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歌》《游击队歌》《红旗颂》……红色音乐如何串起上海百年文化记忆

红色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民族精神密码与时代发展印记。上海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也是红色音乐创作与传播的重要源头。从革命年代的救亡歌声到新时代的文化强音，一条完整的红色音乐叙事链在上海形成，成为了上海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的红色音乐传统始于民族危亡之际，如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音乐院自创立之初便确立了“以音乐救国”的使命担当。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代院长萧友梅主持编辑爱国歌曲专刊《革命与国耻》，刊载《国难歌》《五三国耻歌》等多首爱国歌曲，成为早期爱国歌曲传播的重要里程碑。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战救亡歌曲创作热潮，发展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批有组织的抗战音乐创作群体：黄自创作的混声四部合唱《抗敌歌》是中国最早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专业合唱作品；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歌》；聂耳、任光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明确提出音乐要“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创作主张。这些将艺术与人民、与革命紧密结合的理念，构成了上海红色音乐的精神内核，也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以亲身经历为创作源泉，在1965年完成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的创作，以恢弘的交响叙事再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庄严场景，成为我国重大活动中使用最多的开场曲之一。改革开放后，上海红色音乐突破了传统创作模式，在题材拓展、形式创新与传播方式上实现了全方位突破。进入新时代，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杂技剧《战上海》、越剧《好八连》等作品陆续涌现，既延续了上海红色音乐的历史根脉，又通过多元化艺术形式适应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彰显了红色音乐的新时代生命力。

上海红色音乐是百余年革命历史与城市文化交融的珍贵成果，是擦亮城市文化底色的重要支撑，需要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

一是资源整合：构建“红色音乐+地标”的文化矩阵。上海612处红色资源中许多与音乐相关，为红色音乐资源整合提供了坚实基础。要推动创作与地标的双向互哺，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文化矩阵,实现红色音乐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传承的转变。在“点”上加强红色音乐旧址的保护利用，打造集展览、体验、演出于一体的红色音乐空间，让游客在建筑中聆听历史旋律。在“线”上串联红色音乐地标，形成特色文旅线路，让红色音乐融入市民生活。在“面”上将红色音乐资源融入城市文化建设，形成“建筑可阅读、音乐可触摸”的文化生态。

二是创作创新：打造“经典传承+当代表达”的作品体系。红色音乐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需要在传承经典基础上推动创作理念与形式的突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红色资源中汲取灵感，打造更多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既要做好经典作品的活化传承，也要推动题材与形式的多元创新，让经典旋律在新的艺术语境中焕发活力。同时，鼓励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传统舞剧与电影艺术结合，放大《渔光曲》的文化符号价值，实现红色叙事的当代突破。

三是传播拓展：构建“多元渠道+精准触达”的传播网络。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创新红色音乐传播方式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关键所在。要构建“线上+线下”“传统+现代”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实现红色音乐的精准触达与广泛覆盖。线下传播要推动红色音乐走进校园、社区、楼宇，如组织专业院团进行驻场演出，将音乐送到市民身边，实现“推开窗是交响乐，下个楼即音乐厅”的文化体验。线上传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如通过短视频形式传播红色音乐故事，实现红色旋律的数字化传播，要推动红色音乐版权输出，让上海红色故事通过音乐艺术走向世界。

四是生态培育：完善“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保障机制。红色音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生态体系。政府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将红色音乐传承纳入文化发展规划，出台扶持政策，支持精品创作与传播推广。市场层面应激发主体活力，鼓励文化企业参与红色音乐IP开发，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层面应凝聚参与力量，发挥学校、社会组织、社区的积极作用，形成全民参与的传承氛围。

（作者单位：上海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