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过早宣扬“中国创新药世界第一”对话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主要创始人秦叔逵：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每经记者：林姿辰 每经编辑：陈俊杰

“2012年在上海成立亚洲临床肿瘤学联盟（FACO)时，我们中国专家更多的是向日本、韩国同行学习；现在，在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近20%的重磅研究报告来自中国团队，这是过去很难想象的。”

这是秦叔逵的亲身感受，他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主要创始人和著名的临床肿瘤专家。10月26日，秦叔逵在第十届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简要介绍了中国肿瘤领域近十年的沧桑巨变。

在他看来，中国创新药在某些领域的领跑，不代表整体领先。未来，本土药企如何突破“Fast Follow（快速跟随）”困境，在全球竞争中真正站稳脚跟？中国创新药在源头创新上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是行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秦叔逵接受媒体采访 主办方供图

中国医生从“跑龙套”，到成为大型国际研究的主要研究者

10月21日，2025年ESM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在德国柏林闭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药企共有23项研究结果公布亮相，其中涉及10家港股上市的药企相关创新药物的临床报告，几十位中国临床肿瘤学专家报告的重磅数据，给全世界的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术影响广泛而巨大。

其中一则就发生在肝癌领域。周俭和樊嘉院士团队公布的CARES-009大型III期研究显示：围手术期采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双艾”组合）方案，获得了预期的良性结果能够显著延长肝癌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中位EFS（无事件生存期）长达42.1个月，较单纯手术延长了近两倍；主论文同步发表于国际顶刊《柳叶刀》（Lancet)上，引起业界轰动。

秦叔逵表示，原发性肝癌高发难治，中国的发病与死亡人数在全球占比均超过了40%，且疾病本身具有高度异质性。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历程中，从早年吴孟超、汤钊猷和孙燕院士等老一代医学家奠定了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基础，到近年樊嘉、董家鸿、周俭、沈锋和刘连新等专家积极领衔，联合肝胆外科、内科、放疗科以及影像科等多学科精诚合作，共同攻坚克难，中国肝癌领域的诊治和研究水平实现了革命性提升。

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经累计批准了20款药物与方案可用于肝癌一线、二线治疗，数量超过了美国、欧洲与日本获批同类药物或方案的总和。而且，在这20款抗肝癌药物中，秦叔逵教授及其团队深度参与了18款的临床研究，并在多数项目中担任全球、亚太地或者中国的主要研究者（Leading PI），中国研究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情况20年前难以想象。秦叔逵回忆称，1997年前，中国肿瘤临床学会还未成立，中国医生参加亚洲临床肿瘤学大会时，只能在台下听讲，因为手里只有个案报告或单中心小样本资料，拿不出一项多中心协作研究。即便是10年前，中国医生在国际临床试验中的参与感，也多源于在中国的小型桥接试验（指在新地域开展的附加试验，而非最先开展的注册性临床试验），“跑龙套，随大流，没有决策权”。

秦叔逵举了一个例子——2016年，也就是9年前，他和李进教授等曾与来中国访问的某著名跨国药企总裁座谈。他们问道：“你们公司在中国开展过早期临床研究吗？你们公司针对肝癌、鼻咽癌等中国高发肿瘤有过专项布局，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吗？你们公司邀请过中国专家担任大型国际研究的PI（主要研究者）吗？当时对方的回答都是“No”。

现如今，上述三个“No”已经变成了三个“Yes”——这家跨国药企不仅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还邀请中国专家主导早期临床研究和国际多中心大型临床研究，同时针对中国的特色肿瘤量身定制，积极开展研究。

秦叔逵认为，这表明经过多年的学习进步，中国医生水平不断提高，也促使跨国药企改变了态度，予以重视，达到平等对话和积极合作。

产学研协同尚存在“断链”，基础转化研究亟待提升

除了临床医生的不懈努力贡献，中国创新药能在全球崛起，既离不开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和科技部门的支持助力，也离不开本土药企的厚积薄发，由仿制转向创新。

2025年是中国创新药海外BD（商务拓展）的大年，据医药魔方统计，迄今中国本土药企新药对外许可授权获得的总金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为有史以来未有的巨大突破。

一时间，“中国创新药世界第一”的说法不胫而走，气氛热烈高涨，但秦叔逵却发出了冷静的“拷问”：目前在肿瘤学领域最火的单抗、双抗、ADC、溶瘤病毒和分子疫苗，哪一个重要技术平台是本土企业原创的？出海转让超过1000亿美元，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药物还是快速跟进（Fast-follow）？

“我们的Fast-follow做得很好，发展迅猛，可喜可贺，但在兴奋的同时要注意戒骄戒燥，要看到不足——到目前为止中国新药的创新性技术平台还比较薄弱，有人讲几近为零。”秦叔逵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上述新药的核心技术，大多是国际药企首创发明，并且还掌握在其手中，而中国本土药企的优势在于快速跟随和优化，但是在新靶点、新机制、新技术的原始创新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秦叔逵告诉记者，原始创新的源头应该是基础研究上的突破，通常基础研究的主力应是大学和研究所，而不是临床医生，也不是中小药企。目前，中国产、学、研协同尚存在协调不力和“断链”问题，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往往是“闭门造车”，与临床需求脱节；许多药企由于人才资金缺乏和短期利益驱动，更倾向于Fast-follow和me-better；而广大临床医生虽然面临实际问题，可以发现迫切需求，却缺乏将需求转化为研究的资源、经费与能力，

“因此，不要去过早地宣扬‘中国创新药世界第一’，过分自我陶醉，这不仅不科学客观，还可能会给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带来阻力。”秦叔逵强调，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创新药取得了长足进步，值得肯定，但是与欧美日国家相比，在基础研究、创新技术以及全球商业化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差距，“某些领域领跑”不代表“整体领先”，整个行业仍需要清醒认识，学习先进，脚踏实地补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