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在湘江血战五天五夜，血腥味让他不停干呕，从此再不吃湘江鱼

1934年11月27日黎明，湘江北岸雾气翻滚，空气里掺着泥土、硝烟，还有若隐若现的血腥味。短促的军号刚停，林场里栖息的鸟群被惊起，掠过水面，又迅速消失。耿飚靠着一株枯树，额头渗汗，胸腔里却像塞满了冰。疟疾正发作，冷热交替，让他忍不住咬牙。他抬腕看表，距离中央纵队大批指战员过江，仅剩不到八小时。

一夜之间，局势变了三次。先是侦察兵带来情报：桂军夏威部从西侧公路杀来，兵力远超先前估算；紧接着，湘军刘建绪部抢占全州，切断了预定路线；最后，博古与李德的电令再次更改渡口，耿飚所在的一军团二师，被迫独挡十五个团。兵力对比悬殊到近乎荒诞。

短暂商量后，耿飚和杨成武分头部署。杨成武问：“撑得住吗？”耿飚摇头，随即笑道：“只要刀还在，就有路。”他把马刀递给通信员磨快，再次确认弹药分发。简单到近乎原始的准备，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天色放亮，敌先头部队沿公路列纵而来，军鼓沉闷。耿飚一挥手，红四团的轻机枪同时开火。一排火舌甩出，碎石、尘土、惊呼声交织成混沌。敌人没想到山林里藏着整建制部队，前锋瞬间被拦腰斩断。可后续兵力很快展开，左右两翼开始包抄，战线被迫拉长。

疟疾毫不客气地在这个时刻再次袭来。耿飚全身发抖，牙关直打，却只能将军毯披肩，半蹲着指挥。子弹呼啸而过，他忽然站起，抽刀冲入最薄弱的一点。警卫员杨力紧跟其后，大喊：“团长，当心！”双方距离不足二十米，刺刀、马刀、工兵铲交错击撞，火星四溅。有人目睹耿飚刀尖挑断对手钢盔带，顺势回砍，当场劈倒两人。这一幕被后来幸存的战士反复提起，却很少有人真正看清细节，只记得血雾瞬间弥漫，令人作呕。

半小时后，第一波进攻被击溃。红四团阵地却已见底：步枪子弹不足三百发，手榴弹只剩一箱，重机枪一挺卡膛。杨成武拖着受伤的右腿爬来，咬牙说：“得硬撑到夜里。”耿飚应声点头，可肠胃翻腾，干呕不断，一口水都咽不下。

午后，敌军第二梯队压上。炮火像把巨锤，密集砸向山坡。树干被削成残桩，泥土像热浪一样涌向空中。通信班的旗语手被震翻，仍举旗不倒。耿飚趁烟尘掩护，命一营向侧翼潜行十余米，硬插进敌突击队后方。近距离打冷枪，把攻势拆成数段。湘军指挥官惊惧中连换三份部署，也没料到这支“伤兵营”还能来回突插。

傍晚，罗瑞卿赶到前沿。两人衣衫同样破烂，眉目却冰冷。罗瑞卿举枪质问：“阵地丢了几座？”耿飚答：“用光最后一发子弹，才算丢。”罗瑞卿沉默数秒，低声补一句：“必须拖到总部全部过江。”耿飚抬头，只说了三个字：“按时兑现。”那冷硬的口气，让旁人心底发寒。

12月1日凌晨，湘江水面蒙上一层灰白雾带。中央纵队的最后一批担架队正在越渡。耿飚却已无法站立，他扶着一截破木桩，交替指挥剩余两连。敌军火力向中心倾泻，子弹划水，激起血珠般水柱。有人回忆，江面像被浸泡过的红色布匹，鱼虾翻白肚漂浮。耿飚闻到那股刺鼻甜腥，胃里一阵剧痛，再次俯身狂呕。那一刻，他暗暗发誓：此生不吃湘江里的任何一尾鱼。

上午十点，接替部队终于到达。耿飚下达最后命令，一步三回头向西转移。红四团战前编制两千余人，此时跟随他突围的不足二百五十。疟疾来袭，他再也压不住，瘫坐担架，嘴唇苍白，却仍攥紧马刀。有人劝他丢掉，他摇头：“它救过命，还得救人。”

贵州黎平，三周后。老中医留下的药方总算配齐。第一服入口辛辣，伴随麻木感从手指传到头皮，大把黑发随风而落。团部炊事兵端来刚捕的细鳞鱼，肉质肥嫩。耿飚看了一眼，推回锅边。“换野菜。”声音沙哑，没有再解释。

从那以后，不管调防到哪里，只要餐桌上出现湘江鱼，耿飚都会侧身避开。战友有时打趣，他只淡淡回答：“味道太重。”外人不懂，他自己清楚，那不是鱼腥，是血腥。五天五夜，血水浸透战靴，呕吐声伴随炮声。记忆不会褪色。

多年后，许世友找到耿飚切磋拳术。耿飚笑着相拒：“动手难免见血，还是喝酒。”两位久经战阵的将军对视片刻，默契地点头。旁人觉得可惜，其实双方心知肚明，拳脚交锋不过一时快意，血战留下的阴影，却是一辈子的裂痕。

耿飚出任外交部长时，曾在国宴上与外宾讨论湘江流域开发。他举杯示意，却没有碰那盘红烧鱼。有人悄声问原因，他轻描淡写：“个人口味。”轻描淡写背后，是十五个团的围攻，是血水与呕吐，是一刀劈开绝望后仍不肯倒下的倔强。

湘江畔的冬夜依旧湿冷。当地老人还念叨那句老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它并非迷信，而是一段刻骨的记忆。耿飚守住阵地，守住兄弟渡江，也守住自己对亡魂的承诺：湘江鱼，再鲜，也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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