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拆掉毛主席像章，周恩来说：我支持你

1969年10月24日夜，北京细雨初停，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灯火通明。孙家栋夹着厚厚一摞资料匆匆走进屋子，钱学森已在等候。桌上模型闪着金属光，可数据表上的总重量一栏却刺眼地多出十几公斤——这几公斤意味着失败的风险骤然放大。

坐定后，周恩来边翻图纸边问：“还有什么顾虑？”孙家栋咬了咬唇，说出憋了多日的实情：“卫星里几乎每台仪器都嵌了毛主席像章，合起来不轻，还会影响散热。”屋里顿时安静，秒针滴答格外响。

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合上文件，抬头坚定地答复：“像章不用装。我支持你们。”一句话拍板，技术路线瞬间清晰。钱学森轻轻舒了口气，孙家栋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放下。

事情当然不是一句话就能了结。回到院里，拆像章的决定引来不少质疑。“难道不爱戴主席了吗？”有人压低声音嘀咕。孙家栋解释得直白：“爱戴是真心，卫星要上天也是真事，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理由简单，却句句在理，争论终于平息。

卫星为何分毫必争？时间倒回十二年前便能找到答案。1957年10月，苏联“伴侣一号”点亮夜空，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兴奋之余，暗下决心：中华儿女也要把星星送上天。几个月后，“我们也要造卫星！”在北京大会堂回响，这句誓言让“581任务”顺势诞生。

那时底子单薄得惊人。第一枚国产液体探空火箭1960年只飞了八公里，却已让毛泽东竖起大拇指。“八公里，很了不起！”一句鼓励，给技术人员添了无穷劲头。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腾空，孙家栋第一次在指挥席上品尝成功的滋味。火焰划过天空的那一刻，他心里闪过念头：这股力量迟早要把卫星推向轨道。

机会很快来临。1967年盛夏，空间技术研究院挂牌，钱学森点名要孙家栋担纲卫星总体设计。“37岁，大胆干！”聂荣臻一句鼓励，年轻工程师就此转身投入陌生领域。

技术难点扑面而来。先是外形——要让全球天文台用肉眼捕捉，亮度至少三等星。方案确定直径一米的七十二面体，加观测裙，反光面积成倍提升。再是音乐——铝板琴得在真空零下几十度正常敲击，《东方红》旋律一个音符都不能跑。工程师反复在高温炉、低温罐间折返，才让三分钟乐曲稳定奏响。

眼看所有指标逐项过关，却冒出超重这一茬，责任又推不开。像章虽小，但几十块加在一起重量惊人，而且金属嵌件破坏材料的一致性，散热、强度全跟着出问题。孙家栋找来锉刀，亲手拆下第一片，随后要求各分系统一律照办。

重量终归减掉，整星复测数据漂亮得让人安心。1970年4月14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汇报。听说火箭舱里曾遗落钳子，他板起脸训斥：“医生把钳子丢进病人肚里，那是要命的事！”大家被敲响警钟，返厂检查一丝不苟。

4月24日21时35分，酒泉戈壁一声闷雷，长征一号推着东方红卫星跃出暗夜。几分钟后，遥测信号传回：“已入轨，设备正常。”指控中心掌声、欢呼混成一片。有意思的是，值班员把音量开到最大，《东方红》旋律透过短波向全球飘去，东京、巴黎、旧金山几乎同一时间捕捉到这段乐曲。

凌晨电话打进中南海。毛泽东只说了一个字：“好！”语气平静，却藏不住喜悦。那天夜里，很多人守着收音机直到天亮，仿佛怕错过空中那一点微光。

半世纪转瞬而过，东方红卫星静静陈列在北京中国科技馆。外壳上分布着五十三处轻微划痕，都是当年装配、运输留下的痕迹。游客驻足时，很难想象这些细小摩擦背后包含多少争论、多少临场决断。孙家栋晚年谈起拆像章的决定，只淡淡一句：“技术服从科学，信仰更要服从科学。”话不多，却重若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