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19岁少年被骗到台湾，7年后：告诉老蒋，老子回家了！

1949年，一个19岁的少年被骗到台湾，7年后他开走了蒋纬国专机，还冲着塔台狂吼了一句：告诉老蒋，老子回家了！
1956年1月7日凌晨，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一架塞斯纳轻型运输机在雨夜中缓缓滑出机库。
塔台警觉地呼叫驾驶员身份，却只听见机舱里传来一句掷地有声的怒吼。
机身在雨幕中拉升，灯光追逐着它的轨迹，几分钟后，四架F-86喷气式战斗机紧急升空，准备拦截这架“叛逃”的小飞机。
驾驶座上，一个26岁的青年咬紧牙关，双眼死盯着仪表盘，手掌微微颤抖，这不是临阵胆怯，而是七年来积压在血液里的愤怒、悲怆，终于在这一晚喷薄而出。
他叫韦大卫，广西桂林人，7年前被骗到台湾，今天，他要靠自己，把命飞回大陆。
1949年夏天，韦大卫19岁，刚刚从广西中学毕业。
那年8月，广州的街头贴出一张“公费留美”的红榜，榜上赫然写着：“培养航空人才，前往美国深造，未来可任职民航或空军高层岗位。”
这对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青年而言，是梦的召唤。
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几天后就被通知上船，船舱拥挤，气氛古怪，没人能说清目的地在哪，直到船驶进高雄港，他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去美国，而是被“骗”到了台湾。
“下船！集合！以后你们是中华民国陆军！”
一个军官用枪柄敲着船舷，打破了所有幻想。
韦大卫成了“二等兵”，驻扎台南新兵营，吃的是馒头咸菜，睡的是潮湿木床，白天训练，晚上看守弹药库。
他开始明白，这不是误会，而是命运的捉弄，他尝试逃跑，第一次，是1950年10月10日晚上。
台风过境，一片漆黑。他和几个士兵趁着暴雨翻出营墙，穿越稻田和甘蔗林，他最后一个人逃到了高雄，在一个码头旁靠打零工混日子。
他啃生地瓜，喝雨水，只为攒钱离开这个岛，但很快，他发现海路不通，海防严密，想偷渡几乎不可能。
于是他换了思路：如果飞来台湾可以，那飞回去，或许也行得通。
这个想法刚萌芽就扎了根。
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像一只猫，悄悄潜伏在体制内部，寻找漏洞。
他先考进空军后勤，专画跑道图，他学会了航空识图，了解了各型飞机的参数，但很快发现，地勤人员接触不到飞机控制系统。
他又转入海军军校，见证了一场起义失败的代价——三名起义士兵被捕后，全岛戒严，连夜枪决。
1954年，他终于考入空军飞行学校，成为一名正式飞行员，那年他24岁，已经在岛上漂了五年。
他开始打听哪里有性能适合、油量够、又不容易引起注意的飞机。
目标很快锁定在清泉岗基地的一架飞机，双发螺旋桨，航程足够飞回福建，起降条件也宽松。
问题是，这飞机平时有哨兵看守，钥匙在值班室，油箱也要提前加满。
他开始“舔狗式”接近——和机务组混熟，一起喝酒、打球，给他们带宵夜、送香烟，他甚至偷偷背下了飞机油表的误差范围，练习3秒内完成启动流程。
半年后，他拿到了钥匙副本。
1956年1月7日凌晨1点，雨夜。
他值夜班，两个熟识的同伴悄无声息地进入机库，三人合力推动飞机滑向跑道，哨兵一度起疑，但被他们以“调试雷达”搪塞过去。
飞机滑行的那一刻，他通过无线电向塔台大喊那句话：“告诉老蒋，老子回家了！”
塔台惊醒，命令F-86起飞拦截，他知道自己无法和喷气战斗机对抗，唯一的希望是地形。
他低飞穿越山区，顶着雷雨和乱流穿行在云层间，雷电划破天幕，机身剧烈颠簸，他死命握住操纵杆，每一次气流打击都像命运的试探，“你真的准备好回家了吗？”
上午九点，福建上空，油量只剩最后一格，他看到陆地，试图联系地面，但被当成敌机，几发曳光弹划过机身。
他不慌，低声用粤语喊了一句：“唔好开枪，我系起义嘅。”
飞机在稻田里艰难迫降，螺旋桨割断水稻，机身冲出几十米后才停住，舱门打开，韦大卫跳下来，举起双手对着赶来的解放军士兵喊：“我是韦大卫！我起义投诚！”
三个月后，他被评为“起义英雄”，接受采访、授勋，还见到了家人，母亲抱着他哭了整整一夜。
之后他进入民航系统，驾驶国内航线。
改革开放后，他成为对台办“空中摄影队”队长，负责两岸航线勘测，1982年，中央芭蕾舞团访问台湾，他是协调人之一。
那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靠啃地瓜活下来的逃兵，而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之一。
但命运从不简单，1968年，他因“特殊背景”被错误关押一年，后被平反，回到民航。
令人意外的是，蒋纬国在得知飞机是被他“偷走”后，通过秘书传话：“不恨他，反而欣赏他的胆识，能飞那么远，靠的不只是技术。”
2015年，韦大卫在桂林病逝，享年85岁。
他的墓碑上，刻着那句曾响彻海峡的话——“告诉老蒋，老子回家了。”
在那个年代，被困在岛上的不止他一个，但敢用一架飞机去改写命运的，只有他。
他不是战争英雄，也不是政治工具，他只是一个想回家的中国人，一个被时代卷走、又靠自己飞回来的年轻人。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