事,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两年后,她在一个春日清晨安然辞世,享年102岁,无病无痛,无牵无挂,走得平静而安详。
她的去世没有轰动全国,没有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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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上海博物馆门前,短暂地挂起一块素白绢布,上书:“国之守器者,百年归去,愿其安息。”
潘达于不过是一个寡妇,却用84年的沉默与坚持,为国家守住了两件镇国重器。
她拒绝黄金、礼遇与功名,把所有荣耀留给了大地与历史,把自己隐入人海与时光。
直到生命最后,她都未曾为自己讨一句苦、一分利。
她走了,却将“文物有家”的信念,种在了每一个懂得敬重历史的中国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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