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做官需要什么条件，商人能做官吗？

《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载:“诏算赀四得官”的原文如下：

五月，诏算赀四得官。〔服虔曰：“赀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赀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官，故减赀四算得官矣。”〕

其释文为：五月，景帝下诏书规定，拥有四万钱的家产，就可以获得官职。〔服虔说：“一万钱的家产，需缴纳一百二十七钱的税。”应劭说：“古时候憎恶官吏的贪婪，认为人们衣食充足才能知道荣辱，所以限定拥有十万钱的家产才能担任官吏；十万钱就是十算。商人即使有财产也不能担任官吏，廉洁的士人没有财产也不能做官，所以现在减少到拥有四万钱的家产就可以做官了。”〕

汉代捐官制度与商人不许做官规定的博弈与演变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演进中，汉代的选官制度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其中捐官制度与商人不许做官规定的并存与角力，深刻反映了帝国在财政需求、阶层制衡与统治逻辑间的权衡。以《资治通鉴》所记汉景帝“诏算赀四得官”为切入点，结合汉代政治经济语境，可清晰窥见这对制度的博弈轨迹。

“算赀得官”：捐官制度的财政逻辑与阶层突破

汉景帝“诏算赀四得官”的规定，是汉代捐官制度的典型体现。“赀”即资产，“算”为赋税单位（万钱为一算），此制度允许民众以财产为凭获得官职，本质是国家以官职为筹码吸纳民间财富的财政策略。

从历史渊源看，捐官并非汉代首创。战国时秦国就有“纳粟拜爵”的先例，商鞅变法后“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粟爵粟任，则国富”，以财富换爵位的思路已现端倪。汉代初期，因战争破坏、财政匮乏，捐官更成补充选官的重要手段：汉高祖时“令民得卖爵”，惠帝时“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文帝时甚至“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

汉景帝“算赀四得官”，将捐官的财产门槛降至“四万钱”，是对“限赀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吏”旧制的突破。应劭注解称“廉士无赀又不得官，故减赀四算得官矣”，说明此制度既为财政敛财，也试图为寒门士人打开入仕通道——那些德行廉洁却家无余财的人，可通过“捐官”跨越阶层壁垒。这种制度设计，在察举制尚未完全成熟的汉代，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官僚队伍的来源，也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压力。

“贾人不得仕宦”：重农抑商的阶层禁锢与现实妥协

与捐官制度并行的，是汉代严格的“商人不许做官”规定，其根源是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汉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明确“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这一规定将商人及其后代排除在官僚体系之外，本质是通过政治权利的剥夺，强化“农本商末”的社会秩序：汉代统治者认为，农业是国家根本，商人“逐利”的本性会破坏农耕稳定，且经商易致贫富分化、动摇统治根基。因此，从身份上压制商人，是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皇权的必然选择。

但制度的执行并非铁板一块。汉惠帝、高后时期“复弛商贾之律”，虽未完全废除“商人不得仕宦”，却在政策上有所松动；而“算赀得官”的出现，更是对这一规定的隐性突破——若商人（或其后代）通过积累财富达到“赀四”的标准，理论上可通过捐官获得官职。这种妥协源于现实需求：一方面，商人阶层在汉代经济复苏中逐渐壮大，其财富力量难以完全忽视；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对“捐官”带来的资金依赖，也让“抑商”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弹性。

制度博弈下的汉代社会图景

捐官制度与“商人不许做官”规定的博弈，塑造了汉代独特的社会与政治生态。

在积极层面，捐官为寒门（或无政治背景的富裕阶层）提供了入仕途径，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与豪强对官职的垄断。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成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虽其本人并非商人，但这种“以财得官”的模式，确实为财富阶层打开了政治上升通道。同时，“算赀得官”的财产门槛，也隐含着对“财富即能力”的朴素认知——在农耕社会，积累四万钱的财富，往往意味着具备一定的经营或管理能力。

在消极层面，制度的漏洞与妥协也滋生了弊端。若商人通过“捐官”进入仕途，“重农抑商”的国策便名存实亡，社会阶层流动的规则被财富扭曲；而捐官本身也易导致官僚队伍的腐化，如东汉后期“卖官鬻爵”的泛滥，本质是汉代捐官制度的异化。此外，“商人不得仕宦”的规定虽被突破，却在社会观念中留下深深烙印，商人长期被视为“贱业”，这种观念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

结语

汉代“算赀得官”的捐官制度与“商人不许做官”的规定，是帝国在财政需求与阶层控制间的动态平衡。前者是财政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后者是重农抑商理念的制度体现，二者的博弈既反映了汉代政治经济的复杂性，也为后世选官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镜鉴。从历史长河看，这种制度间的张力，实则是传统中国“治世”与“理财”、“名分”与“实效”矛盾的缩影，其影响远超汉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中留下了深远痕迹。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参与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