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畿北部边地人群和社会的复杂性与融合性

上庙墓地是近些年在泾河流域发现的一处商周时期大型墓地,其由至少两处相对独立的围沟墓地组成,一号围沟墓地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目前发现三座带墓道大型墓葬;二号围沟墓地以带墓道大型墓葬为主,也有较多的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一号围沟墓地自商末周初沿用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二号围沟墓地自西周早期沿用至西周晚期偏早阶段。上庙墓地的发现为研究商周变革前后周人对泾河流域的治理策略,讨论商末周初人群迁徙与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材料。

上庙墓地航拍照1

旬邑西头遗址作为近年来我国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为深入研究周人早期发展史及商周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该遗址位于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西头村至南头村一带(图1)。自2018年起,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建的古豳地考古队,通过持续性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在南头、鱼嘴坡、上庙、尖子、斜圳、长圳、高俭等地点系统揭露出涵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汉唐及明清等各时期文化遗存近千处(图2)。其中,商周时期大型城址、高等级贵族墓地、夯土建筑基址及冶铜遗存的发现尤为突出,这一系列重要发现使得该遗址成功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讨论西头遗址上庙地点商周墓地的空间布局、分期断代及典型葬俗特征等问题。

壹

上庙墓地的整体布局

上庙地点位于西头遗址西周城址东南部,是一处以高等级贵族墓葬为核心、 中小型墓葬与车马坑环绕分布的商周时期大型墓地。 经考古勘探与发掘可知, 上庙墓地东西最宽约1 050米, 南北最长约1 130米。在此范围内,已明确发现两条大致呈闭合状的壕沟,沟内均分布着若干墓葬,分别编号为一号围沟与二号围沟。一号围沟墓地平面近似三角形,围沟北侧与东城壕相接,南侧与南城墙相接。勘探数据显示,围沟长约1 120米、宽8—8.3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围沟填土较为纯净,出土遗物极少,其中围沟底部第5层填土出土遗物可推测为商周时期。二号围沟墓地平面呈刀把形,南侧围沟西段打破一号围沟,北侧西段情况暂不明确,据估测,二号围沟墓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此外,已有线索表明,二号围沟东南部外侧的五座带墓道大型墓葬可能也被一处围沟环绕(可能为三号围沟)。目前,上述墓地围沟内已探明商周时期墓葬500余座。

2020—2024年,古豳地考古队重点对一号围沟墓地核心区域及二号围沟墓地东、西两端进行发掘(图3)。一号围沟墓地已发掘商周墓葬118座,马坑3座。依据墓葬形制、墓圹大小及有无殉人,可将这些墓葬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三类。

大型墓葬有3座,即M90、M98与M99,三座大墓均为东西向单墓道竖穴土坑墓,墓道朝西,墓室在东,呈南北成组分布。每座大墓墓室东侧皆有一座长方形车马坑,且在大墓周围一定距离外才出现中、小型墓,这凸显了大型墓葬人群兆域的相对独立性。

中型墓有1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室面积多在5平方米以上,现存深度多在2.5米以上,二层台上通常有1—3名殉人,葬具多采用一棺一椁,出土有较多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如M1、M6、M41、M109等。

小型墓数量最多,有101座,亦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室面积多小于3平方米,现存深度多在2.5米以下,二层台上无殉人,多使用一棺或无葬具,大部分墓葬内无随葬品,部分仅随葬陶器,部分出土有铜兵器、车马器。

在分布规律上,中、小型墓葬交错分布,无明显规律可循,中型墓分布相对稀疏,小型墓分布密集。大型墓、中型墓均为东西向,小型墓以东西向为主,也存在部分南北向。大型墓中M98打破M90,中型墓与大型墓、小型墓均无打破关系,且有多座南北向小型墓被东西向小型墓打破。

二号围沟墓地已发掘墓葬7座、车马坑1座、马坑1座。发掘与勘探表明,二号围沟墓地内墓葬数量较多,分布较为密集。围沟西侧已发掘的大型墓M100,其南北各有一座带墓道大墓与之并排,东侧亦各有一座车马坑。围沟东侧已发掘的车马坑M140,形制较为独特,呈甲字形,可能是其西侧带墓道大墓的附葬坑。二号围沟内其他带墓道大墓也多呈现出南北并排成组分布的格局。从目前对二号围沟东西两侧其他中小型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西侧墓葬、马坑年代集中于西周早期,东侧墓葬、车马坑年代集中于西周中晚期,因此不排除二号围沟墓地自西向东、由早到晚埋葬的形成过程。

上庙墓地航拍照2

贰

上庙墓地的分期与年代

上庙墓地已发掘商周墓葬125座,墓葬之间相互打破关系较少,仅有M14→M15,M26→M27,M35→M4,M23→M28,M56→M65,M98→M90，M145→M140、M146→M140等八组墓葬。其中M98、M90为大型墓葬墓道之间的打破,这两座墓葬年代相对明确,M98为西周早期,M90为商末周初。在其他七组打破关系中,仅M56与M65出土陶器可供比较。故而只能依据各墓葬出土典型陶器的形制特征与组合关系,对墓地的分期与年代进行初步讨论。

(一)典型陶器类型

1.陶鬲 共计出土51件,其中保存完整可供类型划分的有39件。陶质以夹砂灰陶、灰褐陶、灰黑陶为主。依据整体形制差异,可分为三类。

甲类，22件,瘪裆鬲。裆部内瘪,袋足分裆,足跟有内收趋势。根据形制差异又可分为六型。

A型，10件,高斜领鬲。此型鬲数量较多,器身形制略有不同,大体分为两个亚型。Aa型，8件,夹砂灰陶。侈口,尖唇,束颈,袋足弧鼓。标本M20:1,器表施竖绳纹,裆部施交错绳纹，口径15.5厘米、通高13.7厘米(图4,1)；标本M61:1,夹砂灰陶。器表施横绳纹，口径12.2厘米、通高12.3厘米(图4,2)。Ab型，2件,夹砂灰褐陶。侈口,圆唇,斜领较高,袋足弧腹。器表施绳纹,颈部施一周附加泥条。标本M5:1,口径12.8厘米、通高13.8厘米(图4,3)；标本M11:3,口径13.6厘米、通高12.4厘米(图4,4)。

B型，1件,高直领鬲。标本M7:1,夹砂灰褐陶。直口,方唇,高直领,颈部微束,弧腹微鼓。口沿下对称分布四个羊角状鋬,四鋬向下倾斜。器表施细绳纹,领部至腹部绳纹竖直,足部绳纹呈“L”状,领部绳纹已抹光。口径12.1厘米、通高14.3厘米(图4,5)。

C型，8件,中高领“盘口”鬲。根据器身形制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Ca型，4件,足尖内收,袋足微弧较直,尖锥足。标本M40:2,夹砂灰陶。敞口,折沿内敛,束颈。器表施绳纹,颈部施一周附加泥条。口径11.2厘米、通高9.4厘米(图4,6)。Cb型，4件,足尖内收,袋足较胖,外鼓明显。标本M9:1,夹砂灰黑陶。敛口明显,束颈。器表施绳纹。口径12.0厘米、通高13.0厘米(图4,7)。

D型，1件,宽折沿鬲。标本M21:1,夹砂灰黑陶。侈口,宽折沿,沿面内凹。器表施绳纹。口径12.4厘米、通高9.2厘米(图4,8)。

E型，1件,矮领折沿鬲。标本M44:10,夹砂灰陶。侈口,折沿,圆唇,束颈,袋足弧鼓，足跟内收。口沿外至肩部素面,肩下腹、足部施竖向绳纹。口径12.8厘米、通高12.0厘米(图4,9)。

F型，1件,方体鬲。标本M16:1,夹砂灰陶。侈口,折沿,方唇,弧腹。器表施绳纹。口径12.5厘米、通高11.0厘米(图4,10)。

乙类，15件,弧裆鬲。从器表外侧来看,裆部弧呈拱桥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0件,器体较大,器身整体呈长方体,足跟较高。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式：I式,标本M55:1,夹砂灰陶。口沿微侈,沿面较斜,尖圆唇,微束颈,裆部较高,高锥状实足跟略外撇。口沿下抹光,器腹施竖绳纹,裆部施横绳纹,裆部有少量烟炱。口径11.8厘米、通高14.0厘米(图4,11)。II式,标本M99D11:2,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折沿,束颈,弧腹。上腹及颈部抹光,中腹施一周凹弦纹,其下腹部均施竖向绳纹。口径8.0厘米、通高11.2厘米(图4,12)。演变趋势:口沿愈折,裆部愈低。

B型，5件,矮领弧裆鬲,器身整体呈扁长方形体。标本M79:1,夹砂灰陶。折沿近平,尖唇,裆部变低,实足跟不明显,通体饰绳纹。口径13.0厘米、通高9.8厘米(图4,13)。

丙类，2件,高领袋足鬲。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1件。标本M59:1，夹砂红褐陶。侈口,方唇,袋足肥大,横截面呈椭圆形,锥状实足跟外撇,通体饰绳纹。口径13.0厘米、通高11.8厘米(图4,14)。

B型,1件。标本M47:1,夹砂灰陶。直口微敛,方圆唇,高领,领部附加鋬耳一对,大袋足腹,乳锥状足跟,足跟微撇。口沿外施一周宽约1.1厘米的附加泥条,器表施竖向绳纹,鋬耳绳纹与器表绳纹过渡自然,裆部加施泥条,并按压凹槽,呈鋬状,其下施横向绳纹,绳纹相接呈“Y”形。口径10.8厘米、通高11.8厘米(图4,15)。

2.陶罐 共计出土19件,其中可供类型划分的完整器14件。根据器形整体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共计11件，矮领,腹较深,最大腹径(即肩径)与通高的比值小于1.0,口径与通高的比值大于0.55,器身整体呈长方体。根据肩部形制差异又可分为两个亚型：Aa型,10件,折肩罐。标本M61:2,泥质灰陶。侈口,折沿,尖唇,斜弧腹,近平底。肩部抹光,腹部饰绳纹。口径11.8厘米、底径12.2厘米、最大腹径22.2厘米、通高22.6厘米(图4,16)。Ab型，1件,广肩罐。标本M6:56,泥质深灰陶。侈口,束颈,领部较高,广肩硬折,平底。口径10.48厘米、底径8.8厘米、最大腹径19.28厘米、通高19.04厘米(图4,17)。

B型，共计3件，矮领,腹较浅,最大腹径与通高的比值多小于1.0,口径与通高的比值多小于0.55，器身整体呈正方体。根据腹部形制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Ba型,2件，折腹罐。标本M82:1,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折沿,斜直腹,近平底。肩部下饰两周凹弦纹,肩部抹光,腹部饰绳纹。口径12厘米、底径10厘米、最大腹径21.6厘米、通高19.7厘米(图4,18)。标本M32:2,夹砂灰陶。平折沿,尖圆唇,微束颈,鼓腹,折肩,小平底。肩部以上抹光,肩部有两圈刻划线,中间短竖线刻槽,肩部以下施竖向绳纹。口径10厘米、通高16.2厘米、壁厚0.5厘米(图4,19)。Bb型,1件，垂腹罐。标本M95:1,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折肩,斜弧腹,平底。肩部施两周凹弦纹,肩部以上抹光,腹部及器底施绳纹。口径11.1厘米、底径11.9厘米、最大腹径20.4厘米、通高20厘米(图4,20)。

(二)各类型陶器的年代与上庙墓地的分期

前文已对上庙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陶鬲、陶罐两类器物完成类型划分。因墓葬间打破关系较少,难以从层位关系判定相同类型陶器的年代先后顺序,故而只能依据各类型陶器的形制特点,与周边地区商周时期墓葬出土陶器进行对比,进而推断其年代。

从器表外侧来看,甲类陶鬲裆部内瘪且较高,部分学者称之为分裆鬲,但其内底实则为联裆。甲类陶鬲分为六个类型,各类型鬲的年代及文化因素各异。

甲类Aa型鬲以高斜领为显著标志, 这类陶鬲在以往考古发现中较为罕见。 与之形制最为相近的西村M148:1, 原报告定为先周中期, 刘军社改定为殷墟四期。 在西头遗址调查中发现的一件陶鬲编号采83, 体形较大, 领部更高, 三足外撇显著, 年代可能也处于先周时期。 此外, 还有一些与甲类Aa型鬲整体形制接近, 但领部较矮且略斜直的陶鬲, 如于家湾M10:1、 孙家南头M72:3、 枣树沟脑C2①:25、 张家坡M315:1、 峪泉M6:3、 齐家M30:5、 齐家M17:7、活龙村M26:1等,这些陶鬲所在单位年代多为西周早期。总之,高斜领鬲的领部可能存在由高变矮的发展演变趋势,所以上庙墓地所见甲类Aa型鬲的年代应在商末周初。

相较之下,甲类Ab型鬲领部偏矮,其显著特征为束颈且颈部施加一周泥条。其中,上庙M5:1的器身形制与老牛坡III1M23:3、III1M26:2等陶鬲颇为相似,尤其是足跟内收这一典型特征。尽管老牛坡III1区墓葬年代存在争议,但上述两座墓葬年代基本可以确定为殷墟时期。实际上,上庙M5:1颈部施一周附加泥条的做法,同样出现在同类型鬲中的M11:3以及甲类Ca型鬲中的M40:2上。其中,M11:3与贺家C63M27:1、郑家坡H38:1、孙家南头M52:6形制相近,年代均为商末周初。甲类Ca型鬲(M40:2)形制与枣林河滩H45③:2、断泾M6:1、M7:1、孙家② E:1、原州区征集陶鬲、史家塬CHS:1相似,甲类Cb型鬲(M9:1)形制与枣树沟脑H132:1相近,其年代均为商末周初。

甲类B型鬲(M7:1)形制极为独特,其典型特征为直口、直领、袋足瘪裆、足跟外撇。就目前可用于比较的材料而言,主要有三类陶鬲与之形制相近：一类是以于家湾M61:1、北吕IIM12:1和枣树沟脑M4:1为代表的侈口高直领鼓腹联裆鬲,年代为商末周初;另一类是以鱼塔梁M6:1为代表的侈口高直领鼓腹分裆鬲,年代为殷墟二、三期;还有一类是以碾子坡M197:1为代表的敛口袋足鬲,年代为先周晚期。从形制关联程度判断,甲类B型鬲与最后一类陶鬲可能关系最为紧密,年代也最为接近,可将其年代推定为商末周初。

直口、直领特征同样出现在丙类B型鬲(M47:1)上,不过它属于异形高领袋足鬲。异形高领袋足鬲还有碾子坡M1:1、巴家咀陶鬲、刘家M3:1、礼村H14:1、崆峒区采集陶鬲等。M47:1相较于碾子坡M1:1领部更矮,与巴家咀陶鬲及刘家M3:1领部更为接近,袋足较碾子坡M1:1、巴家咀陶鬲更鼓,而与刘家M3:1较为相似。碾子坡M1、巴家咀陶鬲的年代均为先周晚期,刘家M3年代争议较大。从西头遗址上庙地点的发展演变脉络来看,刘家M3可能与上庙M47年代接近,应在商末周初。

甲类D型鬲只有一件(M21:1),形制极为特殊。与之形制类似的陶鬲主要包含两类：一类如古鲁营M7:1,年代为西周早期;另一类如于家湾M35:1、花园村M6:3,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前一类陶鬲是典型的殷遗系陶器,在太行山东麓、洛阳地区发现较多,其典型特征为盘口、肥袋足外撇,分裆且裆部极低;后一类陶鬲主要出现在泾渭地区,其典型特征为侈口、折沿,肥袋足稍外撇,联裆且裆部略高。M21:1似乎融合了上述二者的某些特征,其年代可能在西周早中期之际。

甲类E型鬲同样只有一件(M44:10),但属于较为常见的器形,与鱼嘴坡M8:1、花园村M2:6、东阳M91:1形制接近,年代应在西周早期。

甲类F型鬲(M16:1)与旌介M2:4、前掌大IIIM313:1形制接近,年代为商末周初。

乙类陶鬲即西周文化中常见的联裆鬲，可分为三个类型，在年代上略有区别。

乙类A型I式鬲(M55:1)形制与高庙村M11:1、飞凤山M4:4、黄家河M45:1相近,年代为西周早期。乙类A型II式鬲(M99D11:2)形制与曲村M6582:2近似,年代为西周中期。

乙类B型鬲(M79:1)形制接近于家湾M46:2、于家湾M122:1、曲村M7134:1,年代为西周中期。

丙类鬲即碾子坡文化与刘家文化中常见的高领袋足鬲，分为两个类型，其中丙类B型鬲的年代为商末周初。

丙类A型鬲(M59:1)与邻近的枣林河滩M1:2、鱼嘴坡M1:1、碾子坡M1115:1、王家嘴H7:37形制一致,年代为商末周初。

A、B两种类型陶罐是关中地区商周时期比较常见的陶罐，其形制有所区别，在年代上也有差异。

Aa型折肩罐(M61:2)形制与枣林河滩M4:3相近,年代为商末周初。Ab型广肩罐(M6:56)形制与东古城M4040:1、郭家湾新村W17:1、活龙村M13:1、北吕IVM258:1相近,年代为商末周初。

Ba型折腹罐(M82:1)形制接近于家湾M31:1、于家湾M78:1,年代为西周早期；另一件Ba型折腹罐(M32:2)形制与东阳M93:2接近,年代为西周早中期。Bb型垂腹罐(M95:1)形制与云塘76M16:1相近,年代为西周早期。

基于上述典型陶器的形制对比分析,可将上庙墓地商周墓葬划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商末周初。该时期墓葬数量较少,包括M20、M7、M47、M112、M61、M33、M55、M59、M6等；第二期,相当于西周早期。该时期墓葬数量较多,包括M5、M9、M11、M12、M16、M17、M21、M29、M32、M40、M42、M44、M48、M50、M57、M62、M65、M71、M82、M95、M97、M100、M106、M115等。第三期,相当于西周中期。该时期墓葬数量有所减少,包括M56、M79、M99等。

从这三期墓葬的发展态势来看,上庙墓地历经商末周初至西周中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图5)。目前已发现的商末周初墓葬均位于一号围沟墓地内,墓向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为辅,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之间间隔距离较远,小型墓葬可大致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以东西向墓葬居多,南区以南北向墓葬居多。进入西周早期后,二号围沟墓地开始出现东西向大中型墓葬,一号围沟墓地内中小型墓葬持续发展,墓向以及中小型墓葬南北分区情况与上一阶段保持一致。西周中晚期,一号围沟墓地墓葬稀少,除大型墓葬M99外,小型墓葬集中在北区。有线索表明,上庙墓地西周中晚期人群可能已向东,埋葬于二号围沟墓地东侧一带。

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出现的各类典型陶器,其来源也存在差异。其中,Aa型小口折肩陶罐形制特征较为统一,是先周文化陶罐的主要特征,其来源可能是泾渭本地先周文化；而Ab型广肩罐(M6:56)领部较高,与先周文化高领圆腹罐或高领折肩深腹罐存在一些区别,反而与安阳、山东等地发现的商式小口广肩罐更为接近,可能来源于这些地区。相比A型陶罐,B型陶罐出现的时间整体偏晚一个阶段,应是西周文化自我发展演变的产物。

上庙地点的陶鬲大致可分为三群：第一群器物以甲类鬲为代表,其中A型、B型、C型、E型陶鬲呈现出大侈口、高斜领或宽折沿、足跟内撇的特点。通过前文的对比可知,这几种类型的陶鬲主要分布在泾河流域,在关中西部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它们主要流行于商末周初,是以西头遗址为核心的泾河中游地区先民创造的特色器物,可视为西头遗址的本地文化因素。而在甲类鬲中极为少见的D型鬲,有可能是商文化进入泾河流域后,与本地文化因素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新型陶器。

第二群器物是以乙类鬲为代表的联裆鬲遗存,其中A型鬲可能是郑家坡文化在此延续的典型器物,而B型鬲则是西周文化自我发展的产物，西头遗址居址区与二号围沟墓地东部最新发现表明，B型鬲是西头遗址西周中晚期的主要陶鬲类型。总之,第二群文化因素生动体现了郑家坡文化与西周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第三群器物则是丙类高领袋足鬲,其与碾子坡、枣林河滩出土高领袋足鬲形制较为相似,属于本地高领袋足鬲传统的延续,是碾子坡文化的孑遗。

上述三群器物在数量比重上有所不同,以第一群器物为主体,第二群、第三群器物数量较少。但从目前二号围沟内围绕M140发掘的几座墓葬陶器情况来看,上庙墓地在西周中期的文化复杂性已显著降低,西周文化陶器组合与类型的时代特征在上庙墓地西周中晚期墓葬中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实证了西周文化的统一性。

上庙墓地出土典型陶器

叁

上庙墓地的典型葬俗

(一)墓圹与墓向

上庙墓地商周墓葬的墓圹结构包括斜坡墓道大墓与竖穴土坑墓两类。斜坡墓道大墓均仅有一条墓道,但墓葬形制存在差异。从平面形态来看,M90、M100属于商周时期较为常见的甲字形大墓,墓道开设在墓室短边一侧。M99开口形制呈刀把形,向下发掘约1米后,整体平面形制转变为一字形。M98墓道平面呈弧曲状,其北端打破M90墓道西段,这种形制在殷墟四期墓葬殷墟西区M93以及西周中期墓葬周原姚家M8中均有出现。新近发掘的一座带墓道“大墓”(实则为车马坑)M140,开口虽呈甲字形,但其墓道开设在墓室长边一侧,其平面形制与山西闻喜县酒务头M1相近。从剖面情况来看,已发掘的几座大墓的墓道东端底面与墓室二层台台面的高差各不相同,其中M90墓道东端底面与墓室西二层台台面极为接近,高差仅10厘米左右,而M98二者相距约1.41米,M100相距1.87米。从年代顺序来看,似有从早到晚、由浅至深的变化趋势。从晚商至西周早期各区域带墓道大墓的整体特征分析,商系带墓道大墓的墓道底面与二层台台面高差均普遍较小或直接相连;进入西周早期,殷遗系贵族带墓道大墓延续了商系带墓道大墓的这一特征,然而西周早期的姬姓贵族带墓道大墓墓道底面与二层台台面高差较大。由此可见,西周早期墓道底面与二层台台面高差有别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商周两系高级贵族在葬俗取向上的差异。

上庙墓地竖穴土坑墓形制比较接近,平面多呈长方形，墓向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为辅。南北向墓葬仅见有小型墓,而东西向墓葬则涵盖大、中、小型各级别墓葬。目前所发现的打破关系中，东西向墓葬均打破南北向墓葬,结合前文分析可知,东西向墓葬整体年代偏晚,而南北向墓葬整体年代偏早。当前所见东西向墓葬几乎都发现设腰坑,南北向墓葬腰坑较少,但南北向墓葬多随葬牛肋骨,这种葬俗在东西向墓葬中几乎不见。

(二)墓内设施及其殉葬

1.壁龛、腰坑与二层台 壁龛墓共六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其中,M29、M54是在墓室北壁墓主头端修建一个壁龛(头龛),M12是在墓室西壁墓主头端修建一个壁龛(头龛),M61是在墓室北壁墓主身侧修建一个壁龛(边龛),M74是在墓室西壁墓主脚端修建一个壁龛(足龛),M36是在墓室南壁墓主脚端修建一个壁龛(足龛)。在这六座壁龛墓中,仅有两座出土铜器,且均为铜泡饰,其中M61、M12墓主为俯身葬。

腰坑墓共40座,占比32％。大中型墓葬均设有腰坑,小型墓中南北向以无腰坑为主,而东西向有腰坑的墓葬数量较多,但也不足东西向墓葬总数的二分之一。腰坑平面形制以圆角长方形为主,其次为椭圆形,坑内保存的动物骨骼均为一只狗,未发现其他动物种属。绝大部分墓葬仅有一座腰坑,M99则在椁底四角各设有一座角坑,坑内也各殉葬狗一只。

二层台墓共83座,占比66.4％。大中型墓葬皆设有二层台,且均为四侧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放置随葬品及殉人。部分小型墓设有二层台,其中二十余座墓葬为四侧生土二层台,另有几座墓葬设有三侧、两侧或一侧生土二层台;熟土二层台几乎均为四侧,仅有两座墓葬修筑一侧二层台。

2.葬具 上庙墓地各等级墓葬棺椁营建程序基本一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在墓室底部中央挖掘一座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腰坑,随后殉狗一只,从埋藏姿态判断,殉狗大多是被杀后放置其中。与绝大部分墓葬不同的是,在M99墓室四角还各发现一座角坑,角坑呈近圆形,坑内殉狗一只,从埋藏姿态来看,殉狗前足向坑口伸出,推测可能是活殉。接着,在墓室中部底面平铺一层黑色席子,并在靠近席子东西两端处各放置一条半圆柱体枕木,枕木下方呈半圆形,上方平齐。部分墓葬，如M90,还会在靠近席子南北两端再各加置一条枕木,从而构成一组“井字形”枕木结构。枕木搭设完毕后,便开始构建椁室。大部分墓葬在放置椁底板前并未填埋腰坑,因此椁底板常凹陷于腰坑内,只有少数墓葬如M99在放置椁底板前填埋腰坑,所以底板并未塌陷。放置底板之后,再搭建椁室的左右侧板与前后挡板,左右侧板和底板均与墓向一致,多为东西向平铺或平垒,而前后挡板则与墓向垂直,多为南北向平垒。椁室构建完成后,进行二层台的填埋,当二层台台面略高于椁侧板后,平铺椁盖板,故而所有椁盖板被发现时均搭设在二层台台面之上而并非侧板之上。椁盖板的方向与墓向垂直,即与前后挡板方向一致。由于目前并未明确发现椁内棺木结构,所以暂时无法进行复原。

3.殉葬 上庙墓地各类墓葬皆盛行殉葬,主要涵盖殉人和殉牲两大类别。殉人现象仅出现于大、中型墓葬之中。在中型墓葬里,殉人数量一般为1—3具,大多位于墓内西、南侧熟土二层台之上，这些殉人呈仰身直肢的姿态,随身伴有海贝等贴身器物作为随葬品。大型墓葬二层台上同样存在殉人,其位置与中型墓相同,部分大型墓葬在北侧二层台也有殉人分布,然而东侧二层台上却从未出现过殉人,该位置通常被用于放置随葬器物。大型墓葬的墓道内也发现有殉人,以M90墓道为例,其中自上而下分布三层，共计38具殉人,是商末周初殉人数量最多的墓葬。这三层殉人皆呈南北向成排安葬,第一层殉人分为两排,共12人,均为女性,其随葬品包括海贝、蚌环、石刀以及骨器;第二层殉人分为三排,共16人,以女性居多,男性占比25％,相较于第一层殉人,这一层出现了少量铜器及原始瓷器;第三层殉人分为两排,共10人,以男性为主,女性占比30％,此层殉人的随葬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第一层与第二层的总和,特别是在铜器、玉器的数量上,彰显出更为显著的身份差异。另一座大型墓葬M99的墓道内也有殉人,但仅有一具,在其头端盗洞内出土了陶鬲、海贝等器物,推测可能是该殉人的随葬品。在商系墓葬中,二层台上出现殉人是一个重要特征,而先周时期周人的墓葬中则从未有过殉人现象。基于此,上庙墓地中有殉人墓葬的墓主身份,有可能与商系人群关联更为紧密。不仅如此,在商系墓葬中,还存在于墓道或墓室内成排安葬殉人的情况。例如,在苏埠屯M1中,成排的殉人位于墓道底面的最北端,与亚字形椁室的南侧极为接近;在侯家庄M1001墓道内,发现的成排殉人均无颅骨,且两座墓葬的殉人头部均朝向椁室；而在西周早期长子口M1墓道东端底面,发现的成排殉人头部均朝向墓壁。尽管这些成排殉人的具体摆放位置和姿态与上庙M90中的殉人存在差异,但其间显然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就殉牲而言,其种属包含狗、羊、马、牛等。在上庙墓地各类型墓葬的腰坑中,大多能发现殉狗的痕迹,前述提及的M99更是在每个角坑中专门殉狗一只。早在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1发掘过程中,就曾在其墓室四角各发现两个角坑，随后,在西安老牛坡M20、M6两墓的墓底也发现四个角坑。这两座墓葬年代均为晚商时期,侯家庄M1001是四条墓道大墓,老牛坡的两座墓则为无墓道竖穴土坑墓,上庙M99的墓葬规模介于二者之间。从角坑位置来看,老牛坡角坑与腰坑并排,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角坑。殉羊的情况较为罕见,目前仅在M100的椁盖板上发现过一只整羊。殉马大多以独立的马坑形式存在,已发掘的四座马坑中,殉马数量在2—12匹不等,马骨的头部朝东,面部朝北，已发掘的车马坑M140墓室内发现殉马250匹以上，马骨未见明显分层殉埋，头向不一。殉牛则多以牛肋骨的形式出现,常见于南北向的小型墓中。

作者参与上庙墓地发掘留影

肆

上庙墓地所见周人在

泾河流域的治理策略

依据文献记载,周人先祖不窋死后,其“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史记·周本纪》)。自周人先祖庆节建立豳国起,又历经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等七代,直至古公亶父,“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大约在商王武乙元年(《古本竹书纪年》卷二十),将其都邑从豳迁至岐周。

那么,豳地究竟位于何处?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栒邑县条下自注:此地“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豳乡,即为公刘所见豳国都城的旧址。东汉郑玄在《诗·豳谱》笺注中称,“豳者,后稷之曾孙曰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扶风郇邑豳乡,公刘所封。”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则记载:豳城在三水县西30里,彬县东北39里。旬邑西头遗址的发现,为探寻豳地提供了全新的基点。

从上述对葬俗的讨论可知,上庙墓地人群与殷墟文化联系密切。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M90墓道中的殉人至少有一半并非泾河流域的本地人。在出土器物方面,陶鬲为外来因素,陶盆、曲柄簋形陶器也多非商式陶器,玉韘、象牙觽等多为商式风格,玉簋、漆盘上的纹饰(凤鸟纹、龙纹等)具有周文化风格,环首刀、穿孔砺石等带有北方风格,经检测,原始瓷器的产地可能来自南方。总体而言,上庙墓地人群展现出多元的文化传统,这或许表明他们来自不同区域。碳14分析结果显示,以M90为代表的人群大约在商末周初就已在此埋葬。那么,这群有着商系文化风格的贵族迁徙至西头遗址,究竟是在灭商之前还是之后?这对于认识周人在泾河流域的经略方式具有不同的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王季之子西伯昌时期,“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由此可见,生活在商末的王季、西伯昌可能早已吸附了一批异域贵族,他们主动从异地迁至周原或关中其他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周本纪》还记载西伯昌征伐犬戎、密须、耆国、邘、崇侯虎等敌对势力。由此可推断,在武王灭商之前,周人集团应当已经对西土故地实施了管控,其中被管控的人群不乏具有殷商文化风格的贵族。上庙地点M90的墓主或许就是其中一位被管控的、主动归顺的商系贵族,他可能在灭商之前就已迁徙至西头遗址。以西头遗址为核心的区域,曾是周人祖先兴起的古豳地,周人或有让“归降贵族”侍奉“祖庭”的意图。当然,即便M90的年代已进入西周早期,周人向泾河中游迁徙，以M90为代表的商系贵族也可能存在上述考量。

综上所述,上庙墓地的发现为深入研究西周西土政治地理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以西头遗址为代表的这一区域,究竟是西周的别都、封国、采邑、军事重镇,还是周王畿内的离宫、原乡?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作者与导师豆海锋教授在上庙墓地发掘现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