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接受改编成为八路军,无数英勇的指战员迫切想要到一线去抗击外敌。
可就在此时,正在等待上前线命令的丁秋生却接到通知,要去军委工程学校任职。该校前身为1931年在瑞金创立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中央极其看重,把丁秋生调过去,显然是准备将他当成技术人才培养,属于一种器重。
但丁秋生脑里只有到一线打鬼子的念头,直接拒绝履职,哪怕谭政亲自来劝都没用。最后事情捅到了中央,主席非常生气,直接将他撤销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个结果,让丁秋生懵了,他本来以为最多是让自己降职到一线部队,没成想却是如此严厉的惩罚。
而这也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他都已经距离开除党籍不远了,为何1955年还能得到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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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丁秋生的经历中找到答案。191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丁秋生幼年十分凄苦,尚在襁褓之时父亲就外出谋生再无音讯,全凭母亲四处讨饭度日。
4岁那年,母亲带着他一路逃荒到了江西安源,这里有座著名的煤矿,靠着工人们帮助,母子俩总算有个落脚处。
为了生活,丁秋生7岁开始进入安源煤矿做童工,一干就是十年,身躯被繁重的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本以为自己就要这样一辈子,如同矿里那些叔叔伯伯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直到1930年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安源有很多工人,是革命发展的重要对象,毛主席、少奇同志、李立三等人都来过安源传播进步思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一工人自己的团体应运而生,包括丁秋生在内的众多矿工都在俱乐部的帮助下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因而对共产党产生一定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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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教员亲自带队来安源扩红,因为有先前的基础,很多人对教员感情颇深,听说他来安源后,大家奔走相告,很快就有几千名工人激动地聚集在广场上,想听听他要说什么。
只见教员在工人师傅的簇拥下,登上了临时搭建的台子,向众人挥手示意后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那最后一段对丁秋生影响至深,让他到了晚年都没有忘却:
“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注定了这样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
丁秋生听得热血沸腾,当即决心要参加红军,一起砸烂旧政权、重铸新社会。
那个年代闹革命随时可能掉脑袋,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说什么都不同意,甚至准备把丁秋生关在家里。他只好独自溜走,为大家,而暂忘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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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秋生从一名战士做起,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就成为团政委,期间他经历了多次生死关头,比如广昌战役被子弹击中左臂动脉,因流血过多陷入休克,幸亏战友们紧急将他抬到后方医院;
还比如四渡赤水时所在的部队牺牲近三分之二,他身负重伤,侥幸活了下来...这些伤痕都是功勋的见证!
也是长征中,由于部队伤亡太大进行了缩编,丁秋生被调到了红星纵队,职责之一是保卫中央首长们的安全。
有天晚上他在站岗时,遇到了正在散步的毛主席,随即展开了一番深谈。当主席得知丁秋生当是年从安源参军的,非常感慨地说:安源出来的人,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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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了顿,主席又鼓舞丁秋生:“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骨干,将来,我们依靠这些骨干可以把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大,把我们的革命事业干得很大。就比如你,现在看似降了级,但是,等将来红军壮大了,还可以去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主席的话让丁秋生的斗志更加旺盛,临别时他表示自己想到作战部队去。毛主席笑着说:“好嘛!将来有的是机会。”
到一线去,这成了丁秋生的执念,然而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实现。抗战爆发后,丁秋生先是被安排进入抗大学习,还兼任了政治部教导队队长。
此时日寇攻势凌厉,侵占我国大量领土,丁秋生多次向领导申请结束学业到一线抗敌,都未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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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丁秋生终于等来了新任命,可并非去作战部队,而是到军委工程学校担任政委,与我军兵器工业大功臣刘鼎做搭档。这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好差事,但丁秋生却感觉被泼了盆冷水。
在组织的催促下,他不情不愿地去往工程学校,然而就在校长刘鼎介绍情况、提了句“政委的正式任命书很快就会下达”时,丁秋生立即起身推说自己有事,留下刘鼎不知所措。
时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听说后找到丁秋生谈话,耐心解释办好学校的重要性以及军人应服从命令的道理。
若是以往,丁秋生肯定配合,但接连的愿望落空让他心里有怨,说宁可挨处分也要去作战部队。谭政见他在气头上,就决定换个时机再谈。
过了几日,谭政再约丁秋生到河边散步,以同乡情谊劝说,可丁秋生仍是不让步。谭政只好警告,这件事中央已经得知,如果强硬拒绝必然会有处罚。丁秋生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并非逃兵,最多也是降级,如果把自己降到一线部队做连长之类的职务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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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主席对纪律的重视超出丁秋生预料,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军队里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不服从命令的事!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能有特权,必须给予处分!
谭政连忙说好话,希望能从轻发落,却被主席断然拒绝:难道与我们相熟就可以由着性子来吗?你不用再说了。
不久,丁秋生接到通知,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定去工程学校的任命取消,调为后方政治部的一名巡视员。
这个结果犹如一道惊雷,让丁秋生错愕不已,同时也把他“打醒”,开始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从中他深刻体会到了后方保障前线的重要性。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处分,对他也是一个提升。
1940年,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丁秋生诚恳地检讨,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变化。之后他重新调为工程学校政委,这次他以全新的热情迎接工作,很快就干出一番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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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丁秋生已经带出一批干部,组织对他很满意,恰逢山东前线急缺人手,中央便让他带领百余干部前去支援。终于,丁秋生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前线。
此后的时间里,丁秋生历任山东纵队1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山野8师政委、华野3纵政委、三野22军等职,华东军区的重要战役他几乎都有参与。
新中国成立后,丁秋生出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虽然在抗战时期他曾经犯过错,但后来的贡献确实很大,职务级别等各方面也符合中将的标准,得到这个军衔是自然而然的事。
组织一直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人改过的机会、看到一位同志蜕变,这不是最好的新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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