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腐败“兄弟档”

日前，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雷绍业违规插手医药行业相关问题。

通报指出，雷绍业利用担任娄底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怀化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插手医院工程和药品采购，伙同胞弟雷某某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这是近年来查处的“兄弟档”腐败案件中的又一典型案例。

雷绍业兄弟的腐败轨迹始于2011年，终于2023年5月，时间跨度长达12年。在这段时间里，雷绍业利用职务便利，先后违规插手和干预娄底市某医院药品配送、怀化市某医院超高端CT采购等项目，由其胞弟雷某某出面，非法攫取巨额财物。这种“哥哥掌权、弟弟经商”的模式，使得医疗资源成为敛财工具。这种腐败模式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严重破坏了医疗行业的公平竞争环境。

此前，腐败案件中的“兄弟档”案例还有不少：

2023年7月，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弟弟周健勇作为从犯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周江勇通过弟弟周健勇作为利益输送桥梁和“白手套”，受贿高达1.82亿余元。

周健勇的生意表面上是“正经生意”，却表现出明显“权力追随”特征。周江勇在哪儿任职，周健勇的公司就开到哪里，从宁波到舟山，再到温州、杭州，周健勇的商业版图随着周江勇的仕途升迁而不断扩张。这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模式，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和政治生态。

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的案例则展示了更为隐蔽的腐败手段。孙志刚纵容其五弟孙少武在贵州经商，通过高价股权转让等方式输送利益。2015年，孙志刚一到贵州任职，孙少武就紧随而至，利用哥哥的职务影响干涉市场经济活动，成了贵州政商圈中炙手可热的“孙老五”。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有家企业想到贵州省开展业务，孙志刚一面答应该企业的请托，一面提出希望这家企业也支持他弟弟的项目，收购孙少武在武汉的一个土地项目股权。企业老总怀着攀附的目的，以远高于市场价完成了收购。这种通过看似合法的市场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方式，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2024年，孙志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相比前几起案件，海南董永泉兄弟的腐败金额虽然相对较小，但同样具有典型性。三亚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原局长董永泉通过弟弟董永聚收受房产和奥迪车，终审被判5年，涉案财物被没收。

这起案件的特点是只收受实物。2014年春节期间，董永泉介绍弟弟董永聚认识了三亚同和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纪某某。随后，纪某某出资190万元为董永聚购买房产，并赠送奥迪车一辆，而这些房子和车子挂在董永聚名下，实际上由董永泉使用。

深入分析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兄弟档”腐败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首先，权力与商业的家族式捆绑。在这些案例中，往往是哥哥掌握权力，弟弟则利用这种权力影响经商获利，这种模式使得公共权力成为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

其次，隐蔽的利益输送手段。从雷绍业兄弟的医疗设备采购，到周江勇兄弟的项目代持，再到孙志刚兄弟的股权转让，这些案例展示了腐败手段的多样化和隐蔽化。特别是孙志刚案中采用的高价股权转让方式，更是将腐败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市场交易外衣。

第三，形成了完整的腐败利益链。在这些“兄弟档”腐败案件中，往往不仅涉及兄弟二人，还牵扯到众多商人、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这种利益链的形成，使得相关腐败行为危害大、查处阻力大。

“兄弟档”腐败案件的频发，暴露出当前制度和监管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盲区：

首先，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虽然已有相关规定限制领导干部亲属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但在实际执行中仍存在诸多漏洞。如周江勇兄弟就利用了各种第三方代持手段，使得监管难以有效跟进。

其次，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还不够有力。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兄弟档”腐败有机可乘。雷绍业在担任怀化市委书记期间，能够轻易插手医院工程和药品采购，就反映了这一问题。

第三，对隐蔽性利益输送的识别和查处能力有待提高。随着腐败手段的不断翻新，传统的监督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如孙志刚案中的高价股权转让，就需要更专业的财务审计和市场评估能力才能发现其中的猫腻。

针对“兄弟档”腐败的特点和暴露出的问题，有必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建设：

首先，加强家风建设。“兄弟档”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家族化滥用，因此，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亲情观，防止亲属利用其影响力谋取私利。

其次，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的监管制度。应建立更严格、更透明的申报和公示制度，对领导干部亲属在其管辖范围和领域的经商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和监管。全面建立“权力回避”制度，避免领导干部在可能影响亲属利益的事项上行使决策权。

第三，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要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网络。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第四，提高对隐蔽性腐败的识别和查处能力。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对新型腐败手段的识别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监督系统，及时发现和预警异常交易和利益输送。可以考虑用技术手段对可能的“兄弟档”腐败进行一次体检式“扫描”，从中发现掌握线索，进行一轮“精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