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为30万冤魂发声，对抗日本右翼，不应被忘记。

有段历史曾被西方世界刻意忽略，有个名字值得每个中国人刻在心里。当纳粹的暴行被反复铭记时，另一场屠杀却在国际上近乎失声，直到一个华裔女性站出来，独自与一个国家的谎言对抗。

张纯如在美国长大，父母常提起南京大屠杀，可她翻遍美国图书馆，都找不到一本详实的英文记载。老师说从没听过这段历史，西方二战史书里也鲜有提及。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死难者超过30万，可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这段罪行。

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库比蒂诺参加一场纪念活动，现场展出的黑白照片让她浑身发冷：人头罗列、开肠破肚，受害者的痛苦刻在脸上。她后来坦言，当时愤怒得几乎失去知觉，当下就决定要说出真相。这年她26岁，放弃了轻松的选题，立志写西方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实著作。

1995年7月，她独自来到南京，中文不算熟练的她，在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的帮助下走访幸存者。她给李秀英、夏淑琴录像，逐帧逐句地弄清楚她们的心声，追问从起床时间到天气的细节，发现证词和西方传教士的日记完全吻合。人力车夫潘开明提到的逃生路线，她在旧地图上一一核对，没有一处矛盾。白天采访时她对幸存者格外温柔，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晚上逐字整理资料，闷热的天气里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一度带着生病的身躯在工作。

之后她跑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在布满灰尘的档案里翻找传教士、军官的日记。在这里认识了华裔学者邵子平，对方提起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值得研究，建议她找找相关资料。张纯如发了很多封信，1996年4月终于联系上柏林的拉贝外孙女莱因哈特。可对方起初不愿多谈，直到听说日本右翼否认历史才松口，说日记有2000多页藏在舅舅家。邵子平懂德文，帮她反复沟通，最终拿到日记副本。为了把这段内容加进书里，张纯如特意推迟了出版计划，还花了很多时间和费用复制文献，将其中一份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立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连续10周在列，仅美国就卖出50多万册，被翻译成15种语言，连白宫都把它当作总统参考读物。哈佛、耶鲁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评价，美国《读者文摘》还把她印在了封面上。

可麻烦也随之而来。日本驻美大使公开指责她“误导公众”，质疑照片真实性。张纯如直接回应，书中350多条注释都有详尽出处，还经过权威学者审阅。日本右翼的报复更凶狠，一个叫傅佛果的学者挑刺说她不该用“Holocaust”一词，还好犹太编辑苏珊·拉宾娜站出来反驳。她收到装着两颗子弹的威胁信，母亲当场愣在原地，父亲的朋友都建议给她找保镖。她不得不频繁换电话号码，不敢透露家人信息。

1998年12月，张纯如在美国一档电视节目里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辩论。她要求日本承认罪行、书面道歉并赔偿，可对方只含糊说“发生了很不幸的事”。张纯如立刻追问：“你听到道歉了吗？我没听到。” 后来人们才知道，日本外务省一直在暗中资助《日本回声》等刊物，专门发表抹黑她的文章，甚至冒用已去世学者的名字撰稿。这些攻击加上长期接触血腥史料，让她开始失眠、厌食，患上了抑郁症。

2004年11月9日，36岁的她在加州盖洛斯镇的轿车里开枪自杀，美国23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华人社区一片震动。后来美国律师兰迪·霍普金斯调查发现，那些诋毁文章果然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连刊物出版商后来都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今她的纪念馆在江苏淮安开馆，《拉贝日记》被广泛传播，可日本右翼的否认从未停止。那些说历史该被忘记的人，该想想夏淑琴身上的刀疤，想想潘开明的血泪回忆，更该想想那个为真相燃尽自己的女人。她用生命举着的火把，难道该熄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