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带来不幸

全球的政府都喜欢搞一点宣传，这个事情是二次大战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各国以纳粹德国为蓝本，研究世界大战中的宣传。

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走入了误区，陷入了绩效主义，一定要在能看到的数值上比个高低。等到冷战结束，美国的研究所发现了问题，那就是宣传的绩效往往因为千人千面，达不到所有人一样的指标，只上绩效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发现别人家有的，或者宣传上别人有的，我怎么没有？

于是克林顿政府放开了管制，只要不搞数据化的生活，各种收入各种状态的人就不好互相比较，再加上美国本来就具有地方立法权，最高法院给各州更大的空间制定特色政策，各州内部就因为区别大而无法比较，一下子就把幸福做成了主观的事情。

不统计人均肉蛋奶摄入，不统计人均住房面积，不统计人均收入，不统计人均纳税，就可以把人都栓在信息茧房里面。

一个人觉得他幸福，那他做门卫或者做保姆，都是幸福的，做打工仔或者做生育机器，那也是幸福的，就算是偷渡来的当牛做马，只要留下足够的空间告诉他们你们有当美国人的能力和潜力，他们也会在刷盘子中感到幸福。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他只要感觉他被压迫，那么他什么都不做也是被压迫，钱多了没事干还是被压迫，虽然没有人真的出来压迫，但是他们就是感觉到了被压迫。

感觉幸福的倒是没有关系，移民局或者警察局只要不上门殴打，或者是就算上门殴打非法移民，只要打的轻一点，那都会让非法移民感觉很幸福，但是感觉不幸的这帮人就要出问题了，克林顿敢于这么干，当然是因为美国是两党制，感觉幸福的人会感谢美国，但是感觉不幸的人有了发泄的出口。

只要把一切都归结于是另一个党带来的问题，他们就不会破罐子破摔，不断的预设一个玻璃杯不坚固，一直摔这个玻璃杯，直到摔坏了后发现它确实不坚固，自己验证自己的预言，他反而会积极投入社区事务，拼命支持其中一个党，反对另一个。

这就是克林顿的法宝，绩效主义下去了，幸福感就上来了。既然是绩效带来了不幸，那只要给人找到不满的出口，然后废除绩效，一切不就好起来了？

但是没有好起来，因为没有绩效后，人还是要区分人，爱彼此区分是人的本性，于是身份政治粉墨登场，出现了黑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