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三千年 文明莫与肩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顾涛先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甫一到手，随即阅读，读来充满感叹和钦佩。我想起李叔同的歌曲“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这“文明莫与肩”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华有着绵延三千年的“礼”。“礼”在庙堂是各种庄严的仪式，在乡里是淳厚的风俗，更不用说那兰台柱下庋藏的浩瀚典籍，殿堂庠序中激荡的钟鼓之音，作者此书集结的十六篇论文，上起宗周，下至当下，时段跨度之大，所涉学科之多，驾驭程度之难令人叹为观止。作者此书的学术贡献，就笔者体会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深入考察了“礼”的精神意旨和施政手段。第一篇《礼与法的语源和“经礼为法”的观念形成》在考察“礼”“法”语源的基础上，探求“礼”的精神意蕴及“礼”“法”在三代古典文明的时代浑然一体的关系；第三篇《〈周礼〉的赋税制度及其与法家的关系》对郑玄注所记载的《周礼》三十余个收税职官作了探究，认为周代赋税制度兼综地税、贡赋、力役等，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控，对叠加在《周礼》赋税制度上的历代诠释迷雾进行层层揭剥，是古典经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手段相结合的典范。第四篇《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深入探讨了杜佑《通典》继承了“礼”作为“大经大法”的意旨，并以郊天礼记录为例，考察了由“周制”模型、汉唐因革、《开元礼纂类》所组成的三大板块及其在法理依据上的法源，由此形成了以“简严”叙事为风格的《通典》模式，纠正了历代学者将《通典》归入“类书”，并认为“礼”占一百卷、内容过多的认识之失。

　　其次，作者对三代古典文明中的各种具体礼典进行了详细的勾陈抉发。如第八篇《封禅礼的经学意旨》从对《史记·封禅书》的考证入手，考证了周代封禅作为国家祭礼系统之顶点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第五篇《古典婚礼根植于人之性情》、第六篇《射以观德的礼义生成》、第十二篇《祭祖的礼仪层次及其与佛教的互渗》，分别考察了古典婚礼、射礼、祭祖礼的结构和礼义旨趣，力求恢复三代古“礼”尊重人的性情的本来面貌。宗周古典文明湮废之后，“礼”被著于竹帛，从此开始了知识史层面的传承。第十篇《六朝人精于礼学：以何佟之为例》通过深入剖析何佟之议礼的22则礼案，考察了庐江何氏的礼学传承，于是，六朝人精于礼学，学在家族的笼统论断有了翔实清晰的分析，也订正了影响广泛的清人皮锡瑞关于魏晋南北朝经学“中衰”的判断。

　　再有，作者对“礼”作为齐一风俗、教化乡里的手段，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第十一篇《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考察了周代乡礼实施的真实状况以及“三代之治”为后人追慕的真实原因；第九篇《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貌似小问题的人们坐姿由跪坐到垂足坐的改变入手，考证了魏晋以降坐姿变迁背后反映的社会与礼秩的结构性变迁；第十二篇《祭祖的礼仪层次及其与佛教的互渗》除了考察周代祭祖礼的仪节过程之外，还考察了焚香、素食、斋会、烧纸等有佛教渊源的仪式次第朝向祭祖中的渗透，说明“礼”的体系和仪节实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以上涉及的都是“礼”的古代部分。近代中国的巨变造成了“礼”体系的崩塌，作者对这个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侧面作了详细探讨。首先是“礼”“法”断层。第十四篇《礼法断层的发生学谱系》进入清末制定新律的历史现场，并进而考察了与此有关的两个案例——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和日本福泽谕吉对礼教的激烈批判，前者造就了“法”概念在学理上被置换；后者造成了“礼”在彼邦被视为落后的糟粕被抛弃，从此，“礼”“法”概念彻底脱榫，无法彻底拼接，也造成了本土古典法理学资源的湮废沉睡，有待开垦。

　　其次考察了“礼教”含义的巨变。第十三篇《百年来反礼教思潮的演生脉络》考察了反礼教思潮的演生。在传统的“礼”的体系中，道德约束及其具体规定即“礼教”可以用刑律来维护，清末新修刑律是为了改变清朝野蛮粗陋、未开化国家的国际形象，但也使“礼教”在近代法理层面变得没有依据，于是被剔除出刑律的范围，其实这个被抛弃的“礼教”并非基于人的性情的周代古典礼教，而是先经历秦政汉治，跟三纲五常合流，再经历程朱理学的阐发和礼制下移，成为国家认可的民间习惯法的“礼教”，离古典时代的“礼教”已相去万里。民国学者唐文治提出“礼教为中国的宗教”，作者在第七篇《“祭为四本”说的结构与指向》中对此予以具体考察，唐文治认为由祭祀而及性理学，再及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即“四本”），与此同时唐先生致力实业，实践了“通经致用”并非停留在文本或思辨层次的理念；第二篇《“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与第七篇旨趣相同，考察了自清末刘师培提出“六经皆礼”到其学生陈钟凡于民国初年撰《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论》（1925）对“六经皆礼”说发扬光大的过程，这是学者们努力发掘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上爱国救国的实践。

　　“礼教”崩塌之后，人们对伦理的认知发生进一步变化。第十五篇《蒲士性别伦理观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质疑者、著名学者蒲士（Meyrick Booth）《妇女解放新论》传入中国后，催生出本土的潘光旦“位育论”的过程。蒲士学说背后有建立在医学、优生学、心理学等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家庭伦理背景，潘光旦则以性心理、人才遗传、社会教育等现代学科的开拓为基础，提出蕴含新的人格论等现代内容的“位育论”。潘光旦还以冯小青为例，钩稽个性体验与婚姻案例。本书作者希望继承此方向，走出“反封建”或“新贤良主义”的简单站队，回到最古典的时代所提倡的“礼教”的真精神中去。

　　最后，作者对“礼”在乡村治理层面所具有的当下意义给予了关注。传统时代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礼下庶人”之后大量乡绅的存在，然而百年来，乡村先是在水旱蝗灾侵袭和兵匪劳役压榨下不断凋敝；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乡村又在打工潮和城市化等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造就的夹缝中喘息。作者将眼界放到了这一背景下，第十六篇《乡绅之治及其东山再起》从刘庆邦《黄泥地》、贺享雍《人心不古》两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当下乡村故事出发，描述了房国春、贺世普两位“新乡绅”的命运。小说反映的当下农村现实状况，涉及土地产权、家族利益、男女不平等、城乡二元分配方式等或历史遗留、或当下存在的问题，因为国法和源于宗族父权制的乡村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尚未理清；也因为来源于城乡二元制的土地产权、城市工资制度跟基本无其他保障的农民种地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未理清，于是“新乡绅”往往成为这些未理清楚的关系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时的牺牲品，两部小说中的房国春、贺世普的命运即反映了这一情况。作者呼唤新乡绅的出现，并认为挖掘“礼”中自身文明传统的资源，沟通城乡，是当下治理的当务之急。

　　以上是本书十六篇的大致内容。全书不仅有“古今如旦暮，别国似乡邻”的巨大时空跨度，更有着令人赞叹的熔古典和现代的学术方法为一炉的学术探索。作者在每篇论文中都显示出了既提纲挈领，又深入具体而微的局部的能力，且能兼跨多种学科，这在目前研究“礼”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礼”的结构本就庞大复杂，它好比是由三代经典、历代经学及典章制度叠加构成的芜杂宫殿，古今混杂，重楼殿宇和断壁残垣共基而生，荒凉枯败和草木葱茏置于一处，需要手持利器，艰辛探索。这一点，作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本书可窥见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全书的精细考证俯拾皆是，反映了作者“小学”功底的深厚，第八篇强调“回到汉唐经学现场”是呼唤经史深度结合；其次，还有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分析“礼”“法”关系时需要运用法理学、分析礼俗和治理层面，需要涉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作者在第十五篇中甚至提到了“一千件婚恋的微观史研究”，微观史是新史学的一个分支，与其说是作者别出心裁，不如说是慧眼独具，这也是作者呼吁的“礼学的一摊事务”所在。于是，在作者的条分缕析中，“礼”的古典面貌和近代嬗变，以及其中各层面如棱镜般折射出的各种事相自然而然呈现，古今人物，经师巨擘跃然纸上，可以看出作者结合中西古典学，出入经史，构建礼学的现代学术体系的孜孜努力和良苦用心。

　　当然，作为一部时段跨度巨大、内容兼顾众多的作品，瑕疵肯定是难免的，依笔者之见，最大的不足是对经学史较多倚重，“回到历史现场”尚可进一步加强。在现代学术方法下，对“礼”的研究，应将经学中层层叠加的阐释逐层剥离，真正回到三代历史场景中去，抽绎出真实的“三代之治”和“礼”之中的理性辉光，让它照亮后人，并跟现代文明的辉光真正相映，只有这样，“礼”才不再是腐儒们的千年陈梦，也不至于像列文森说的那样“博物馆化”，而是从学理、制度到治道人心的再一次生机焕发，“中外大同”才不再是纸上谈兵，这也正是作者期待的“需要将历史学研究充分发挥‘学究’的精神”，作者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踏踏实实，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们都正走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