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在深刻影响着中国！

1922年5月5日这天下午，广州东园，十三位青年代表和十余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点紧张地踏进会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有人衣衫普通，手里还捏着残破的笔记本。没人讲冗长场面话，时间和使命悬在头顶。这天，正好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中国还没走出土地的黑夜，南边起了多日的细雨。每个到场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次和往常绝不同的聚会——背靠着世界风云动荡，他们要谈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理想。

说到马克思，从1848年一纸《共产党宣言》起，这个人的文字用力极大。他其实没想到自己在遥远东方会有这种回应吧？啤酒馆的气味、德意志漫长的冬夜，和广州东园春湿的草地，气息不怎么一样。可讲的，也还是那一件事：旧世界不想消亡，新世界不肯就范。1848那年，欧洲革命四起。这边清王朝还斜倚着旧章法痛苦哀号。谁能信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会在中国青年心里种下不熄的火？

几个月前，有青年夜坐在北大图书馆看《共产党宣言》，页角磨得发白。有人说信仰是自发的，其实不对，只是旧路走不通，新世界更叫人憧憬。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激烈辩论，每种可能都试过一遍：实业救国、君主立宪、改良、维新……没有一次能把苦难推到身后。眼下还有不少人怀疑：什么主义最靠谱？但那个年代，公开讨论马恩学说，是吃饭都捏着心的事情。

马克思自己少年时，没写过多崇高大话，倒有点耿直。他父亲是律师，对儿子的唯一要求就是别太躁动。1818年5月5日出生那会儿，特里尔平淡无奇。中学成绩优秀，对哲学有点自发的腻烦，可又离不开，总想“为什么世界不会另一种模样”？他写作文常常让老师头疼。兴趣飘忽，从不按规矩走，和一般官宦公子哥一样，起初还在波恩大学当青年文学社骨干，也闹点小事。到柏林，陡然变得沉静。黑格尔哲学影响极深，日夜翻书，连朋友都说他怪。这样的人，能坚持到最后吗？十七岁那个夜晚写下“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时，大概也没指望能成全，更多只是反叛。

但，环境到底影响人。在波恩时，他混入各种学生社团，时不时夜归。父亲管不住，只能让他去柏林，也想着那边学风正，兴许能磨磨棱角。他果真改变不少。短短几年自学英语、意大利语，还能翻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这种自驱力后来在写《资本论》时暴露无遗——近乎自虐地沉溺知识。外头遍地炮火，他日日十几小时研读，不仅为了找到答案，也为自证。

这一点同样让中国后来几代革命青年产生情感共鸣——你有时候不能解释为什么对一种理论死心塌地，因为那是唯一解吧！

1840年代，马克思转去《莱茵报》工作，直接把刀刃对准普鲁士政府。那种文章多少带着粗砺和愤怒，他强调自由和公义。成了政府眼中钉，被解雇，流亡巴黎。这种命运其实很贴近中国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力，动辄受到制度打压。两次流亡后，巴黎交了许多后来影响世界的朋友，包括恩格斯。有些人质疑他们太过理想化。但试想现实的残酷，在苦难中走出一条血路，是否值得？

《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相继问世，后者更像宣战。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不再只是呼吁，更带了些行动的预言色彩。有人说这是文本的胜利，也有人觉得太书生气。可谁能否认它点燃了多少无名者的勇气？这点我是不太信它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毕竟历史的进程也由不得几个人喊一喊口号就翻盘。

朋友要谈《资本论》——1867年终于出版。那种工作的强度完全超常，他在伦敦时健康极差，信里常说“在坟墓边上徘徊”，可手还不断写。不是因为乐观，而是想赶在身体倒下前交出最后一稿。这本书后来影响巨大，被工人阶级当作圭臬，但最初销量很一般。人与理论间的距离，偶尔真就隔着一张病床。

他的革命实践，反正没停过。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是给被压抑的工人打气的号角。他不仅做理论，还下场组织、撰文、调解争执。巴黎公社爆发，他全情投入，不只写文章，还和世界各地联系。直到公社失败，多少悲伤随风而去——理论不能挽救所有现实。这是个稍显矛盾归宿，一方面马克思始终相信普世革命必然，一方面眼看现实挫败。他可以反复推敲哲学，却无法改变某场暴风的结局。这种感觉谁都懂，努力了却未必成。

他还专门关注亚洲的变化。中国鸦片战争期间，写下十几篇通讯；在英国主流报刊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他对中华文明极有好感，认为中国迟早会在新思想指引下有新希望。俄国农村公社也曾被他细致研究，直觉判断其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不必经历欧美那条苦路。如今回头看，这种预见确有偏差，但却反映出马克思不断用现实调整观点，不固守老理论。这样能讲明白吗？

中国青年接过这个思想，也没全然照搬。他们在五四后，被各类主义“轰炸”，工读、互助、新村……什么都想试试。李大钊、陈独秀鼓动青年，发小册子，偷偷在上海南京路发传单。陈望道那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夜晚，蘸墨汁蘸得满手是黑斑。有人觉得他们太天真，但真理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在混乱中积累。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是读了三本小册子后才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不会自动发生，只是因为时代太苦，各种路走到尽头。北洋政府也妄图封锁相关书刊。但纸包不住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站出来，分辨出哪种信仰更可靠。

理论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变形，总带有后发国家自己的复杂味道。第一次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掐着中国社会最柔软的神经走下去。再后来，波折不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这种结合其实并不简单，理论和实践时常拧巴碰撞。但正因如此，才显得真实，有生命力。

再往下讲，新时代中国青年学马克思主义已变成一种“潮流”。团中央每周上线“青年大学习”团课，5000万人点击，不少还举手发言。八年下来，网课累计超85亿人次。反正，越是实际，大家越愿意跟着学。多一句，这其实跟百年前青年夜读小册子的热情也差不了太多，只是场景变了，现实依旧催人改变。

可也有人开始动摇，说理想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世界如此功利，青年真能靠思想改造现实？这句话未必没道理。社会越繁杂，信仰越难坚定，尤其是经济高速、信息膨胀的今天。可这又怎样？你只要拉长时间线看，会发现，每一代青年其实总要做决定，装着怀疑，抱着热血，拼出属于自己的出路罢了。

马克思的伟大，也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永远在路上。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从书架走到大街，从课堂迁往网上，总要讨论理想和现实的分野。有人坚持，有人质疑，有人退场，有人再出发。

要说结论没用，百年之后还有人在东园合影留念，朋友圈刷屏马克思的头像，思想的火炬其实就这么一茬接一茬。

信仰于此，从不完美，却一再证明，倔强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