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在焦裕禄带领下防沙种的泡桐，竟制成了中国30%乐器

1963年春，黄河南岸的兰考县，风沙漫天，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焦裕禄挽起袖子，带着一群干部走进沙丘。他不让人躲风避雨，自己却咳出血来。

他说：“树要种，沙要治，饭也得吃。”那年，他在朱庄村种下了50亩泡桐，没人当回事，他却亲手补种了一棵苗，后来这棵树成了“焦桐”。

可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种当年防沙的泡桐，竟成了中国30%乐器的原材料。兰考人靠泡桐治了沙，后来又靠它吃上饭、走出去、站起来。

一个本该是绿化树的，怎么就变成了民族乐器的音板？答案藏在一代代兰考人的手上，也藏在一段不为人知的产业逆袭里。

1962年冬，焦裕禄刚到兰考。风吹沙走人，地里刨不出一粒粮。“三害”——风沙、盐碱、内涝，像三根铁钉，把兰考人钉死在贫困线上。

黄河1171年到1949年，一共决口143次，泥沙沉积，风沙肆虐，63个村庄被活活埋掉。焦裕禄不信邪。他带着干部一村一村走，一趟一趟问，走了5000多里地，访了120多个大队。

人说这地没得救，他说能治。于是他搞“贴膏药”压沙、搞“扎针”种刺槐。沙子压不住，树种不活。他换法子，最后盯上了泡桐。

泡桐这树，根深、长快、耐旱耐碱，是块硬骨头也啃得动的树。兰考有句老话：“兰考三件宝，泡桐、花生和大枣。”可那时候，没人把泡桐当回事。

焦裕禄偏不。他在朱庄村拉出50亩地种泡桐，树苗一棵一棵种，哪棵矮了，他就亲手补上。他说：“根好，长得才快。”

1964年春，泡桐生根发芽，焦裕禄却病倒了。他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到最后一刻。他去世前说：“把我埋在沙丘上，我要看着你们种树治沙。”

他死后，棺材是用他种下的泡桐做的。那棵他补种的树，后来被人叫做“焦桐”，现在高26米，胸径5米，编号“汴兰林0001”。

树活下来了，接下来是人要活下去。1970年代末，兰考地里绿了，风沙没了，林子起来了。可老百姓手里还是没钱。泡桐太多，没人收，没人用。

树砍了，做家具不行，太软。烧火也不行，太轻。堆在那儿，成了“林子里的垃圾”。可有个叫代士永的木匠琢磨出了门道。

他原来做风箱，后来发现泡桐切开后，木纹细密，声音传得快，当音板用刚刚好。那年，上海乐器厂来人，说这木头适合做扬琴、古筝、琵琶的音板。

代士永一下来了劲，1988年请来上海的张连根师傅，开了兰考第一家乐器厂。第一批乐器，做出来就参加了广交会。结果，10多件样品当天就卖完了。

人家说：“你这音板，响得干净，真是块宝。”那年，代士永厂子年收入干到了200万。《人民日报》专门写了篇报道，叫《兰考琴鸣》。

1992年，轻工业部认定，泡桐木是乐器音板的最佳原料。1990年代末，兰考乡镇企业一窝蜂开了起来。一个堌阳镇，就冒出140多家乐器厂。年产乐器45万件。

泡桐不再是“垃圾树”，成了抢手货。村民一边种树，一边做琴，白天做琴，晚上发货。2007年，兰考成立了乐器行业协会，制定了统一标准。

2019年，政府投了20个亿，建了一个民族乐器产业园。产业园搞“前店后厂”，前面卖，后面做。运货、包装、打磨、上漆，流程全了。

到了2020年，兰考的乐器产量占全国30%，音板占全国95%。年产值20亿。产业起来了，可不能只靠老一辈。年轻人要接得上。

代士永的儿子代胜民，没走老路，他搞创新。他做了一款“文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后来又和人合作，搞了一款“蝶式筝”，外形优雅，音色轻盈。

还有个叫徐亚冲的年轻人，学古琴工艺的。他不批量做，只做定制琴。一张琴卖上万元。他说：“一块泡桐，得顺纹切，得脱脂、烘干、风养，不能有一点马虎。”

兰考还和中央音乐学院合作，搞了“筝乐育苗”培训班。现在全国学古筝的孩子里，有不少用的都是兰考制造的古筝。

现在的堌阳镇徐场村，90%的家庭都在做乐器。村口一条街，从早到晚都是打磨琴板的声音。一个镇，带动了1.8万人就业，产业链带动了近3万人。人均年收入4到5万。

产品也不只卖国内，出口到了40多个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美国。2022年，产值干到了30亿。

兰考不光做琴，还搞文化。建了一个中国民族乐器博览馆，年接待五万人次。还搞音乐小镇、研学旅游。2022年，兰考被评为“中国民族乐器之乡”。

现在的泡桐，不再是当年治沙的工具，而是象征兰考精神的文化树。它背后，是焦裕禄留下的那句话：“先顾吃饭，后顾好看。”不是喊口号，是扎扎实实，干一件算一件。

从1963年那棵小树苗，到2025年的全国30%乐器产量，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这是一代又一代兰考人，靠着一棵“没人要的树”，硬生生干出来的产业。

焦裕禄那年说：“根好，长得快。”人也是，产业也是。泡桐是根，精神是土壤，兰考就是这样，一点点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信息来源：【精神的力量】走进兰考：泡桐成为乡村“致富树” 中国新闻网2023年11月04日 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