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夺嫡失败后，冲击最大的老十四为何成了最大赢家 ？

乾隆元年（1736 年）的初春，乍暖还寒，一切都像新的样子，日光的温暖也照进了康熙第十四个阿哥允禵的心里，这时的他已经在牢里被囚禁十多年，本来的人生年华是在西北战场，没想到他的斗志昂扬却在囚禁中慢慢耗尽。

十四子允禵

一道谕旨从养心殿传出，打破了沉寂多年的宗室旧案：太监宣读着继位没多久乾隆的谕旨：“圣祖仁皇帝第十四子允禵，昔年因事获罪，久被圈禁。朕念其为皇考同母弟，今既躬膺大宝，宜沛恩纶，着释出高墙，封为奉恩辅国公。” 这一年，允禵四十八岁，距离他被雍正圈禁于景陵附近，已过去了整整十三年。当狱卒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时，这位曾经统兵三十万、威震西北的 “大将军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皇子，鬓角的白发与佝偻的身形，早已泪流满面。

命运对于十四阿哥来讲一开始相当眷顾，属于典型的高开局，在康熙的二十四个皇子中，允禵的特殊性在于 “双重优势” 既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唯一与雍正同母），从小在陪康熙狩猎中就表现出极其突出的一面，这一点雍正后来都承认说：“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这里的骑射功夫不仅不如其父，和其他兄弟相比当时的雍亲王骑射功夫也非常靠后，更多的是他擅长书法和宗教修养超出其他皇子。

从做父亲角度来讲，都喜欢更像自己的儿子，显然这时候十四阿哥更得康熙的欢心，不仅骑射出色，而且在军事禀赋上更是他最满意的一个皇子，做为父亲来讲，每个人对此都能感受到这种欣慰。

史载允禵 “少敏慧，康熙深爱之”，尤其在骑射与兵法上，他自幼便显露出过人天赋，十岁时随康熙打猎，便曾射中一只鹿，康熙当场赏赐他 “黄马褂一袭”，这份殊荣在同龄皇子中极少的恩荣。。

随着年岁增长，允禵被迫或者主动地逐渐卷入储位之争的漩涡。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皇子间的争夺愈发激烈，允禵最开始依附于八阿哥允禩，却没有和自己一奶同胞的四哥站在一起，这一点一直让后人难以理解。

却在允禩失势后，凭借自身能力逐渐成为康熙眼中的 “备选者”。他深知 “舆论造势” 的重要性，特意联络康熙身边的重臣李光地，这位被康熙誉为 “理学名臣” 的大学士，在朝野间声望极高。据李光地《榕村语录》记载，允禵 “每至府中，必待以高座，呼以先生，执弟子礼甚恭”，甚至主动向李光地请教 “经史大义” 与 “治国之道”。这种 “虚贤下士” 的姿态很快传开，当时京中士人多赞 “十四爷有贤君之风”，《文献丛编》更有 “诸臣私下议，十四阿哥或为将来储君” 的记载。

九子夺嫡

康熙晚年，西北局势的恶化给了允禵崭露头角的机会。

1716 年，老皇帝老了，但是对于大清的责任感并没有退去，相反他将西北问题纳入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彼时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大将策凌敦多布入侵西藏，杀死拉藏汗，控制了西藏政局。康熙接到战报后，在乾清宫召集群臣时叹息：“朕年已六旬，血气渐衰，若在壮年，必亲往平之。”（《清圣祖实录》）随后，他将战报下发给诸皇子，也是有意在考察他们的对于军事方面是否具有独立见解。

允禵当即上书，详细分析了西北军情，提出 “分兵三路，一路扼守青海，一路进藏平乱，一路牵制准噶尔本部” 的战略，其条理性与可行性远超其他皇子，让老皇帝康熙眼前一亮。平心而论，康熙欣赏十四阿哥，确实有点像当年的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的感情，只不过此时的康熙只是从更高的用人角度最终决定让这个老儿子挂帅出征，至于后世其他的解读，在此我不做延伸展开讨论，以免影响诸君的阅读。

两年的准备和酝酿后，老皇帝终于正式下旨，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八旗、绿营兵及蒙古各部，往征西藏，授生杀大权”。为了彰显允禵的权威，康熙特意让他以 “大将军王” 的名义出征，出行时的规格堪比亲王 。据说允禵离京当日，康熙命 “皇子、王公、文武百官送至德胜门外”，并亲赐 “抚远大将军印” 与 “黄带”。八天后，康熙又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巡抚，负责 “督运粮饷，保障后勤”，形成 “允禵在前统兵，年羹尧在后筹粮” 的格局。这不仅体现了对西北战局的重视，更表达了做为父亲的康熙，在晚年对老儿子的器重和激励，或许正是这样的场面，让这位刚刚挂帅的十四阿哥错会了意。他懂军事，但不一定懂宫墙内的秘密。

康熙画像

允禵抵达西宁后，迅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整顿军纪，将虚报军功、克扣军饷的几名将领 “就地正法”，震慑了全军；随后根据西藏地形，制定了 “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的战术 ， 先派蒙古兵收复青海玉树等地，切断准噶尔军的补给线，再命绿营兵从四川进藏，与西藏当地部落联手夹击策凌敦多布。《清圣祖实录》收录了允禵给康熙的奏疏，其中详细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的关键一战：“臣令前锋统领延信率八旗兵自穆鲁乌苏出发，夜半突袭策凌敦多布大营，贼众溃逃，斩首三千余级，缴获牛羊数万”。同年九月，清军收复拉萨，策凌敦多布率残部逃回准噶尔，西藏秩序得以恢复。

初战告捷，可以想象已经古稀之年的老皇帝是多么的欣慰。

为表彰允禵的功绩，康熙下旨 “在拉萨立碑纪功”，碑文写道：“大将军王胤禵，承朕命，督师西陲，剿除逆贼，复我西藏，安定民生，厥功甚伟。”（《西藏纪功碑》。此时的允禵，手握三十万重兵，节制西北数省，俨然是康熙朝最耀眼的 “将星”，也让他对储位的觊觎愈发强烈，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悲剧的一笔。

康熙六十年（1721 年）十月，也是康熙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一年，允禵奉召回京述职。作为父亲来讲对十四阿哥的表现极为满意，康熙不仅在乾清宫设宴款待，还赏赐 “金千两、银万两、缎百匹”，更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率领内大臣 “出郊十里迎接”，这种规格，在诸皇子中绝无仅有。据《康熙朝起居注》记载，康熙在召见允禵时，曾拉着他的手说：“西北之事，全赖你支撑，将来若有需要，仍需你出力。” 这番话，更让允禵觉得自己离储位仅一步之遥。欣慰的父爱，却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对此，做为父亲来讲并不算错，但是康熙此时是大清的皇帝，这句话非常容易让人产生错觉。

据说回京期间，允禵并未放松对储位的争夺。他私下找到一位名叫算命先生，让其为自己相面。张明德见状，故意奉承：“王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武当权之相，将来丁酉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必登九五，三十九岁（允禵当时三十三岁，三十九岁为虚指）后贵不可言。”（《文献丛编・允禵供词》）这番话让允禵心花怒放，当即赏给张明德 “银五十两、缎二匹”。

与此同时，允禵还通过九阿哥允禟密切关注京城动向。《文献丛编》收录了允禵给允禟的书信，其中写道：“皇父年高，身体时有不适，兄须时常给我送信，若有重大变故，务必第一时间告知。” 这句话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也有过一段画面，但是真相与否已经无从稽考。

接下来这句有关允禟回信中承诺我们也要保留存疑的态度：“京中之事，我必为弟打探，若有消息，即刻派人送往西宁。” 两人的往来书信，后来都成为清算他们的 “罪证”。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消息传到西宁时，允禵正在部署对准噶尔的下一步军事行动，他当即下令全军戒备，准备回京。可还未等他启程，雍正已迅速掌控政局 ，第二天，雍正下发谕旨 “飞驰西宁，接管抚远大将军印信”；十一月十六日，又命陕川总督年羹尧 “严密监视允禵行踪，不许其擅自调动军队”。《清世宗实录》记载，年羹尧接到谕旨后，立即派兵控制了西宁至北京的沿途驿站，切断了允禵与外界的联系。可想而知，他四哥一直对他这位十四弟是高度戒备的，这些或许都来自于之前老皇帝的偏爱和他手中握有的实力，以及他在京城制造的舆论加上流言蜚语让十四阿哥成了康熙去世后的最大敏感人物。

允禵得知康熙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他深知四哥已掌握大权，自己若反抗，只会落得 “谋逆” 的罪名。于是，他在的 “护送” 下，孤身一人回京。抵达北京后，允禵直奔畅春园康熙灵前，跪地痛哭，却拒绝向雍正行君臣之礼。雍正虽心中不满，却因 “刚继位，根基未稳”，暂时没有发作，只是命人将允禵 “软禁于景陵附近的汤泉行宫”，不许其与外界接触。

雍正元年（1723 年），雍正稳固局势后，开始清算允禵。他下旨列举允禵的 “十四条大罪”，包括 “在西北擅用皇帝仪仗”“虚报军功，糜费军饷”“对朕无君臣之礼”“与允禩、允禟结党谋逆” 等（《清世宗实录》卷七）。其中，“擅用皇帝仪仗” 一条，据《永宪录》记载，实为允禵在西北时，康熙赏赐的 “黄带、紫缰”，雍正却曲解为 “僭越”；“虚报军功” 则与《清圣祖实录》中允禵的奏报不符，明显是 “欲加之罪”，手足相藏。对此，不得不想起曹丕继位后对曹植的折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人性，不是人设。

即便如此，雍正仍不愿背上 “杀弟” 的骂名，最终下旨：“允禵罪大恶极，本应正法，但念其为朕同母弟，着革去王爵，改名为‘允禵’，在景陵永远圈禁。”圈禁允禵的汤泉行宫，四周被高墙围住，墙外有八旗兵日夜看守，允禵的家人虽获准陪伴，却不许与外界通信。据《永宪录》记载，允禵在圈禁初期，曾多次上书雍正 “辩白冤屈”，却都石沉大海，久而久之，他便不再争辩，只是每日读书、写字，以此消磨时光。，是不得不的沉淀和后来平静后的反思，年轻到成熟，可能往往只是一道墙便能让人开悟，甚至全盘接受命运的安排。

乾隆朝的宽宥：从阶下囚再到辅国公的恍惚

可能连允禵已经做好了在囚禁中度过一生，只是有时历史就那么多的意外，他的同胞皇帝哥哥突然离世，侄子弘历登基，让他重开天日，这年按照现在来看年级还不算太大。乾隆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 “宗室不和” 是前朝的隐患，登基后不久，便开始着手修复与宗室的关系。乾隆元年（1736 年）正月，乾隆下旨释放允禵，理由是 “允禵系圣祖仁皇帝之子，朕之亲叔，久被圈禁，殊为可悯。着加恩释放，封为奉恩辅国公，准其在京居住”。侄子宽恕叔叔，理所应当，又那么充满了亲情的温度。

此时的允禵，已年近五十，十三年的圈禁生活磨平了他当年的棱角。他接到谕旨后，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喜悦，只是平静地收拾行李，从景陵前往北京。抵达北京后，乾隆在养心殿召见了他，允禵 “免冠叩首，口称‘臣允禵，谢皇上天恩’”，态度恭谨，丝毫没有当年 “大将军王” 的傲气。侄儿乾隆见到叔叔如此谦恭，心中愈发放心，便命人在京城为他安排了一处府邸，让他安度晚年。

十三年后，乾隆又下旨晋封允禵为 “多罗恂郡王”，并任命他为 “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汉军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都统掌管旗内军政、户籍等事务，虽无实权，却象征着荣誉。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晋封允禵时，特意提到 “允禵昔年督师西北，平定藏乱，有功于国，今晋封郡王，以表其劳”。同年，乾隆又命允禵 “总管正黄旗事务”，允许他参与旗内议事，但允禵深知 “伴君如伴虎”，每次议事都 “只听不言”，从不发表自己的见解。

允禵的晚年生活极为低调，他很少与宗室王公往来，只是偶尔与几位僧人、道士交往。据《啸亭杂录》记载，允禵常去京西的潭柘寺听早上的钟声，然后与寺内的住持谈禅论道，他曾说：“人生如梦幻，富贵如浮云，当年若不涉储位之争，或许能安享一生。” 他还喜欢书法，尤其擅长楷书，晚年临摹的《九成宫醴泉铭》，笔法工整，丝毫看不出当年统兵的粗犷之气。

改变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件大事就够了，然后一切交给天意或者是时间。

乾隆二十年（1755 年）正月初六，允禵在京中府邸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乾隆得知消息后，下旨 “赏治丧银一万两，辍朝一日”，并赐谥号 “勤”——“勤” 字在清代谥号中，意为 “有功于民，勤于政事”，既肯定了允禵早年的军功，也体现了乾隆对他的认可。允禵的葬礼按照郡王规格举行，乾隆还命自己的儿子永琪前往吊唁，以示重视。允禵的一生，可谓 “大起大落”，早年受康熙宠爱，成为威震西北的大将军；中年卷入储位之争，被雍正圈禁十三年；晚年获乾隆宽宥，得以安享天年。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其他康熙皇子们，他活的最久，某种意义来看，这就是最大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