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拿着，快走！”
一个信封被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拉希德先生的脸色阴沉得像迪拜正午前的乌云，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
王翠花站在原地，没动。她的目光从那只骨节分明、戴着硕大金戒指的手，移到了那个薄薄的信封上。
“拉希德先生……”她想解释，但喉咙里像堵了沙子，只发出嘶哑的干音。
“我不想听！”男人挥手打断她，语气里满是不耐烦，“收拾你的东西，现在就走！别让我再看到你！”
王翠花的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衣角，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的肉里。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01
一切的爆发，源于那只鹰。
那不是一只普通的鹰，是拉希德先生的猎鹰，名叫“风暴”。
这只鹰的血统比许多人的身世还要高贵，吃的是从新西兰空运来的小牛肉，住的是带空调的专属房间，甚至有专门的兽医每周上门检查。
拉希德先生疼这只鹰，比疼自己的孩子还上心。
王翠花来这里五年，除了打扫，从不敢靠近那个鹰房。她知道，那是这个家里真正的“禁区”。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地上的石头烤裂。拉希德先生一家都去了海边的度假酒店，要第二天才回来。王翠花做完所有的家务，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
她端着水杯，路过鹰房门口时，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
往常，总能听到“风暴”尖锐有力的鸣叫，但今天里面却异常安静。
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的心。她趴在门缝上，眯着眼往里瞧。
“风暴”蔫蔫地站在栖木上，羽毛乱蓬蓬的，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气，连眼睛都半睁半闭，像是生了重病。
王翠花心里“咯噔”一下。
她知道这只鹰对主人有多重要。要是“风暴”出了事，她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怎么办？兽医的电话她没有，也说不清楚。等主人回来，万一耽误了，后果更严重。
她急得在门口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
忽然，她想起了老家的土方子。小时候，村里谁家的鸡要是病得快死了，就用大蒜捣成泥，混上一点烧酒，撬开嘴灌下去，十有八九能救活。
鹰和鸡，不都是鸟吗？说不定管用。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压不住。救主人的心爱之物，这是大功一件，说不定还能抵消之前那些说不清的误会。
她冲进厨房，找到几颗紫皮大蒜，用刀背拍碎，又从柜子角落里翻出一小瓶没开封的二锅头——那是她刚来时，一个中国工友送的，她一直没舍得喝。
她小心翼翼地兑了一点点，整个厨房顿时弥漫开一股刺鼻又熟悉的气味。
端着这个“救命神药”，王翠花的手都在抖。她深吸一口气，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鹰房的门。
一股奢华的冷气扑面而来。
“风暴”似乎察觉到了陌生人的闯入，虚弱地抬了抬眼皮，发出一声低哑的叫声。
“别怕，别怕，我是来救你的。”王翠花用家乡话轻声安抚着，一步步靠近。
她放下小碗，笨拙地想把鹰从栖木上抱下来。可“风暴”毕竟是猛禽，虽然病了，野性还在。在王翠花的手触碰到它的一瞬间，它猛地挣扎起来，翅膀胡乱扑腾，尖锐的爪子在王翠花的手臂上划出几道深深的血痕。
王翠花吃痛，却不敢松手，死死地将它按住。她一手控制住鹰的身体，一手去掰它的喙。
就在这时，门“쾅”的一声被撞开了。
拉希德先生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他的妻子法蒂玛和一脸惊恐的儿子。他本来是中途回家取一份重要文件，却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想象的一幕。
他的“风暴”，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猎鹰，正被一个卑微的女佣像抓鸡一样按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个散发着怪味的碗，正试图往它嘴里灌什么东西。
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王翠花的大脑一片空白，抱着鹰的手僵在那里，不知道是该放开还是继续。
“你……在……干什么？！”
拉希德先生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冰冷的杀意。
他一步步走进来，那双平日里还算温和的眼睛，此刻布满了血丝，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王翠花慌了，手一松，“风暴”扑腾着翅膀，躲到了房间的角落里，发着抖。
“先生……我……它病了……我想救它……”她结结巴巴地解释，手里还举着那个蒜泥小碗，蒜味和酒味混杂在一起，成了她“犯罪”的铁证。
“救它？”拉希DE先生气得笑了起来，笑声里全是嘲讽和愤怒，“用这个？这是什么？是你们中国人的巫术吗？”
他一脚踢翻了地上的小碗，白色的瓷片和浑浊的液体溅得到处都是。
“我……不是……是药……我们老家……”
“闭嘴！”拉希德先生一声怒吼，整个别墅都仿佛震动了一下，“你这个不祥的女人！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觉得我们对你太好了？”
站在门口的法蒂玛夫人也吓白了脸，她想上来劝说，却被丈夫的眼神逼退了。
王翠花看着眼前暴怒的男人，看着地上的碎瓷片，再看看自己手臂上火辣辣的伤口，百口莫辩。
02
五年前，王翠花第一次踏上迪拜的土地时，也是这样的炎热。
飞机降落，舱门打开，一股热浪夹杂着陌生的香水味涌了进来。她拉了拉身上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感觉自己和这个金光闪闪的世界格格不入。
来接她的是中介公司的一个小伙子，把她和另外几个女人一起塞进一辆面包车里，车里没有空调，像个移动的烤箱。
车窗外，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高耸入云的大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路上跑着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豪车。
她心里既新奇又惶恐，紧紧地抱着怀里那个磨破了皮的旧背包。背包里，是她全部的家当，还有一张丈夫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丈夫在工地上被掉下来的钢筋砸中了腿，手术费像个无底洞，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十五岁的儿子正要上高中，也需要钱。
是同村一个早年出去闯荡的姐妹告诉她，来迪拜当保姆挣得多，干几年，债就还清了。
她动了心。跟家里人商量，父母不同意，说一个女人家跑那么远，不安全。丈夫躺在床上，红着眼圈，一个劲儿地捶着自己那条不争气的腿。
是儿子的一句话，让她下了决心。
那天晚上，儿子给她端来一碗热水，说：“妈，你去吧。我长大了，可以在家照顾爸。你放心，我等你回来。”
王翠花摸着儿子的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碗里。
为了丈夫的腿，为了儿子的前程，别说迪拜，就是刀山火海，她也得去闯一闯。
她被分配到拉希德先生家。这是一栋三层的白色别墅，带着一个种满了奇花异草的大花园。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法蒂玛夫人接待了她，人很温柔，递给她一杯冰水，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夹杂着手势，告诉她要做些什么。
王翠花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一个劲儿地鞠躬、点头，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她以为，只要自己手脚勤快，肯干活，就能在这里站稳脚跟。
但她错了。语言不通，是第一道坎。
法蒂玛让她去买“salt”（盐），她听成了“soap”（肥皂），抱了一大堆香皂回来，惹得法蒂玛又好气又好笑。
拉希德先生让她把车“wash”（洗）一下，她听不懂，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直到拉希德不耐烦地自己开走了车。
更难的，是文化和习俗的差异。
刚来的第二周，隔壁的女主人贾米拉过来串门。王翠花看她嘴唇干裂，就热情地从厨房给她倒了杯水。她习惯性地用左手端着杯子，右手去扶杯底。
贾米拉的脸色“刷”地一下就变了，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厌恶地躲开了。
后来她才知道，在这里，左手是用来处理不洁之物的，用左手给人递东西，是一种极大的冒犯。
这件事，很快就在附近的太太圈里传开了。她们看着王翠花的眼神，都带着一丝鄙夷和疏远。
贾米拉更是处处跟她作对。
王翠花在院子里晾晒刚洗好的床单，贾米拉就在隔壁院子里焚烧带着刺鼻气味的树叶，呛得她直流眼泪，刚洗的床单也落了一层灰。
王翠花在厨房做饭，贾米拉会特意跑来跟法蒂玛夫人聊天，声音不大不小，用阿拉伯语说着什么，一边说，一边朝王翠花的方向瞥。
王翠花听不懂，但她能看懂那种眼神，像针一样，扎得她浑身不自在。
她成了这个社区里的“异类”，一个“不懂规矩的中国人”。
有一次，她实在想家，晚上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着丈夫和儿子的照片，忍不住小声地哭。
哭声被夜里起来喝水的贾米拉听见了。
第二天，贾米拉就神秘兮兮地告诉法蒂玛，说中国的女佣半夜不睡觉，在房间里搞一种“哭丧”的仪式，会给家里带来厄运。
法蒂玛夫人虽然善良，但也架不住这种枕边风。她看王翠花的眼神里，渐渐多了一丝戒备和审视。
王翠花感觉自己像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外面的人对她指指点点，她却无力辩解。
03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忙碌中，一天天过去。
五年里，王翠花只在第三年的时候，得到批准回过一次家。
回去的前一晚，她激动得几乎没睡。她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缝在内衣的夹层里，一遍又一遍地数。
她给丈夫买了一副最好的拐杖，给儿子买了他念叨了很久的运动鞋，给公婆带了迪拜的特产椰枣。
下了飞机，坐上回乡的长途汽车，看着窗外熟悉的田野和村庄，王翠花觉得，这五年吃的苦，都值了。
家里的土坯房，已经被推倒，原地盖起了一座两层的小楼。虽然只是刷了白墙，没贴瓷砖，但在村里已经很显眼了。
丈夫拄着她买的新拐杖，站在门口等她，头发白了大半，人也黑瘦了许多。看到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儿子长成了一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比她还高一个头，见到她，有些害羞，喊了一声“妈”，眼圈就红了。
那一刻，王翠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丈夫的腿虽然没能完全康复，但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不再需要人时刻照顾。儿子学习很争气，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家里的债，还清了。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丈夫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把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在外面，吃不好吧？看你瘦的。”丈夫心疼地说。
王翠花笑着说：“吃得好，顿顿都有肉。主人家好，待我跟亲人一样。”
她不敢说自己因为吃不惯牛羊肉，经常只能就着白米饭吃点蔬菜；不敢说自己因为语言不通，被人当面嘲笑；更不敢说那个叫贾米拉的邻居，是如何变着法地刁难她。
报喜不报忧，是所有在外漂泊的人，心照不宣的默契。
短短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临走时，儿子送她到村口。
“妈，要不，别去了吧。家里现在也好了，我跟爸能照顾自己。”儿子低声说。
王翠花摇摇头，摸了摸儿子晒得黝黑的脸：“傻孩子，你马上要考大学了，那又是一大笔钱。妈再去干几年，把你的学费和以后娶媳妇的钱，都给你攒出来。”
儿子没再说话，只是帮她把背包的带子扶正。
回到迪拜，那种熟悉的孤独感和压抑感，再次将她包围。
拉希德先生一家对她依旧不冷不热，而邻居贾米拉的敌意，却有增无减。
大概是因为王翠花回家盖了新房的事，在老乡圈里传开了，不知怎么也传到了贾米拉的耳朵里。
贾米拉看她的眼神，除了鄙夷，又多了一丝嫉妒。
有一天，法蒂玛夫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不见了。
法蒂玛急得团团转，整个别墅都翻遍了也没找到。
贾米拉“恰好”又来串门，听到这件事后，意有所指地说道：“法蒂玛，你可得小心点。有些人啊，看着老实，手脚可不干净。我听说她老家都盖上新楼了呢，钱是哪儿来的，谁知道呢？”
这话像一根毒刺，狠狠地扎进了法蒂玛夫人的心里。
她开始盘问王翠花，虽然话说得还算客气，但眼神里的怀疑，根本藏不住。
王翠花急得满头大汗，一遍遍地说“不是我”，但没人相信。
拉希德先生甚至直接说，如果今天找不到项链，就要把她送到警察局。
那一天，是王翠花五年来最黑暗的一天。她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五岁的小儿子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玩具盒，开心地摇晃着，里面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响。
打开一看，那条失踪的钻石项链，正静静地躺在一堆积木里。原来是孩子贪玩，偷偷拿去当玩具了。
拉希德先生和法蒂玛夫人的脸上都有些尴尬，但他们没有向王翠花道歉。
拉希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好了，找到了就行，去做饭吧。”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知道，从那天起，主人心里已经有了辞退她的念头。只是因为她的合同还没到期，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更“便宜”的用人，才暂时留下了她。
04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之前的每一根。
猎鹰事件，就是那最后一根，沉重地，无可挽回地压了下来。
当拉希德先生怒吼着让她“滚”的时候，王翠花反而平静了下来。
一种解脱般的平静。
她什么也没再说，没有辩解，没有哀求。她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
她默默地转身，回到自己那个位于别墅一楼角落的小房间。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掉漆的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窗户对着后院的墙壁，常年见不到阳光。
这里就是她五年来的“家”。
她拉出床底下的那个大号帆布包，开始收拾东西。
她的东西很少。几件换洗的衣服，都是在国内穿了很久的旧衣服，因为舍不得买新，破了就自己缝缝补补。
一个搪瓷杯，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是当年出嫁时的嫁妆。
一个相框，里面是她和丈夫、儿子的合影。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但照片上的人，笑得那么灿烂。
她用手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儿子的脸，仿佛能感受到他的温度。
五年了，儿子应该又长高了不少吧。不知道学习怎么样，有没有受人欺负。
她收拾得很慢，每一样东西，都像是一段回忆。
她拿起那个二锅头的小酒瓶，只剩下瓶底一点点透明的液体。她本想留着，等过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喝一口，尝尝家乡的味道。
现在，它成了压垮她的“罪证”。
她自嘲地笑了笑，把酒瓶扔进了垃圾桶。
衣柜的最底层，放着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她用钥匙打开，里面是她这五年来，一笔一笔攒下的钱。
大部分钱，她都在上次回家的时候，给了丈夫。这两年，她又攒下了一些，准备给儿子当大学学费。
她把钱仔细地点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用布包好，塞进帆布包的最深处。
这是她的希望，是她回家的底气。
门外，传来了法蒂玛夫人的敲门声。
王翠花打开门，法蒂玛夫人站在门口，眼神复杂。她递过来一个信封。
“翠花，这个……你拿着。”法蒂玛的声音很低，“先生他……正在气头上，你别往心里去。”
王翠花没有接。
法蒂玛又把信封往前递了递：“机票我已经帮你订好了，是明天最早的一班。今晚……你就先住下吧。”
说完，她像是怕看到王翠花的眼神，匆匆地把信封塞到王翠花手里，转身就走了。
王翠花捏着那个信封，很薄，很轻。
她没有打开看。她知道，里面不会是她应得的。按照合同，如果被辞退，她应该拿到这个月的工资和一笔补偿金。
但她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一晚，她睡得很沉。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疲惫。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王翠花就背着她那个沉甸甸的帆布包，走出了别墅。
她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清晨的迪拜，空气微凉。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的房子，在晨曦中像一头沉默的巨兽。
五年，她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里。
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她身边缓缓停下。
车窗降下，是拉希德先生。他还是穿着昨天那身衣服，眼里的怒气似乎消散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冰冷的疏离。
他没有下车，只是从副驾驶上拿了另一个信封，递了出来。这个信封，比法蒂玛给的那个还要薄。
“拿着。”他的声音毫无感情。
王翠花看着他，没有动。
“我太太心软，给你的那个，是她自己的钱。”拉希德冷冷地说，“这是我给你的。我们两清了。”
王翠花接过了那个信封。
她当着他的面，打开了。
里面是几张红色的中国纸币，她数了数，八张。
八百块人民币。
王翠花举着那八百块钱，看着车里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忽然就笑了。
她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天。她像一头牲口一样干活，忍受着孤独和歧视，换来的，就是八百块钱。
连一张回家的机票都买不起。
“你笑什么？”拉希德的眉头皱了起来，似乎被她的笑声激怒了。
王翠花没有回答。她把那八百块钱，连同法蒂玛给的那个信封，一起扔回了车里。
“你的钱，我不要。”她一字一句地说，这是她第一次用如此清晰、坚定的中文对着他说话。
说完，她转过身，背着她的帆布包，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和拉希德的怒骂，但她都听不见了。
05
从迪拜到老家，像是跨越了两个世界。
飞机上，空姐礼貌地问她需要喝点什么，她摇了摇头。十几个小时的航程，她不吃不喝，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云层。
云层下面，是她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
下了飞机，转长途汽车，再转乡镇的公交车。车里挤满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乡亲，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和泥土的味道。
这种味道，曾经让她觉得亲切，此刻却让她感到一阵反胃。
车到村口，她下了车。
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背着包，走到了村后的那条河边。
河水还是那样缓缓地流淌着，岸边的柳树比她走的时候，又粗了一圈。
她坐在一块石头上，放下那个沉重的背包，看着水中的倒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脸色蜡黄，眼角爬满了细密的皱纹，头发枯得像一蓬草。才四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
这就是她王翠花，用五年青春换来的模样。
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一个老款的按键手机，屏幕上已经有了几道裂痕。这是她省吃俭用几个月才买的。
她翻出儿子的电话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出去。
怎么说？
说自己被赶回来了？说自己五年辛苦，只换来一场空？
她不能说。她不能让家里人跟着她一起难受。
太阳慢慢落山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
村里响起了断断续续的狗叫声，和各家各户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王翠花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重新背起那个帆布包。
包很重，压得她的肩膀生疼。但她必须背着它，一步一步走回家。
当她推开院门的时候，丈夫和儿子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桌上吃饭。
看到她，父子俩都愣住了。
“翠花？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年底才回来吗？”丈夫拄着拐杖，惊讶地站了起来。
“妈！”儿子扔下筷子，快步跑到她面前，接过了她肩上的包，“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们好去接你。”
王翠芬看着他们，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想你们了，就……提前回来了。公司给放了长假。”
她撒了谎，脸不红心不跳。
这五年，她已经习惯了。
晚饭是热腾腾的手擀面，是她最爱吃的。丈夫一边给她挑面，一边问她在外面的事。儿子则安静地坐在一旁，不停地给她碗里夹菜。
她依然说着那些编好的谎言，说主人家很好，工作很轻松，挣的钱也多。
她看着家人关切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但脸上，必须挂着笑。
吃完饭，她借口坐飞机太累，早早地回了房间。
她的房间，还是她走之前的样子，被褥都晒过了，带着一股阳光的味道。
她把自己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压抑了太久的、无声的抽泣，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才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这时，床头柜上的手机，突兀地振动了起来。
她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国际长途号码。
她犹豫了一下，按下了接听键。
“喂？”
电话那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微弱的电流声。
就在她以为是打错了，准备挂断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是拉希德先生。
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任何情绪，就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他只说了一句话，一句中文。
“打开你的背包，看看。”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王翠花愣在原地，举着手机，满心疑惑。
打开背包？
背包就在她的脚边。她一路上背回来，除了沉，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想羞辱她，说她偷了东西吗？
一股怒火和委屈再次涌上心头。
她坐起身，一把将那个沉重的帆布包拖到床上，心里憋着一股劲。
她要看看，看看这个男人，到底还在耍什么花样！
她用力地，一把拉开了背包的拉链。
下一秒，她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睛死死地盯着背包里面，一动不动，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