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黄维这篇稿子，稿酬能换一百多斤猪肉，同时也得罪了一个人

一张1978年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件处理单》显示，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那篇题为《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既要》，全文一万多字（稿费单有些模糊不清，看起来像一万二千七百字），稿酬是九十元。

在这正稿件处理单上，杜聿明（原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宋希濂（曾任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被俘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文强（被俘时任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审核意见和签字。

这三位中将一致认为黄维这篇文章应该评为“甲等”，类似的单子笔者二十年前还用过，那时候报社收到的稿件都是手写的，需要编辑在修改过的稿件前面附上一张“稿签”，经编辑中心主任、总编辑签字后才能送到排版室，先出大样校对，后出小样再经三次签字才能见报。

通过这张稿件处理单，我们不难发现在当年的“文史专员办公室”，杜聿明、宋希濂、文强都是一定级别的负责人，而文强的责任显然还要高于杜聿明和宋希濂，所以这张单子他最后签字认可，而且“批示”言简意赅。

按理说在淮海战役期间，文强的“级别”不如杜聿明和宋希濂这两个“副总”高，但是特赦之后的文强当了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沈醉和董益三位副组长），又成了所有其他特赦将领的“领导”。

九十元稿费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能买什么，笔者不好说，但家父在农村小学当校长，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多块钱外加几垄“自留地”，但已经是村里的“富裕人家”了：不但能供我们兄弟六人上学，还建起了一面砖的三间草顶房，每年杀一两口猪，夏天还能用“荤油”和“油滋啦”炖豆角。

文强和黄维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们特赦之后不但直接有了工作和每月一二百元（最初一百，马上涨到一百五，后来定为二百）工资，而且直接分了房子，沈醉在中《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中回忆：“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文史专员的工作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其次是向过去旧同事和熟人去组织稿件，同时担任审核别人稿件与整理、编纂文史资料。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一两百元的工资，加上公家分配的单元楼，沈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又变成了“有产阶级”：“1980年，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

黄维一门心思研究“永动机”，所以写稿子不如沈醉“积极”，但九十元在1978年，买一百斤猪肉或九百斤大米应该没有问题，应该足够他吃一年的了。

笔者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没去市场上买过粮油，有人说那时候猪肉只有六七角钱一斤，不知道真假，但我们在农村的时候，一般是不买肉的——自家养的猪和鸡鸭鹅就够吃了（有人说当年“割尾巴”不许养家禽家畜，但在一个村子都是亲戚甚至一个家族的地方，似乎还真没人管，笔者对“割尾巴”一点印象都没有）。

黄维在北京生活，有楼房和公费医疗，而且还有公车可用，所以生活成本应该不是很高，重新结婚一点困难都没有，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二十四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文强在黄维撺掇下结了婚，结果娶了一个麻烦，离婚时还给了对方五万块钱，文强没有抱怨黄维“太热心”，但黄维一向以孤僻自傲著称，他能撺掇文强结婚，说明他当时已经心情大好，性格也改变了许多。

黄维一篇稿子能赚九十元，再加上当时的高工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但是有一件事他可能终生难以释怀，那就是他原先的部下、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与他老死不相往来，临终前还念叨“黄维是个外行”。

按理说硝烟散尽几十年，天大的仇怨也应该化解了，杨伯涛之所以不“原谅”黄维，可能也跟那篇《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既要》有关。读者诸君看看这篇稿子，可能也会认为黄维有“甩锅之嫌”：“兵团部秘密拟定在空军大规模使用毒气弹轰炸掩护下的突围计划，并秘密地立即进行各种准备，陆续空投下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二三十箱，据说每箱十二颗，可能悉数分配给第十八军了。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黄维说毒气弹都是杨伯涛用了，自己毫不知情，换成您是杨伯涛，也会十分不舒服：第一，毒气弹是你黄维下令使用的；第二，得到毒气弹的不止我十八军，覃道善的第十军也用了，为此覃道善还得了个“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

覃道善的死缓后来改成无期徒刑又改为十五年，并于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杨伯涛则在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黄维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跟文强等人最后一批特赦，杨伯涛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中说自己是反对使用毒气弹的：“我在陆军大学曾学过战时国际公法，使用毒气作战是禁止的，是非人道的。日本人侵略我国，在战场上也仅使用过催泪性和喷嚏性瓦斯，我们怎能乞灵于这种国际公认的非法手段？”

据沈醉回忆，同样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只有覃道善被判了死缓，黄维和杨伯涛都没有被追究，而黄维“旧事重提”说杨伯涛把毒气弹都拿去用了，这岂不是给已经特赦多年的杨伯涛“上眼药”？

当然，黄维“得罪”杨伯涛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件，我们将黄维和杨伯涛的两篇回忆文章对照起来看，也能发现很多问题：黄维说自己已经销毁了所有的毒气弹使用说明书，杨伯涛说自己收到的不但有毒气弹，还有兵团部发给的详细使用说明书，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

杨伯涛和黄维均已辞世，所以他们在文章出现的不同描述，也变成了理不清的一团乱麻，读者诸君看了黄、杨两人的文章，对他们使用毒气弹的行为，又会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