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85硕士被调去整理资料,写好辞呈,临走前辈说一句话我立马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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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你真以为自己是被‘发配’到这来的?”老林擦拭着档案柜,头也不回地问。

我捏着滚烫的辞职信,正准备摔门而去。

这间发霉的三楼库房,已经吞噬了我这个985硕士所有的理想。

我本该在市府大楼里挥斥方遒,却被扔到这故纸堆里埋葬青春。

“不然呢?”我冷笑。

谁知他只是转过身,说了一句话。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01

我叫周明。

就在两个月前,我的人生剧本还不是这么写的。

那时,我头顶着985名校历史系硕士的光环,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我的导师,一位在近代史领域声名显赫的老教授,在台下欣慰地看着我,他曾不止一次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他近十年来见过最有灵气的学生,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我的同学们,那些即将奔赴金融、互联网大厂的精英们,也都向我投来夹杂着羡慕与不解的目光。

羡慕,是因为我通过了市里严苛的人才引进计划,端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不解,是因为我放弃了留校和去一线城市发展的机会,选择了回到这座二线省会城市。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为了安逸,我是抱着理想回来的。

我热爱这座城市,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正是这座城市的近代工业变迁史。

我天真地以为,凭借我的专业背景,我会被分配到市府研究室,或是政策规划的核心部门。

在那里,我将用我的知识,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甚至连未来三年的研究计划都写好了,就等着大展拳脚。

那段时间,我意气风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

直到那张轻飘飘的、盖着鲜红印章的A4纸,由邮递员送到了我手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我的去向:市档案馆。

这四个字,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让我瞬间清醒。

可我依然抱着最后一丝幻想,我安慰自己,或许档案馆成立了什么重要的历史研究项目,急需我这样的人才。

我怀着这种忐忑的、自欺欺人的心情,去单位报了到。

档案馆的刘馆长,是一个看起来面团一般和善的中年男人,顶着一个符合他身份的微凸肚腩。

他用上好的龙井招待我,言语间充满了对我这种高学历人才的赞誉和欢迎,热情得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那些温暖的客套话,像一层柔软的棉花,暂时包裹住了我那颗下坠的心。

可当他领着我,穿过一楼光鲜亮丽、充满科技感的数字化展厅,走上那道每一步都会发出“吱呀”呻吟的木质楼梯时,我心中的不安开始疯狂滋长。

二楼是档案阅览室和办公室,还算窗明几净,人来人往。

但我们没有停留,刘馆长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继续向上。

通往三楼的楼梯口,挂着一把锁,上面写着“库房重地,闲人免进”。

馆长掏出钥匙,打开了那把锁。

门一开,一股截然不同的空气扑面而来。

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准确形容的气味,混合着陈年纸张的腐朽、挥之不去的霉菌、以及时间的尸体所散发出的、独有的味道。

它像一张无形的、湿冷的网,瞬间将我笼罩,让我呼吸困难。

馆长推开了走廊尽头那扇最为厚重的双开铁门,门轴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呻吟,仿佛在诉说着不堪重负的痛苦。

“小周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他依旧微笑着,那笑容在我看来,却多了一丝高深莫测的意味。

我站在门口,向里望去,我心中最后那点名为“幻想”的火苗,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浇灭,只剩下一缕青烟。

那根本不是什么办公室。

那是一间巨大到令人绝望的库房。

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铁灰色档案柜,像一尊尊沉默的钢铁巨人,肩并肩地站着,将整个空间挤压得密不透风,让人喘不过气。

唯一的一扇窗户,被粗壮的铁栏杆焊死,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不知积攒了多少年的油污,阳光想要穿透它,都显得力不从心。

头顶上,几根光秃秃的老式灯管散发着惨白而无力的光,只能勉强照亮脚下的一片地,更远的地方,则隐没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

我的工作,馆长说得很明白。

就是将这个被称为“特藏库”的地方,所有封存的“死档案”,重新进行整理、归档、登记、并录入电脑。



这些档案,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

它们是那个剧烈变革时代的残骸。

倒闭的国营工厂,下马的政府项目,合并的行政单位,流产的改革方案……所有被时代浪潮拍死在沙滩上的记忆,都被扔到了这里。

我的同事,是三个比馆长年纪还大的老先生。

他们被安置在三楼入口处一个相对明亮的小房间里,那里是他们喝茶、看报、颐养天年的地方。

他们看到我这个年轻面孔,表情各异。

一个姓王的老师傅,端着个紫砂壶,笑呵呵地对我说:“小周啊,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慢慢来,不着急。”

另一个则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摇了摇头,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悲的宿命。

还有一个,就是老林。

老林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他不住在那个明亮的小房间,而是自己搬了张桌子,放在了库房的入口处。

他穿着一身洗到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头发花白而稀疏,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像一张被揉搓过的旧报纸。

他几乎不说话,所有人都当他不存在。

而他也乐得清静,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一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极其缓慢地擦拭着那些冰冷的铁皮柜。

他擦得那么专注,那么虔诚,仿佛那不是档案柜,而是一件件需要用心呵护的艺术品。

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写好了辞职信的草稿。

但我终究没有勇气交出去。

我的父母,已经把“我儿子在市里当干部”这件事,告诉了十里八乡所有的亲戚。

我的骄傲,我的自尊,我那点可怜的、不愿在人前示弱的倔强,让我把那份草稿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我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

我是历史系的硕士,我的专业就是从故纸堆里发现真相,这满屋子的原始档案,不就是一座尚未被发掘的金矿吗?

于是,我戴上手套和口罩,一头扎了进去。

我拆开的第一个档案箱,来自一家叫做“红星纺织厂”的破产企业。

打开箱子的瞬间,一股浓烈到近乎实质的霉味混合着尘土,直冲我的鼻腔,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里面的东西,就像历史的呕吐物。

发黄变脆的采购单,字迹已经开始模糊的生产报表,厚厚一沓写满了陌生名字的员工花名册,几十本除了口号和空话外一无所有的会议纪要。

我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类,拍照,然后逐字逐句地录入电脑。

这一个箱子,我花了整整三天。

第二个箱子,是一家注销的贸易公司。

第三个箱子,是一个被撤销的街道办事处。

一个月过去了。

我没有发现任何金矿。

我发现的只有无尽的、重复的、足以把人逼疯的机械劳动。

我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就像一把屠龙刀被用来切豆腐,滑稽而无力。

我感觉自己不像个研究者,更像一台有知觉、会痛苦的人肉扫描仪。

而这间库房,也不是什么金矿,它是一座巨大的、无声的坟墓,而我,就是那个唯一的守墓人,负责把这些已经死去的记忆,再埋葬一次,只不过这次是埋进冰冷的硬盘里。

绝望,像藤蔓一样,慢慢爬满了我的心脏。

每天,我麻木地走进这间库房,麻木地打开一个又一个档案箱,麻木地敲击着键盘。

我开始害怕去食堂吃饭,害怕在走廊里碰到其他部门的同事。

他们那些或同情、或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眼神,都像一把把小刀,在我本就千疮百孔的自尊心上,划开新的伤口。



“看,那个就是985的硕士,听说得罪人了,被发配到三楼守仓库了。”

这些我没亲耳听到,却能清晰感受到的议论,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手机成了我唯一的窗口,却也是最残忍的刑具。

朋友圈里,昔日的同窗们,正在各自的世界里闪闪发光。

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在图书馆熬夜的哥们,拿到了头部互联网公司近百万的年薪。

那个曾经向我请教论文写作的学妹,已经申请到了常春藤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就连那些曾经成绩不如我的,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风生水起。

每一次点亮手机屏幕,都像是一次对我的公开处刑。

我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被困在这个时间的孤岛上,缓慢地、无可挽回地沉没。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个寻常的夜晚,悄然而至。

我照例麻木地刷着朋友圈,一条动态,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猛地刺穿了我的眼球。

是我的本科同学,张伟。

他发了一张在灯火辉煌的市府大楼前的自拍,西装革履,笑容满面,配文是:“新的起点,感谢领导栽培,一定不负所望!”

他的定位,赫然是:市府研究室。

市府研究室!那个我朝思暮想,却连门都没摸到的地方!

我的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

张伟,那个大学四年几乎都在打游戏,考试全靠考前突击,毕业论文东拼西凑差点没过的张伟!

就凭他,也能进研究室?

我无法相信,颤抖着手点开了下面的评论。

一条共同好友的留言,揭开了谜底,也彻底粉碎了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恭喜啊伟哥!还得是你舅舅牛逼!”

舅舅。

就因为他有一个在市里当副秘书长的舅舅。

而我,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傻劲,从农村一路拼杀出来的穷小子,十年寒窗,换来的,就是在这间发霉的仓库里,埋葬我的人生。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不甘、愤怒、羞辱,像积压了亿万年的火山,轰然爆发。

“凭什么!”

我嘶吼着,用尽全身力气,将手机狠狠地砸向墙壁。

手机在撞击中四分五裂,屏幕瞬间变成了一片漆黑,就像我的人生。

我再也忍不了了。

一天都忍不了了。

我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来回踱步,胸口剧烈地起伏,几乎要炸开。

我冲到桌前,抽出纸和笔,开始写辞职信。

我没有写任何客套话。

我把这两个月来所有的痛苦和绝望,都倾注在了笔尖。

我写我十年寒窗的艰辛,我写我对未来的憧憬,我写这座城市如何用一纸调令,将我的理想碾得粉碎。

我的字迹因为愤怒而扭曲,有好几次,笔尖都划破了纸张。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在信纸上晕开一团团墨迹。

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字,扔下笔时,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瘫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我的心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报复性的快感和解脱。

去他妈的理想。

去他妈的未来。

老子不玩了。

02

第二天,我揣着那封滚烫的辞职信,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死囚,又像一个要去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士兵,决绝地走向档案馆。

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上三楼,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

今天,这股熟悉的霉味,闻起来竟有了一丝告别的甜美。

我走到我的工位,把那几件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一件件塞进背包。

然后,我掏出了那封信。

就在我捏着信封,准备最后看一眼这个鬼地方,然后就去找馆长摊牌时。

我的目光,无意中扫到了最里侧,那排我一直没有去碰的,锈迹斑斑的档案柜。

那里的档案,标签上写着“市企改办(九〇—九四)”。

企改办,企业改革办公室,一个在九十年代大名鼎鼎,后来又悄无声息消失的临时机构。

我的硕士论文,曾重点研究过这个机构。

鬼使神差地,我走了过去。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满足一下自己最后的好奇心。



我伸出手,想拉开其中一个抽屉。

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那冰冷的金属拉手时,那声压抑着雷霆之怒的低吼,在我身后炸响。

“别碰那个柜子!”

我被吓得魂飞魄散,猛地缩回手,转过身。

老林像一尊怒目金刚,挡在我面前,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沉默的老人,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气势。

“你……我……”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语无伦次。

他死死地盯了我足足有半分钟,那眼神,像两把手术刀,要将我从里到外剖开。

然后,他身上那股惊人的气势,又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

他眼中的怒火熄灭了,重新变回了那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他看了一眼我手里捏得发皱的信封,沙哑地开口,声音低沉得像在耳语。

“想走了?”

我点了点头,喉咙发干。

他没有劝我,也没有拦我,

他只是凑近了一些,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

“你真以为,这满屋子的废纸,是让你来整理的?”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我愣住了,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又或是在幻听。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老林看着我的表情,脸上没有丝毫波澜。

只是转过身,用那块脏兮兮的抹布,轻轻擦去我刚才差点碰到的那个柜门上的灰尘。

他的动作,充满了仪式感。

我像一尊石雕,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等我消化了这句话,然后继续用那种极低、极轻,却又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的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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