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会见库尔班，握住他的手，亲切说：谢谢你这么远还来看我！

“主席，老人家一路坐了两天两夜，只盼跟您说句话。”——1958年9月29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门轻轻合上，随行干部先开了口。库尔班·吐鲁木还没站稳，眼里已闪着泪光，他像摸一块久藏的宝石那样，小心翼翼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

毛主席微微俯身，带着新疆口音的普通话一句“谢谢你这么远还来看我”，让厅里的空气顿时柔和。库尔班把怀里那个帆布包递上去，里头是哈密瓜干和几块蜂蜜馕。“这是咱们自己种的果子，您得尝尝。”他语速很慢，生怕说错一个字。主席没马上接，只轻拍他的手背：“心意我收下，东西留给乡亲们。”

身边人说，那个场面不到三分钟，可在库尔班心里像过了半辈子。的确，他这一辈子本就被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解放前的黑暗与解放后的光亮。老人出生于1883年新疆于田县，父母给地主放羊，一年四季不见新衣。十一岁那年，父亲倒在棉田里没爬起来，从那以后库尔班知道，旧社会的命是“欠着的”。

雪山脚下的荒沟是他的床，半块馕饼配苦水就是一日三餐。盛夏割苜蓿，隆冬挖柳条，活全干了，地主只赏一撮羊毛。“活着就是为了挨鞭子。”多年后他回忆这句话，仍习惯性把脊背佝偻下去，好像鞭梢又落在身后。

转折发生在1949年末，新疆和平解放，接着是1951年的土改。县里的宣传队把契约一张张烧掉，耕牛、铁犁、井水旁的那块地全写上“库尔班”的名字。那晚他围着油灯转圈，嘴里念叨：“六十多岁才算是个人呐！”第二年秋收，三亩棉田结了八百多斤棉桃，他把最白净的一撮揣进兜，暗暗发誓：要把这份富足亲手交给毛主席。

问题是，于田到北京有四千多公里。老人先想到驴——那是他最熟的交通工具。1954年春，他真牵着驴出发，捆了上百张馕饼。走到喀什被巡逻兵劝回：“路远得很，您和驴都扛不住。”库尔班悻悻回村，却没放下念头。后来逢干部巡诊、工程队修路，他就打听北京的方向，乡亲们开玩笑：“只要老库尔班在，你就听得到‘毛主席’这仨字。”

坚持终究被看见。1958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备推选先进生产者进京参加观摩会，地委一合计，第一个写上“库尔班·吐鲁木”。通知送到他家时，老人正在棉田里掐尖，听完消息，满手的棉絮都忘了抖落，只一个劲儿笑：“这回是真走成了！”

那是老人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人多，他把包裹紧紧抱在腿上，每过一站就问：“到北京没有？”青年乘务员打趣：“大叔，快了快了，再快也得一整天。”火车穿过河西走廊、越过太行山，入夜灯火渐多，他贴着车窗，看那些闪烁的光，好像一颗颗星落到地上。

抵达北京后，工作人员让代表们住进民族饭店。老人认不全电梯按钮，也分不清自来水冷热，只晓得第二天能见到主席，浑身都是劲。29日一早，西花厅门口排成两列，轮到他时，毛主席的目光正好落在这里。那一握，横跨了四千公里，也横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距离。

会见结束后，毛主席派秘书去民族饭店看望库尔班，送来绒布和慰问信。秘书转述：“主席说，民族兄弟是一家人。”老人怔了一下，突然抱着绒布哭出声，他说自己不是感动于绒布，而是这份“惦记”。

回到于田已是深秋。他在村口搭了个小舞台，把见主席的经过讲给乡亲们听，话语不多，却句句有力：“土地给了咱，路也给咱铺开，咱得把庄稼种好。”村里的年轻人听完，组起互助队，把棉花产量翻了近一倍。

1964年，新疆修国防公路，需要大量民工。71岁的库尔班第一个报名：“路通了，我驴也能跑得更远。”工地上，他拄着铁锹，用维语高声喊：“修路就是修好日子。”那句话后来被写进当地报纸，成了最醒目的标题。

老人直到1975年去世，都把那包哈密瓜干留在柜子里——他始终记得主席没有收下，东西就算坏了，也要替主席保管。有人不解，他笑着摆手：“主席收了‘心’，我替他收‘物’，正好。”朴素的逻辑，却透着一种倔强的庄重。

今日走进于田县城，广场上矗立着库尔班与毛主席握手的雕塑。维吾尔族孩子放学经过，总会抬头看几秒，他们知道，那位胡子苍白的老人用一生证明了一个简单道理：改变命运靠奋斗，团结奋斗离不开信任。对路了，距离再远，也能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