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吃盒饭,听包工头说走失的弟弟,旁边一个工人猛地抬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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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工地上的人,命都硬,像脚底下踩着的石头子儿。太阳晒不化,泥水泡不烂。大家伙儿凑在一块,除了干活,就是吹牛。

吹年轻时候的威风,吹家里头的老婆孩子。李文军不爱吹牛,他肚子里装的事,太沉,吹不出来。他觉得自个儿这辈子,就像是工地上那根被扯断了的钢筋,光秃秃的,不知道另一头在哪。

他来这儿,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找那断掉的另一头。

01

夏天的太阳,像个挂在天上的大火炉,把整个工地都烤得发烫。空气里全是尘土和混凝土的味道,吸到肺里,火辣辣的。打桩机的声音“哐当、哐当”地响,像是在给这个浮躁的城市敲丧钟。

李文军来到这个工地,今天是第三天。

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的年纪,身子骨看着单薄,但干起活来,不比那些干了十几年的老工人差。他因为手脚麻利,话又少,被分给了这个工地上脾气最火爆的包工头,周海峰。

周海峰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壮汉,脖子上搭着一条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毛巾,古铜色的皮肤上,汗珠子像小虫子一样往下爬。他嗓门大得像个破锣,骂起人来,能让半个工地都听见。但他手底下的工人都服他,因为他对手底下的人,讲义气,从不克扣一分钱的工钱。

李文-军在这个尘土飞扬的世界里,像一个透明的影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大家一起上工,扛钢筋,推斗车,和水泥。到了晚上,就一个人缩在工棚的角落里,不跟人说话,也不跟人打牌。他有个随身带着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的旧帆布包。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只有一个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的小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泛黄了的、兄弟俩小时候的黑白合影。照片上的两个小男孩,都穿着不合身的棉袄,笑得露出了牙。年纪稍大一点的那个男孩,左边的耳朵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缺角,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李文军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拿出这张照片看一看。照片上的那个男孩,是他的哥哥。十八年前,在那个混乱得像一锅粥的火车站,他跟哥哥,一起走丢了。他出来打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找到他。这是他活在这世上,唯一的一点念想。

02

中午十二点,打桩机的声音停了。工地上的人,像是听到了号令的兵,都朝着简易食堂的方向涌去。食堂的陈姐,早就把一箱箱热腾腾的盒饭准备好了。

工人们三五成群地蹲在工地的阴凉处,扒拉着饭盒里的饭菜。今天的菜是土豆烧肉,肉少得可怜,但对于干了一上午力气活的男人们来说,有油水就是最好的美味。

周海峰没跟大伙儿一起吃饭。他一个人坐在他那间用集装箱改造的办公室门口,脚边放着一瓶白酒,一口饭,一口酒,吃得很慢。

几个跟周海峰关系好的老工友,端着饭盒凑了过去。一个叫老王的工头说,海峰哥,今天怎么一个人喝闷酒?

周海峰抬起他那双因为常年被太阳晒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叹了口气。他说,没什么。就是想起我那个丢了的弟弟了。今天,是他二十六岁的生日。如果他没丢的话,现在也该娶媳-妇生娃了。

周海峰的话匣子,就这么被打开了。他跟那几个老工友,说起了十八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说,那时候他爹妈都还在,他带着七岁的弟弟,去火车站送亲戚。火车站里头,人挤人,跟下饺子一样。他一不留神,就跟他弟弟被人流给冲散了。等他再回头,弟弟已经不见了。

周海峰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他一个四十多岁的硬汉,眼圈却红得像个兔子。他用那只满是老茧的粗糙大手,比划着,说,我那个弟弟啊,特别好认。他小时候淘气,非要学猴子爬树,结果从树上摔了下来,脑袋磕在石头上,把左边耳朵的上半截,给摔掉了一小块。那伤口好了以后,耳朵上就留下一个缺口,就像是被人啃了一口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痛苦。

李文军就蹲在不远处的一堆钢筋后面吃饭。他听着周海峰的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他握着筷子的手,都停在了半空中。“左耳缺了一角”,这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些正在吃饭的工友。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坐在最角落里一个平时最不起眼的、浑身沾满水泥灰的工人,在听到周海峰那句话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僵硬无比。然后,那个工人缓缓地,猛地抬起了头。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震惊和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慌。

那个工人,大伙儿都叫他“阿川”。他常年都戴着一顶很旧的、洗得发白的蓝色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没人见过他摘下帽子的样子。

03

这个惊人的发现,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李文军那颗早已是死水一潭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他那顿饭,再也吃不下去了。

他开始默默地,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个叫阿川的工人。

阿川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瘦弱,总是低着头,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的反应,好像比正常人要慢半拍,干活也总是出错。工地上的人,大多看不起他,有时候还会故意欺负他,把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推给他。阿川也从来不反抗,只是默默地受着。

奇怪的是,脾气最暴躁的包工头周海峰,却好像对阿川格外的关照。虽然有时候也会骂他几句“笨手笨脚”,但从没真的为难过他。有好几次,李文军都看到周海峰把自己的那份有肉的菜,拨一半到阿川的饭盒里。



李文军的心,越来越乱。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这个阿川,很可能就是他找了十八年的哥哥。他想找个机会,去确认一下阿川的左耳。可是,阿川的警惕性高得出奇。那顶蓝色的鸭舌帽,就像是长在他头上一样,无论是干活,还是吃饭,他从来都不摘下来。李文-军甚至发现,连晚上睡觉的时候,阿川都戴着那顶帽子。

一个深夜,工棚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李文军躺在自己的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看着对面铺上,那个蜷缩成一团的、戴着帽子的身影,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

他悄悄地爬下床,赤着脚,像一只猫一样,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走到了阿川的床边。他蹲下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看着阿-川那张在睡梦中都紧锁着眉头的脸。他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他慢慢地,慢慢地伸出手,朝着阿川头上的那顶帽子探去。

就在他的指尖,快要碰到那顶旧帽子的帽檐时,阿川那双紧闭的眼睛,猛地睁开了!他像是做了一个噩梦,又像是受了巨大惊吓的兔子,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用一种极度惊恐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李文-军。

李文军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应,也吓了一跳。他脑子一热,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摸出了那个用塑料袋包着的小相框,颤抖着手,递到了阿川的面前。

他声音发抖地问,你……你看看,这个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

阿川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男孩,看着他旁边那个左耳上带着明显缺角的小哥哥,他那双浑浊的、总是充满了怯懦的眼睛里,瞬间涌起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让李文-军完全看不懂的情绪。那里面,有迷茫,有痛苦,有挣扎,但更多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没有回答李文军的问题。他突然伸出手,一把抢过了那个相框,然后,做出了一个让李文-军肝胆俱裂的动作。他把那张照片,从相框里抠了出来,疯了一样地,把它撕成了碎片。

他一边撕,一边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含混不清的口音,对李文军说,不是我……不是我!求求你,别问了!求求你!

看到阿川如此剧烈的反应,李文军震惊了,他的心,像是被那些碎片,一起撕裂了。如果照片上的人不是他,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他撕碎的,不仅仅是一张旧照片,更是李文军心中那点燃了十八年的、唯一的希望。他觉得,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他不知道的、更大的隐情。

04

阿川撕碎照片的举动,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地浇在了李文军的身上。他开始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这么多年的执念,出了错?是不是自己,认错了人?

就在李文军快要被这种自我怀疑折磨得崩溃的时候,一个他意想不到的转折,发生了。

包工头周海峰,通过公安部门的DNA数据库,据说找到了一个疑似他失散多年弟弟的人。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工地上飞开了。

几天后,周海峰开着他那辆半旧的皮卡车,一大早就出了工地。到了下午,他回来了。车上,多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看起来也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一身干净的夹克衫,跟工地上这些灰头土脸的工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下了车,有些拘谨,又有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尘土飞扬的工地。

周海峰像个得了宝贝的孩子,拉着那个年轻人,见人就介绍。他搂着那个年轻人的肩膀,激动得满脸通红,嗓门比平时更大了。他说,兄弟们,快来看!这是我失散了十八年的亲弟弟,周海涛!我终于把他给找回来了!

工友们都围了上去,纷纷向周海峰道贺。李文军也挤在人群里,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那个叫“周海涛”的年轻人的左耳。

那上面,赫然也有一个缺角。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周海峰为了庆祝弟弟的回归,在工地食堂里,大摆宴席。他买了好几箱好酒,还让陈姐特意加了好几个硬菜。整个工地,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里。

周海峰搂着那个叫周海涛的年轻人,一桌一桌地敬酒。他逢人就说,我弟弟出息了,现在在城里一家大公司当主管呢!

李文军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着闷酒。他看着那个谈吐得体、对答如流的“周海涛”,又看了看缩在另一个角落里,脸色比墙壁还要苍白、眼神更加惶恐不安的阿川,心里乱得像一锅煮沸了的粥。

难道,真的是自己搞错了?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两个左耳上带着缺角、年龄又如此相仿的人?他觉得,命运好像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残酷的玩笑。

05

这个新来的“周海涛”,虽然各方面的特征,都跟周海峰描述的弟弟很符合,但李文军的心里,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地方不对劲。

在酒桌上,周海峰激动地,说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海涛,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村口那条河里摸鱼,你被螃蟹夹了脚,哭了一下午?

那个叫周海涛的年轻人,只是笑着点头,说,记得,记得。

周海峰又说,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家院子里那棵大槐树?夏天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爬到树上去掏鸟窝。

周海涛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他含含糊糊地说,太久了,记不太清了。

李文军就坐在旁边,他把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他发现,这个所谓的“周海涛”,对周海峰说的很多具体的细节,都回答得非常模糊,甚至有些前后矛盾。他更像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在回忆自己的过去。



而阿川,自从这个“周海涛”来了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和孤僻了。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蜗牛,把自己紧紧地缩在壳里。有好几次,李文-军都在工棚后面的角落里,看到他一个人蹲在那里,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地,像是在偷偷地哭。

李文军的疑心,越来越重。他觉得,事情的真相,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的怀疑,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工地上是每个月的十五号发工资。李文-军发现,阿川每次领了工资之后,都会在当天晚上,悄悄地一个人离开工地。他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而且情绪会变得更加低落。

这一次发了工资,李文-军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

天黑之后,阿川像往常一样,换上了一件还算干净的衣服,就匆匆地走出了工地。李文-军远远地,小心翼翼地跟在了他后面。

他看到阿川没有去镇上那些热闹的地方,而是拐进了工地附近一个破败不堪的城中村。那里的巷子,又窄又黑,地上全是污水和垃圾。

李文-军看到阿川,走进了一条最阴暗的小巷,在一个堆满了废品的小院门口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厚厚的、刚发的工资,塞给了院子里一个正在分拣垃圾的、驼着背的老头。

那个老头,又老又脏,而且好像是个哑巴。他接过钱,数都没数,就塞进了自己那件油腻腻的棉袄里。然后,他很不耐烦地,朝着阿川挥了挥手,像是在赶一只苍蝇。

阿川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转身走了。他在那条肮脏的小巷子口,站了很久,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然后,才迈着沉重的步子,失魂落魄地,朝着工地的方向走去。

06

李文军觉得,那个神秘的哑巴老头,一定知道些什么。阿川和他之间,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第二天,李文-军鼓起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他买了一些包子和一瓶酒,找到了城中村里那个小院。

那个哑巴老头看到他,眼神里立刻充满了警惕和敌意。他挥舞着那双像鸡爪一样干枯的手,想把李文-军赶走。

李文-军没有放弃。他把吃的喝的,放在院子里那张破桌子上。然后,他也不说话,就拿起扫帚,开始帮老头打扫那个像垃圾场一样的院子。

一连好几天,李文-军每天都来。他有时候带点吃的,有时候带点药。他帮老头收拾屋子,帮他把捡来的废品分类。他什么都不问,只是默默地干活。

那个哑巴老头,似乎是被他这种沉默的坚持,给打动了。他看李文-军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敌意,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带着点愧疚的情绪。

这天晚上,李文-军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小院。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把周海峰找到亲弟弟,又把那个叫阿川的工人当成偷照片的贼的事情,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都告诉了哑巴老头。

老头听着听着,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慢慢地,流下了两行黑色的眼泪。他那张布满了皱纹的脸,扭曲在了一起,像是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突然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进那间黑暗的小屋。不一会儿,他从床底下的一个破木箱子里,翻出了一个用一块蓝布包着的东西。

他颤抖着手,一层一层地,打开了那个布包。

布包里面,是一件已经洗得发白、样式很旧的小孩棉袄。棉袄的旁边,还放着一个掉了漆的、摇起来已经不怎么响的拨浪鼓。

老头指了指那件小孩的衣服,又伸出他那只干枯的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做了一个缺角的动作。然后,他拿起桌上的一根炭笔,在一张捡来的废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字。

他把报纸推到李文军面前。上面写着:“我对不起他们兄弟俩。”

李文军看到这句话,整个人都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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