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作家之：巴金

资讯来自；原创 秦坑 文史留痕 浙江

中国有一个作家，靠手中的笔，写呀，写呀，硬生生把自己写到副国级的地位。

他的名字叫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叫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是成都李氏始迁祖，曾祖李璠、祖父李镛都通过科举成功进入仕途，父亲李道河也曾经当过知县大人。到巴金爷爷这辈，家族里既有人当官，又有人经商，李尧棠可以说是妥妥的官四、官三、官二代，也是妥妥的富家子弟。正是因为家境优渥，巴金才能年轻时就飘洋过海留学法国。

巴金于政治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实生活中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透明人，一生几乎找不到任何黑点。常常有评论家戏称，巴金这个作家最大的特点竟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人品。

这是不是非常吊诡？

然而更吊诡的是，巴金无党无派，一辈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最终竟然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虽然这个职务并无实权，但是名誉、地位之高众所周知。巴金跟郭沫若一起，是中国唯二的两个能跻身副国级高位的作家。郭沫若爬到那高位还能理解，但一个终其一生都信奉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政治素人，在他晚年被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确实不能不让人唏嘘。

巴金一生勤于笔耕，大概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作品有系列长篇小说《家》《春》《秋》等，特别是《家》，有统计证明是中国20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不是之一而是唯一，印数超过一千万本）。晚年，巴金最重要的作品是《随想录》，从1979年开始到1986年，一共出了五本，巴金的支持者认为是创作生涯的又一座高峰。

来读读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中的3段文字：

“我读了这篇文章，不免有些紧张，当晚就作了一个梦：希特勒复活了，对着我大声咆哮，说是要焚书坑儒。”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如果《随想录》被人为拔高而无法作参考标本的话，那么我们在来看看读者评出巴金最好的两部小说《寒夜》和《憩园》中的几段：

“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象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寒夜》。

“我回到姚家，看见老文同李老汉在大门口讲话。我问他们有没有虎少爷的消息。他们说没有。”——《憩园》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烦愁，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憩园》

读了这几段，有什么感想呢？支持者会认为是语言平实，简朴；反对者会反问：这是简朴吗？这是平实吗？

这是贫乏、是无趣、是稚嫩，是语言运用上的捉襟见肘。而它们，居然出自一个中国排名前五的作家之手。

陈丹青、韩寒说巴金“文笔不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巴金的特长是苦情的渲染，语言美感是欠缺的，常常导致不忍卒读。

说完了文笔，再来说巴金作品的内容和思想。

先说巴金的代表作《家》。

不可否认，在三四十年代，《家》是一部曾经打动无数年轻人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当时影响非常大、非常广。但从历史的眼光，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小说是有重大的缺陷的。巴金笔下人物的好坏很明显，几乎不用辨别，巴金用的是很简单的二分法，比觉新年纪大的基本上是坏的，比觉新年纪小的基本上是好人，善良的人，这是按照年龄来划分善恶。在《家》中，巴金还有一个二分法，就是按照财富，穷的人都是善良的，都是好的。有钱的人都是坏的，都是缺乏良心的。

这种二分法是不足以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的，因为人性是很复杂的，社会也是很复杂的。年纪大的人，他们曾经也是年轻过的；有钱的人，也并非都是天生有钱，很多都是白手起家，从没钱到有钱一路走过来的。这个世界不仅只有善恶之分，只有贫穷之分。年纪大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当中也有好人；年纪轻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当中也有坏人。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也一样，都有坏有好。人性的很多东西，无法简单地以善恶、贫穷来解释。善恶以外，贫穷以外，还有很多无法定义的人性的美、人性的丑。

五四以后，年轻人觉醒，不愿意被家庭、家族、父母、被包办的婚姻束缚，他们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的禁锢，挣脱他们眼里所谓的“旧社会的牢笼”。巴金正是精准地踩到了时代的痛点，所以《家》这部小说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过，把一些社会问题简简单单地归咎于“贫穷与富裕”的限制、“年老与年少”的藩篱，作者的视线和格局，创作上的灵气和才气，明显是还岔着点气的。

《家》之后的《寒夜》和《憩园》相对来讲就好多了，没有明显的坏人，也没有明显的好人。或者说，好人没那么好，坏人也没那么坏。但是巴金式肤浅的语言、思想，巴金式的苦情描写，如同一个标签一样，一旦贴上了，很难剥掉的。

再来说《随想录》。

这是一部被支持者标榜为“说真话”的时代巨著，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精神反思”和“忏悔意义”的作品之一。但是在反对者看来，这部既非回忆录也非传统自传的作品，真话的成分、反思的价值并不高。王朔就不止一次地公开嘲讽：“让我们像巴金那样说‘真话’。”

《随想录》的“说真话”也可谓是踩中了时代的痛点。但为什么评价会这么两极分化呢？支持的一方毫不吝惜奉上膜拜的掌声，而反对者几乎嗤之以鼻？

问题在哪里呢？

可能是，巴金并不是不说真话，而是只说一部分的真话、说一部分人的真话，或者巴金的真话只是“时代真话”的一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足以把读者带到深刻反思、有效忏悔的境界的。

也可能是，巴金没有深层的拷问，他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把笔触更深入到制度化或者是人性化的层面。如果真的能进入到制度的层面去反思，人性的层面去忏悔，我觉得，《随想录》倒是有可能成为杰作的，但是巴金并没能做到。

今天不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不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那么后果会不会由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人来承受？会不会有下一个磨难和浩劫等着他们呢？

《随想录》的缘起虽然是“命题作文”，但巴金写着写着，渐渐的有了信心和雄心。很难说他不想把它写成一部能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写着写着，把《随想录》写成了一部“乡愿”的表达。

这对于一个志在为“时代代言”的作家而言，是喜？是悲？只有留待后来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