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84年春，北京的风里带着未化尽的凉意。坐在中国作协招待所二楼的沙发上，七十九岁的丁玲抬起头，对面那位金发记者的提问透着探寻意味——“您如何评价毛泽东？”她略作停顿，只说了两句：“毛主席是伟大的。主席对我个人不错。”声音并不高，却干脆。屋里挂钟的秒针划过，现场短暂安静。

这句话后来被多家外媒引用，却很少有人追问其中“不错”二字的来历。时间要拨回到更早。1936年11月的陕北保安，刚脱离国民党监狱的丁玲抵达窑洞深处，一身旧棉袍，神色却倔强。中宣部专门摆了一桌简单的欢迎饭：高粱米、南瓜汤，一碟山药蛋。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到场。席间，丁玲把监狱经历和写作困惑全盘托出。“当红军。”她的回答让毛泽东放声大笑。“正合适。”

第一个冬夜里，毛泽东为她写下《临江仙·与丁玲》。灯芯的火焰摇晃，那首词后来被反复抄写，传为边区文艺佳话。彼时陇东前线吃紧，总政治部急需宣传干部。不到两周，丁玲背上行囊随杨尚昆出发。枪炮声里，她第一次真切接触到农民的饥饿与士兵的冻疮，这段体验日后化进《田保霖》。作品交稿那晚，她被毛泽东直言批评“名士派味道还剩一点”，却也收获“笔抵千军”的认可。

延安窑洞的灯火常亮到深夜。1937年初，丁玲就着油灯抄诗，偶尔把未完成的篇章拿去请教。“旧文学底子不足？”毛泽东轻轻摆手，“底子薄不妨，下生活。”几句点拨，让她此后主动申请到乡村驻扎。深翻地，背土坯，参加夜校，她写字的手磨出老茧。

抗战尾声，她奉命前往张家口、宣化一带采访瓦窑厂工人。1946年的华北风沙大得吓人，三幕剧《望乡台畔》就在寒风里修改成形。土改期间，她蹲点三个村，整整四个月没有摸过钢笔，只拿记事本。农民白天拉她掘地，晚上追着讲家底，“丁同志，给咱写进去。”这股热度最终汇聚为长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1948年盛夏，她带着厚厚手稿抵达西柏坡，原本是去赶世界妇女大会。没想到毛泽东把她留了九天。石榴树下，两人边走边谈，毛泽东问：“阳光下的桑干河，写出味道了吗？”“还差临门一脚。”对话轻松，却不乏推敲。临行前，胡乔木电报数百字修改意见，核心三条：加劳动细节、压缩抒情、突出阶级矛盾。丁玲自嘲“像又挨了一遍编辑部批评”，却连夜改完送印。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职务繁重——中宣部文艺处、中央文学研究所、《文艺报》，哪个都是大摊子。1951年7月，北京酷暑。她正在颐和园西堤写材料，忽听楼梯传来脚步声。“哈哈，来看你！”毛泽东大汗淋漓地推门而入，罗瑞卿在后拎着两大块西瓜。丁玲忙起身让座。瓜汁滴落纸面，她急忙扯稿纸吸水，毛泽东摆手：“弄湿就算留个记号。”天南海北聊到创作，他突然说：“要是给你几年县委书记做做，就更踏实了。”

此后十年，丁玲的生活被快速按下暂停键，她经历的曲折不少，此处按下不表。只是到晚年再提毛泽东，她强调的依旧是“个人不错”四字。并非客套。圈内都知道，丁玲因为作品时常触及社会深层，被批评、被支持，她自己说过一句略带打趣的话：“只要稿纸在，主席的西瓜汁印还在，笔没丢，我就不怕。”

1984年的那场采访结束时，记者追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您和毛泽东的关系？”丁玲站了起来，整理灰色外套，“他是领袖，我是一个写字的人。但有时，他放下领袖的身份，像兄长。”说完，她颇费力地走向窗边，看了看下午的霞光。

不少史学者后来翻检档案，证实《临江仙》的底稿、《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审阅批注、西瓜汁渍稿纸等物件仍完好。文件柜角落的褪色信封里，保存着1949年胡乔木那封电报副本，落款日期7月11日。对研究者而言，它们都是珍贵史料；对丁玲而言，只是支撑她写下去的记忆锚点。

有人评价丁玲这生历经跌宕，仍未改锐利。事实上，她对毛泽东的评价简短且克制，却把复杂情感压缩在“不错”二字。读到这里，或许能理解她在采访后的补充——“我写作，常被批评；他批评完又鼓励。批评与鼓励并存，这是福气。”

历史已经翻页，当年的瓜汁印迹仍留在半干的稿纸。丁玲不再执笔，但那句“主席对我个人不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像一枚小小的书签，提醒后人：文字之外，还有人格之间的相知与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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