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它们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

刘云杉，1968年3月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1986-1990年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90-1993年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干事，1993-1999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2010年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副教授，2010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01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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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普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像搭上自动上行扶梯一样，随着经济的大潮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这期间的教育整体来说是家庭地位与财产的保护机制。今天，在经济高度发展40年后，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财富阶层出现，“二代”崛起。这是今天中国教育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境。

另外，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经进入学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他平庸。这时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了，教育已变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以及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教育，好像看起来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但它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

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核心，它成功地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了既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历史传统。

钱穆先生在《历代政治的得与失》里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已造成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中国社会以宋以下，已经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贫寒出身，平地拔起，至多三代（富不过三，贵不过三），起先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事，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又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指出，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而“行行出状元”，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持，而赌命运于身手。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这是“一代”的境况，学校与考试的功能，正是“赌命运于身手”的天才试验场、品行甄别地教育与功名相连、社会的开放性与教育的功利性紧密相连。

而今天“赌命运于身手”，此命运已经不是个体的命运，尤其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是整个家族的运势；这“身手”也不再仅读书人的勤耕苦读，而是一个家族持续的投入。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而那些希望一考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下则面临更大的困难。

回到开头说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事实上，应试有其合理性，素质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它们都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从而出现种种问题。激烈的竞争逻辑将原来主张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今天的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不断降低难度，这些改革极大地损坏了考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高校识别学术精英更困难了，于是出现了自主招生，企图建立新的门槛。但在这一轮轮的改革之后，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学生自身持久的专注、坚定的意志、一定的天赋，也需要他的家长精明的眼光与昂贵的投资，所有这些层层嵌套在一起，变成一场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这就是龟兔赛跑2.0版本。1.0版本是偏重知识习得。2.0版本中淡化了考试的选拔功能，主张多元选择，因此，学科竞赛、先修课程、自主招生风行。自主招生的原意是伯乐相马，不拘一格，不料，马市突然热闹了，出现了马贩子、驯兽师，良莠不齐、真假混杂的“千里马”突然大批冒出来了。高考也罢，竞赛也罢，自招也罢，都迅速地被功利主义逻辑所侵占。因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是一个虚假问题，它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是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应试还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