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收复台湾付出巨大代价，荷兰档案揭秘，多数将士没死战场上

一提到郑成功，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形象：一位身披铠甲、威风凛凛的民族英雄，率领着无敌的水师，一举将盘踞台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去，收复了宝岛台湾。

我们津津乐道于郑成功如何利用潮水攻入鹿耳门，如何用铁人军冲锋陷阵，如何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最终签字投降。

近年来，随着一些尘封已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特别是当时被围困在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中的荷兰人留下的日记和报告被发掘，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

跨海远征

1659年，他率领大军北伐，兵临南京城下，本以为胜利在望，却因一时轻敌而惨遭失败，元气大伤。

清军趁势反攻，使得郑成功在大陆沿海的最后一个主要根据地，厦门和金门，也变得岌岌可危。

摆在郑成功面前的路似乎只剩下两条：要么向清朝投降，要么寻找一个新的、稳固的根据地，以图东山再起。以他的性格，投降是绝无可能的。

于是，他的目光投向了海峡对岸，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对于当时的郑氏集团来说，收复台湾既是出于民族大义，驱逐“红毛夷”，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活路。

1661年4月，郑成功亲率一支规模空前的军队，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这支军队有多少人呢？

根据史料记载，足足有两万五千名士兵，分乘数百艘战船，浩浩荡荡，横渡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

要知道，在那个完全依赖风帆和人力的年代，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跨海登陆作战，其难度不亚于一场登月计划。

首要的挑战就是后勤。两万五千人，每天光是吃饭就是个天文数字。士兵们携带的粮草终究有限，郑成功原本的计划是速战速决，希望利用兵力优势迅速击垮荷兰人。

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顽强。荷兰人虽然在台湾的总兵力不足两千人，但他们拥有两座坚固的棱堡，普罗岷西亚城（今赤崁楼）和热兰遮城。

尤其是后者，设计精良，易守难攻，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

郑成功大军在鹿耳门登陆后，虽然迅速攻占了防御较弱的普罗岷西亚城，但在主城热兰遮城面前却碰了壁。

荷兰总督揆一拒绝投降，率领残余部队退守孤城，决心死扛到底。

于是，一场原本计划中的速决战，硬生生拖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

从1661年5月到1662年2月，整整九个月，郑成功的军队将热兰遮城围得水泄不通。

战争的天平，从此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

战场上的主动权虽然掌握在郑成功手中，但战场之外，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已经悄悄潜入了他的军营，并开始疯狂地吞噬着他手下士兵的生命。

这个敌人，就是疾病。

水土不服与疾病肆虐

在热兰遮城里，被围困的荷兰人虽然惊恐，但他们的日子相对还好过一些。

城堡里有干净的水井，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还有相对完善的卫生设施。他们每天通过望远镜观察城外的郑军，并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在《热兰遮城日志》等档案中。

根据荷兰方面的记录，他们惊奇地发现，城外郑军营地里的混乱与日俱增。

他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一支纪律严明、准备攻城的军队，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营。

荷兰人写道，经常能看到郑军士兵成群结队地被抬走，但并非是因为战斗负伤。营地里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

这个不祥的气息，就是大规模爆发的瘟疫。郑成功的两万五千名士兵，绝大多数来自福建、浙江甚至更北方的地区。

他们常年生活在大陆，对于台湾湿热的亚热带海岛气候极度不适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土不服”。

台湾的“瘴气”，在古代是出了名的。所谓的“瘴气”，其实就是由蚊虫叮咬传播的各种恶性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就是疟疾（俗称“打摆子”）。

一旦染上，患者会经历间歇性的高烧、寒战，身体迅速垮掉，在缺乏有效药物的古代，死亡率极高。

郑成功的军队驻扎在野外，卫生条件简陋，营地周围遍布沼泽和水洼，这简直就是蚊虫滋生的天堂。

除了疟疾，痢疾、伤寒等肠道传染病也开始肆虐。数万人的吃喝拉撒都集中在一片区域，饮用水源很容易被污染。

一旦有人感染，通过不洁的饮食和水源，病毒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荷兰档案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们观察到郑军士兵面黄肌瘦，步履蹒跚，“病者十之七八”。

可以想象，在闷热潮湿的军营里，到处都是呻吟的病患，士兵们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那种绝望感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

根据后世历史学者的估算，在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期间，郑成功军队中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甚至更高。

有将近一万名士兵，连荷兰人的面都没见到，就悄无声息地病死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可以说，郑成功当时面临的，是一场双线作战。他既要指挥军队围攻坚固的热兰遮城，又要与军营中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隐形杀手”作斗争。

然而，挑战还远不止于此。当疾病疯狂地削减他的兵力时，另一个致命的危机也接踵而至。

一场被饥饿困扰的围城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任何一支军队而言，粮食就是生命线。

郑成功在出征前，虽然尽力筹措了粮草，但他显然对战争的长期性准备不足。他带来的粮食，在支撑了几个月后，很快就见了底。

粮食危机，成了悬在郑成功头顶的另一把利剑。他的补给线，是那条变幻莫测的台湾海峡。

从大陆运粮到台湾，不仅路途遥远，风险极高，更重要的是，清朝的水师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切断他的海上生命线。零星的补给船只或许能侥幸抵达，但对于数万大军的庞大消耗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郑成功展现了他作为卓越战略家的一面。他下令实行“屯田”政策，命令没有战斗任务的士兵就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

这个决策在长远来看，对台湾的开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为后来台湾成为鱼米之乡奠定了基础。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庄稼从播种到收获需要时间，而士兵们的肚子却等不了。

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期，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军中蔓延。荷兰人的日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观察到郑军士兵到处挖掘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包括草根、树皮。

许多士兵因为饥不择食，误食了有毒的植物，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疾病和死亡。

饥饿，让原本就因疾病而脆弱的军队雪上加霜。

一个健康的士兵，饿上几天都会失去战斗力，更何况是那些本就饱受病痛折磨的战士。

根据一些零散的记载，当时郑军的处境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士兵为了争抢一点点食物而发生械斗的情况。

城内的荷兰人在等待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援军，而城外的郑成功，则是在和时间赛跑，他必须在自己的军队被疾病和饥饿彻底拖垮之前，拿下热兰遮城。

为了维持这支濒临崩溃的军队，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强硬的手段。

军心动摇

疾病、饥饿、旷日持久的围城、对家乡的思念……所有这些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足以让任何一支军队的军心发生动摇。

郑成功的部队也不例外。

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跟随郑成功多年的百战老兵，但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环境下，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一些士兵开始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瘴疬之地”，不是战死沙场，而是窝囊地病死、饿死，这让他们无法接受。于是，逃兵开始出现了。

有的试图偷偷跑回大陆，有的则逃入深山，投奔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逃兵现象是士气崩溃的最危险信号。郑成功深知这一点。他本人以治军严酷而著称，素有“治军严，立法酷”的名声。

在如此危急的关头，他更是祭出了铁腕手段。

为了震慑军心，他下令抓捕逃兵，一旦抓获，立即处以极刑，而且往往是当着全军将士的面行刑，以儆效尤。

这些被处决的士兵，虽然数量上可能不如病死和饿死的那么多，但它揭示了郑成功当时面临的巨大困境。他手中的剑，不仅要指向城里的敌人，还要时刻警惕着自己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崩溃。

每一次处决，都是对他权威的一次加固，但同时也是对他这支军队的一次血淋淋的伤害。

一个士兵，他的身边，有病死的战友，有饿得奄奄一息的同乡，还有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公开斩首的伙伴。

在这样的环境中，支撑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除了对统帅的畏惧，或许只剩下那一点点对胜利的渺茫希望。

而这场胜利，最终还是来了。

1662年1月，郑成功抓住战机，调集重炮猛轰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并成功将其攻破。

1662年2月1日，在被围困了整整九个月之后，荷兰总督揆一派人出城，递上了投降书。

当郑成功骑着高头大马，接受荷兰人的投降，走进这座他梦寐以求的城堡时，他的身后，是付出了难以想象代价的残存部队。

这场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也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