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0年到1450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各地、非洲、亚洲在航海和地理知识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创造出一个商业、政治和文化互动的非凡时代。
斯堪的那维亚人穿越北大西洋水域,在北美短暂地建立了殖民地。波利尼西亚人往返航行,远至夏威夷,实现了现代前在太平洋中部航海的壮举。阿拉伯人、波斯人、东非人、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在这一时期穿梭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建立起繁盛的航线。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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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为振奋的当然是中国明王朝派遣的郑和船队,规模空前,在印度洋进行了一系列穿梭航行。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物质史教授伊丽莎白·兰伯恩所编,由多位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撰写的《中世纪海洋文化史》一书就谈到,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与东非、地中海北岸各地区的人们相互分享他们的导航、造船和航海技术,这些分享和再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和扩展了人类的海洋知识。
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的穿行,按照现有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航海学研究,其航海能力依赖于对海洋、天空和风的深刻认识。生活在太平洋群岛,并经常长距离航海迁徙的岛民拥有非凡的航海导航能力,并能依据星图调整航向。
相对而言,从北欧地区去往北美的探险,有了比较清楚的文献记录。维京人在进入不列颠的大部分定居后,这无疑激励了他们留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同族群体探索西欧海岸以外海域的知识。如书作者所说,维京人通过自然寻路,当然也会使用太阳石等其他仪器。
环境导航也构成印度洋航线的基础。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都能捕捉印度洋的疾风规律,利用一年不同时间和风向完成港口之间的航行。如书作者所说,风的知识也融入了中世纪的文化背景,每个区域的发展都显示出对适合每个航海传统自身文化景观的特定概念或工具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适应。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都留存了大量的航海文献。如书中所谈到的,贾耽在公元785年到805年撰写的汉语文本,描述了中国唐朝到阿拔斯伊拉克的航行,而同期的伊斯兰文献也记载了这样一条路线。年代为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记载了从西拉夫到广州的航行路线,非常详细,包括航行方向、航行危险、寻路标记、停靠港、补给站,还有港口之间的运行时间。到了10世纪,阿拉伯和波斯的地理学家在其著作和民族志学中大量描绘了海洋。
公元11世纪前,宋代中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潮汐表。这说明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月球影响潮汐的规律的认知。书作者指出,虽然13世纪的僧侣编制了欧洲第一份潮汐表,但更接近于潮汐变化理论推导的结论,而非经验认知。
航海指南在13世纪出现得更多。地中海、黑海等海域的航海手册都已经非常完善。而14世纪的波特兰海图已经将大西洋东侧海域纳入其中。这些海图时间越晚,就越为准确地记录至关重要的地理和航海细节。
15世纪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马吉德曾创作一部作品,提及合格的航海者应当具备“日出、日落、水平位置恒星组合、恒星高度测量的准备和数据取得,以及恒星的起落点(用于方位)、纬度、经度”,以及天体轨道。其文本虽然用阿拉伯文撰写,但代表着不同知识传统的各种不同的航海和天文知识。
《中世纪海洋文化史》书中谈到,纬度航行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东西方共同采用的航行做法,并予以了进一步改进,开发了更为精密和标准化的仪器来测量天体。书中饶有兴趣地提到了中国明代晚期的军事专著《武备志》,指出这其实再现了郑和15世纪初期远航时采集的书籍,包括四幅幸存的记录星体高度的过洋牵星图。这些图中包含以和具体位置相关联的北极星高度为基准、用手指进行的一系列测量的值。四幅过洋牵星图以围绕海船为中心图示的方向模式给出了诸星的具体高度,以此来标记印度洋上具体航线和港口的纬度。
罗盘从中国传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中世纪不断改进,在中世纪后期变得十分精密,这其实是后来的大航海时代最为重要的工具。西欧、西南欧国家正是凭借从阿拉伯、印度和中国习来的航海知识和工具,才借此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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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 《中世纪海洋文化史》
主编:(美)玛格丽特·科恩
编者:(英)伊丽莎白·兰伯恩
译者:刘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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