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就是最好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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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用益研究）

摘要

2025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际，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战略部署。身处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信托业肩负“金融向善”的时代使命，须建立融合传统伦理与现代金融特质的文化生态体系。信托公司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统一发展“信义义务”的本质要求与“金融服务”的市场特性。回溯浙江商业银行及信托的过往或是一个不错的观察视角。

正文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常言道，我们的古典文化似乎重农轻商，对义利之辩不绝于卷，士农工商的排序似乎也是古典文化的正统。但通过发掘历史事迹，不难看出，经邦济世所需的智、勇、仁在营商中同样不可或缺；从某种角度看，杰出的营商者可比肩国相及良将。这也是浙学遗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义利并重，四民亦可同道，处世的关键在于务实，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金融作为百业的一员，其自身组织业态并无特殊之处；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其实是依赖工商业而存在的，银行以及信托业作为其子集更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在考察浙江信托业的文化根脉与未来发展时，深入商业史，在大历史发展轨迹里分析与思考，探究什么是核心价值、什么是我们信托这个行业的初心。

一、信方能守、守源于信

“战争越逼越紧，12月22日，敌人进攻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12月23日午后1点钟，上面炸桥命令到达了，丁教官就指挥士兵赶忙将装好的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到3点时完毕。本可立即炸桥，但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过桥，一时无法下手。等到5点钟时，隐约间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江天暮霭，象征着黑暗将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器，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钱塘江建桥回忆》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道。这座第一次由国人自主设计并实施建造的现代化跨江桥梁在通车运行不到3个月因淞沪战事吃紧而实施了主动爆破。这座大桥也算是彼时民国的超级工程，早在1933年便酝酿筹建，其筹款计划也是一波三折。彼时国民政府的主要银行多不热心，最终由根植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积极出资赞助并组织银团，为大桥的开工修建奠定了资金基础。

熟知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史的人对浙江兴业或不陌生。据《1930年代上海民族企业如何走出融资困境》记载，刘鸿生曾在自述中提到浙江兴业银行对其施救之事，后来还在其他场合公开说到“浙兴银行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进一步翻阅文献不难发现，彼时主要的民族工商业主都与其有着深厚往来，如对无锡张骞企业的告急鲜有回绝；其他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范旭东的水利碱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荣家福兴、茂兴面粉厂均因得到款项支持得以发展及壮大。如果说这还只是其企业日常经营范畴的策略选择，那在该行经营初年，1912年，大清银行清算后的毅然选择继续保兑；4年后，1916年，力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拿出真金白银向外资行抵押借款来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作为金融机构的基础，“信义”二字，浙江兴业可谓立也。此后该行的经营自然迎来迅猛发展。据记载，自1915年资本金50万元，存款规模438.5万元算起，5年后增至250万元，到1926年存款达3312.1万元，稳居商业银行第一；这期间的净利润有371万元，平均年利润率有15.8%。

浙江兴业银行是彼时南三行（后期也称南四行）的一个缩影，彼时浙江的信托业也源于浙江兴业行的存保管业务，与位于上海的聚兴诚、上海储蓄商业银行并称为我国近现代信托业的先驱与萌芽。放大时间标尺考察这段史实，其实是得益于一战带来的世界次序重建与经济修复窗口期，近现代中国民族工商业整体都迎来难得的黄金发展机遇。信方能守、守源于信。有信己的坚定信念，有取信与人的坚定作为，选定了立信与利众的方向，时间帮助并见证了浙江兴业创造属于自己的经营奇迹。

当然，从彼时更大历史背景看，后期东方战事吃紧，国民政府也逐步沦为世界霸权争夺的棋子与买办，失去了人民与民族属性的基本立场，后期的政改、币改与国援，也如飞蛾扑火般无济于事，国家治理、国民经济以及依附于此的民族工商业如昙花一现，近乎同时滑入毁灭的边缘。国民政府选择了走向腐朽与堕落的错误方向。错误的方向，时间可能带来的是毁灭。

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尚书.洪范篇》

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怎么去安排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利害得失是每一个新生政权面临的基本课题。古书《洪范》就是在回答这个基本问题。从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角度看，顺天时守农桑的经济基础上，就是如何处理士农工商排序与必要流动或转化的问题。四时八节后，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王道还是霸道，民智亦或民愚等等，都是政治学以及政治实践要讨论和解决的，当然不可或缺的伴随田、户、税、赋、运、库、钱、盐、矿、市、会等经济层面的具体安排。

这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主要治理背景---“打破了一个旧世界”，从零开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为目标的新世界。但在现实的巨大引力作用下，民主、自由这类高度文明的理念形态，总会给世人以面目全非般地落差感。这里不难看出，此阶段尚不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以此为基础的商业银行以及营业信托自然也无迹可寻，不过立信与取义的故事还在演绎。

彼时的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我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内设的财经接管委员会专门设立金融处，负责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据史料记载，彼时被列入接管的银行共有18家，保险公司19家，造币厂和印钞厂6家，此外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和票据交换所也被接管。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当天即开始收兑金圆券工作；6月2日起，复办票据交换；12日，开始接受存款、办理放款；21日，开始与津浦线、沪杭线、长江沿线沿岸主要城市继续汇兑业务。

这排山倒海般的接管与进驻并不意味着，上海的和平与稳定就唾手可得了，远东第一城的社会稳定是摆在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正如当年主持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币之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付银元（已有专门指示）和反对敌人、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也就是说当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仍有大量投机奸商伺机而动，据当时媒体报道，“更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经济保卫战就此打响。

首先是6月上旬的“银元之战”。6月10日上午，军管会武力包围并查封了当时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大楼，并逮捕投机倒把的首要分子，遏制了银元投机，稳定了物价，新生人民币信用得以维护。再是6、7月之交的大米、棉花和煤炭三类大宗物资（彼时媒体术语叫“两白一黑”）的反囤积。这期间，“中央政府与上海地方联手，采取向市场大量抛售、向市民实行平价粮配售、加强商品交易市场管理等三项措施，平息了7月涨风”。针对，其他区域，大概在10月以后临近春节，在中央统一决策部署下，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和西安等地的国营商业同时抛售米面油布等生活物资，有效扼制以上海为首的各地投机力量；类似手段，通过1950年前后多轮对决，人民政府终于有效的制服了自民国以来持续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选择站在人民的方向，短短2年不到的时间，党在经济领域的信立住了。

同时，前文提到的荣德生、荣毅仁、刘鸿生、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等民族工商界爱国人士，也得到了人民政权的充分尊重与保护，在后续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也按照量才任用的原则适当安排了工作。据记载， 194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1952年政务院颁布《工商联组织通则》，全国工商联于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工商界代表人物积极安排并参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为巩固红色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对工商业基础的保护以及对工商人士的妥善安置，为后来的那场伟大的变革埋下了伏笔，保护了原力。

三、圣代无隐，英灵归来

“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筚路蓝缕，事竟终成。在党的带领下，我们选择了人民的方向，选择了共产主义方向，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时间创造了奇迹，新的人民政权终于诞生。此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后三十年的全面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虽也经历了波折，但总是把握住了正确的大方向，国家与民族复兴的道路越走越宽。1979年冬天的五老火锅宴即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发端。

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5位老工商业界人士：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邓小平开门见山问五老：“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便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这次谈话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也是自这年起，一般认为，中断30余年的中国信托业开始恢复。

无独有偶，浙江大地也掀开了新篇章。1978年，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1984年到1988年间，宁波、温州、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和舟山也被陆续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民营经济方面，1978年浙江萧山的宁围农机厂（后来挂名宁围万向节厂）已有400人，年产值超过300万元；1980年温州柳市镇小电器业已成规模；1982年，稠城镇小商品市场成立，到1984年，市场摊产过1000个，日交易人数近6000人，商品达3000种。

应时而变，彼时的浙江信托业也呈方兴未艾，百废俱兴的态势。1979年浙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成立信托投资公司，同年杭州市分行和宁波市分行分别成立信托投资公司；1987年建行浙江省分行成立信托投资公司；1991年，金华市政府主持设立金华市信托投资公司。

所以，从这段历史不难看出，自1979年我国信托业复立伊始，因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要，信托公司作为引入“金融活水”和“外部增量资金”的重要媒介，受到了重视并获取生存与发展空间。后因国内金融业壮大和多样化发展，信托凭借自身资本实力和制度红利，一度充当相关改革主管部门“目的公司主体（媒介）”及各地方政府“金控平台”的角色，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金融业从信贷机构向券商、基金及资管保险等机构发展壮大。这一过程中，信托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或“大股东”的角色，持股了多个银行、证券公司以及基金等金融机构 。同时，因发起人背景的不同，信托公司逐渐区分为央企集团实控、地方政府实控、国有大型银行实控以及其他混合所有四种类型，并形成差异化经营。浙江大地相对活跃与规范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使得早期的信托机构虽经波折但最终还是保留了5家注册机构，延续至今正常经营，各自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有信有义，站在人民与国家的正确方向，时间必会创造奇迹。

四、纲举目张、春山可望

“信托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深刻把握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立足受托人定位，更好发挥信托机制功能作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到2029年，信托业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业务转型有序推进，机构经营更加稳健，法律制度进一步健全，全过程监管持续加强，信托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到2035年，基本形成坚守定位、治理完善、经营稳健、服务专业、监管有效的信托业新格局。”---《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5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信托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近年来首次以国务院层级推动的信托业纲领性文件，也是继2020年“资管新规”、2023年“信托业务三分类规范”以及2024年“信托公司监管评级办法”之后，又一重磅文件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是我国信托业发展里程碑。

跌宕沉浮、风波迭起，有研究机构曾对我国信托业过去多年的发展如此总结到。信托作为唯一跨全市场的金融牌照，具备融资功能多样性和业务模式灵活性，这些年的发展也曾草木蔓发、也经龙蛇之变。如今迈入乙巳元年，在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这个行业犹如涅槃重生般再次迎来国家顶层的重视与希冀。我国信托业变的是业务内容和创新思维，不变的是求稳、求实、为民、为国的初心。 未来的中国信托业必然要体现出它的人民性、政治性以及一贯以来的创新特点，扎实做好资产服务、资产管理和公益及慈善等工作。

距今10000年的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从远古走来的浙江先民，创造了一个个浙江地域文明，构成了浙商文化脉络谱系的根脉起源。浙江信托业是千千万浙商的一个缩影，踏实苦干、诚信戒欺、义利并重等浙商文化要义早已刻入浙江信托人的基因。始于信任，更要忠于托付。新时期，浙江信托业，要更加自信和积极地融入到中央擘画的新时代中国金融强国大格局中，从而不断探求和尝试美丽浙江的信托新实践。

参考文献：

1.茅以升，《钱塘江建桥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2.钟祥财：《1930年代上海民族企业如何走出融资困境》，《东方早报》 （2012年07月10日）。

3. 董伟：《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东方出版社（2019年6月）。

4.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

5. 浙江省统计局：《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告》（2018年11月19日）。

6.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社（2017年）

脚注1.国内信托业向少专书记载。有关信托的记录也偶发于商业银行的某项细分业务，系我国近现代货币及商业史中细微的一个片段。民国时期，信托业的面貌大致可以中央信托局的成立作为断代，之前多是民办信托机构，主要做募资投资用，在1920年初，因上海“信交”风波而闻名与世。抗战爆发，因国民政府引进境外各类武器、战略物资和军人经济事务管理需要，管办信托机构兴起，彼时的中国信托业初显其社会功能与价值，尔后的中央信托局与中国银行等一道组成了民国“四行二局一库”的中央财政金融体系。

脚注2：如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任食品工业部和第一轻工业部部长、施复亮任劳动部副部长、孙起孟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吴羹梅任私营企业局副局长、王艮仲任政务院参事。

脚注3：后行业历经变革，复牌登记延续至今且注册地尚留浙江的有5家，中建投信托（前身浙江国投）、万向信托（前身浙江工商信托）、杭工商信托、昆仑信托（前身宁波工商信托）、浙金信托（前身金华信托）。

来源：风荷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