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最惨上将，前往上海看个牙就成光杆司令，其部下全都投了红军

1931年，国军一上将前往上海看牙，万万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成了光杆司令。

他走后，他的部下全部投了红军，堪称国军最惨上将。

他是谁？他的部下是如何悄无声息投奔红军的？

西北杂牌军

1931年春天，一支编号为第二十六路军的部队，从山东济宁出发，一路南下，开往江西。

这支部队的来头并不小，他们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冯玉祥的部队讲究军风纪律，也曾令敌人闻风丧胆。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氏退位隐居，其部被蒋介石收编。

西北军被一刀切地划归为“杂牌”，重新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听命于国民政府。

蒋介石表面上安插西北将领孙连仲为该路军的总指挥，实际上则是步步设防、层层制衡。

他给了这支部队任务，不是戍边，也不是练兵，而是“剿共”。

而且还要他们从熟悉的黄河故土，被派往千里之外的江西山区。

调令一出，怨声载道，但作为军人，他们不得不服从军令。

这群西北兵到了江西，气候不服、饮食不适，痢疾、疟疾肆虐在营中蔓延。

几日下来，军营到处是咳嗽、呻吟和躺在竹席上的高烧士兵。

最让人心寒的，是军饷断供。

中央财政本就拮据，蒋介石也不愿为一支他打心底不信任的“杂牌军”多花一分银子。

有些战士连草根树皮都开始啃，而那些“有点门路”的军官，则靠勒索当地百姓填饱肚子。

这种贫与乱交织的现实，让士兵们心生动摇，信仰崩塌。

而战场上，26路军在对战中，毫无战略可言，被红军不断诱入包围圈，伤亡惨重。

尤其是“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士兵们信心尽失，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

再加上连日行军疲惫，军官与士兵之间摩擦不断。

一线士兵痛骂高层坐享其成；军官则怀疑士兵阳奉阴违、蓄意逃脱。

孙连仲尽管出身西北军，做过连长、营长、甚至青海、甘肃的高官，但这时也感到指挥权一点点流失。

他每天接报，就是掉队、逃兵、患病、哗变……就连警卫营也开始传出哗然之声。

一些先知先觉的士兵，开始寻找出路，有的甚至主动与红军联络。

牙疼将军

1931年冬天的江西宁都，第二十六路军前线战事不利，后方补给不继，军营里弥漫着一股躁动气息。

掌握全军兵权的总指挥孙连仲，却在营房中痛苦地捂着一侧腮帮，面色憔悴，额头布满冷汗。

孙连仲的牙疾，早已不是一两天的事。

他以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这一次格外的疼，他夜不能寐、饭不能吃，讲话都破音。

他坐在营帐内，听着外头士兵压低声音咒骂的声音，还有远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与呻吟声，忍不住烦躁地甩了甩头。

副官小心翼翼进来禀报：“赵参谋长来请示明日调动事宜。”

孙连仲抬手摆了摆：“让他自己看着办，我去上海一趟，牙不行了。”

副官面色一惊，终究没多说什么，他知道，孙总指挥表面是去上海治牙，实则是借机脱身。

连日来的战事失利让孙连仲身心俱疲，他没法调动士气，也没法压服内部派系。

去上海看牙，成了他短暂喘息的借口。

离开宁都那天，孙连仲带着贴身亲兵，悄然从营地后门登车离开。

而在他离开的当日傍晚，参谋长赵博生走进了总指挥部，径直坐上了孙连仲的那把椅子。

随后他便命人重新整顿通讯队与电台部门，同时约见73旅旅长董振堂密谈长达两个时辰。

董振堂原本性情耿直、话语粗犷，但这一夜却出奇的沉默。

他站在赵博生面前，听完指示，只是缓缓点头：“时机到了。”

孙连仲或许做梦都想不到，他前脚刚踏出军营，这支他苦心维系的队伍，就已悄然改弦更张。

他本以为短暂离开几日，只需稳住高层、妥帖安排后勤，便可归来继续统领一方。

可他忘了，军心已散、人心已变，即使身为总指挥，也早已空有其名。

更何况，在他不知情的营底之下，地下的暗潮早已涌动数月。

赵博生本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自特支成立后，便一步步在部队中扩张影响。

而董振堂，也早被秘密吸收进组织。

这两人不仅握有实权，更赢得了不少下级军官的心。

在这样一支缺粮、缺药、缺信仰的队伍里，能给饭吃、能给方向的人，才是真正的“主心骨”。

孙连仲的空缺，为这场已经筹谋多时的起义提供了最佳窗口。

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以“犒赏军官”为名，邀请全军团级以上军官参加“宁都天主教堂聚宴”。

宴席尚未上齐，赵博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沉声宣布：“起义已定，赞成的，留下；反对的，退出门外。”

话音落地，教堂内一阵死寂，随后，几个反动军官企图挣扎，却被早已埋伏在暗处的起义士兵一举制伏。

与此同时，赵博生的亲信控制了军部电台，通讯中断；关键哨卡被轮换；军械库钥匙落入起义军手中。

15日凌晨，宁都城东门悄然打开，二十六路军1.7万将士鱼贯而出，朝着苏区方向行进。

直到队伍行至乡野，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士兵才发现：赵博生、董振堂等军官早已换上了红军臂章。

这支部队，自此脱胎换骨。

中央苏区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授予番号“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红军劲旅

一开始，苏区的红军对这支突然涌入的“转籍部队”并非完全放心。

但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很快作出定调：不能戴“有色眼镜”看人，政治上要平等，生活上要照顾。

于是，红五军团士兵得以分批送往医院治疗疟疾、痢疾等长期困扰他们的疾病，每人每日还有油肉补给。

病好之后再分配到连队，进行政治学习与军纪训练。

朱德曾亲自前往军团驻地探望，坐在火堆旁与新兵围坐谈心。

但真正让这支部队脱胎换骨的，是随后的战斗。

起义第二年，红五军团便参加了赣州战役、龙岩战役与漳州战役。

战法上，他们从“旧军战术”迅速过渡到红军“运动战、游击战”的打法。

组织上，他们逐步建立起以营连为单位的党支部与战士代表制度。

1933年，红军迎来中央苏区防卫战的高峰期。

面对蒋介石调集百余万大军的围攻，红五军团担任阻击与掩护任务。

在黄狮渡战役中，赵博生亲临一线，率部坚守阵地。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他指挥冷静、身先士卒，最终因胸口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6岁。

消息传到瑞金，毛主席亲书挽词，称其为“忠义赤胆，起义功勋”。

赵博生倒下后，董振堂接过指挥棒。

他原本是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为人刚烈沉稳，既能作战，也善带兵。

他主张对旧军出身的士兵“多给任务、快打胜仗”，用战功说话。

在他的带领下，红五军团参与第五次反“围剿”，浴血奋战，始终未被击溃，成为红军主力中最敢打硬仗的一支。

1934年长征开始，红五军团被编为红一方面军的后卫部队。

他们负责为兄弟部队断后、殿守，常常最晚撤离、最早迎敌。

金沙江畔，是他们扼守阵地整整九天九夜，用血肉之躯挡住敌人突袭，最终掩护大部队顺利渡江。

翻越夹金山，他们走了整整三次，从前锋到殿后，没有人退缩。

1936年，红五军团被编入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

高台战役中，他们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弹尽粮绝，仍死守阵地不退。

总指挥董振堂临终前将地图撕碎，生怕落入敌手，宁死不降，壮烈牺牲，年仅42岁。

这支部队，经历了战争最残酷的考验，成了红军系统中最具韧性的一支“铁军”。

而远在他方的孙连仲，彼时虽已从上海归来，却已找不到自己的部队。

他在蒋介石安排下重新组建第二十六路军，再度上阵。

但军中人知晓他“离营看牙丢军”的旧事，不再将他视作能统三军的大帅。

这个曾在抗战时期奋战台儿庄、驰骋华北的将军，纵有战功加身，却始终未能洗净那场起义带来的羞辱。

从冯玉祥麾下的西北杂牌，到中央苏区的红军劲旅，第二十六路军的转身，是一段隐忍与爆发交织的革命史。

宁都起义，不只是一次军事起义，更是一群士兵在信仰、生存与未来之间作出的选择。

赵博生、董振堂以生命书写忠诚，红五军团以血火铸成锋芒。

而孙连仲，这位在风雨中“看牙失军”的将军，最终也难逃历史的讽刺与记忆的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