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铜墨盒，半部文人史丨品· 藏

案头陈置的铜墨盒，

从来不是寻常文具。

它以铜为骨、以墨为魂，

将清代至民国的文人风雅凝于方寸之间，

轻轻叩之，

余响里皆是半部中国文人的精神史。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中国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宝明，一起走进铜墨盒的收藏世界吧！

铜墨盒的兴起，恰是文人生活需求与时代工艺的共振。清代中晚期，毛笔书写仍是主流，而传统瓷质、木质墨盒要么易渗墨、要么易磨损，难以满足文人“随取随用、墨质常润”的需求。于是，以黄铜为盒身、内镶吸水绒布的铜墨盒应运而生，迅速成为书房新宠。它的流行并非偶然——从科举考场中考生便携的小型墨盒，到文人雅士案头纹饰繁复的观赏之作，铜墨盒一路从实用工具，演变为承载审美与思想的文化符号，贯穿了近两个世纪的文人生活。

若说铜是墨盒的“躯体”，那精湛工艺便是它的“风骨”。一件上乘的铜墨盒，需经“选料、制胎、錾刻、打磨、镶绒”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藏着匠人的巧思。盒身多选用质地坚韧的黄铜，经锻打、裁剪制成厚薄均匀的盒体，确保不漏墨、不变形；而最见功力的，当属表面的雕刻工艺。文人对墨盒的偏爱，正源于这方寸之间的“可塑之美”——无论是阴刻、阳刻，还是浅浮雕、镂空雕，都能在铜面上复刻书法的笔意、绘画的意境，让冰冷的金属有了笔墨的温度。真正让铜墨盒超越文具属性的，是那些在铜面上“挥毫”的雕刻名家。

提到铜墨盒雕刻，陈寅生是绕不开的“开山之祖”。他首创在铜盒上镌刻微缩书法，小至米粒大小的文字，仍能一笔不苟地再现楷书的端庄、行书的灵动，时人赞其“寅生刻字，细如蚊足，刚劲有力”。他的作品不止于技艺，更藏着文人的风骨，常刻《论语》《孟子》中的警句，让墨盒成为“可随身携带的典籍”。与陈寅生齐名的张月槎，则将铜墨盒的雕刻推向了“诗书画印”合一的境界。他擅长在盒面绘制山水、花卉，再配以题诗、印章，仿佛将一幅完整的文人画搬上铜面。他刻的“岁寒三友”图，松针如铁、梅枝似骨，旁题“冰霜历尽浑无恙，自有幽香满室来”，寥寥数笔，便将文人的清高与坚韧藏于其间。除二人外，姚茫父的金石味、齐白石的乡土趣，皆在铜墨盒上留下过印记，让每一方墨盒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文人手作”。

有趣的是，许多铜墨盒会搭配桐木盒作为外层保护套。桐木质地轻盈、纹理细腻，且自带淡淡的木质清香，既能防止铜盒磕碰氧化，又与铜的厚重形成“刚柔并济”的质感。桐木盒的表面也常做文章，或烫印木纹，或浅刻题字，与内层铜墨盒的纹饰呼应，成为文人“双层审美”的体现——打开桐木盒，见铜盒之精；收起铜盒，藏桐木之雅，一举两得。于文人而言，铜墨盒早已是案头“心头好”。它可赏、可用、可藏，更可“以物明志”。

爱莲者，便刻周敦颐《爱莲说》于盒上，配一池清莲图，观之便念“出淤泥而不染”的初心；忧国者，会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警句，借铜的坚硬喻家国情怀的不朽。读书困倦时，将铜墨盒握于掌心，指尖触到的是雕刻的凹凸，心中想起的是纹饰里的意境——或是“竹石图”的坚韧，或是“兰亭序”的旷达，沉闷心绪便在这一握、一想间悄然消散。

如今，铜墨盒早已退出日常书写的舞台，但它并未远去。那些藏于博物馆、流于藏家手中的铜墨盒，仍在静静诉说着旧时文人的故事——关于笔墨，关于风骨，关于一方小盒里装不下的、绵长的文人情怀。

记者 / 王龑君

编辑 / 刘晓静

视频 / 成子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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