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到死都没明白，把他送上绝路的，根本不是他的死对头谷正文

吴石到死都没明白，把他送上绝路的，根本不是他的死对头谷正文。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中将站在刑场前，眼睛没有遮，他低声念那句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枪声落下，人倒地，围观的人散开得很快，风吹过空场子，石灰味道很重。

外头传话，说是谷正文亲手把他办了，谷在保密局干了很多年，案子在他手里不少，吴石案也由他主导，后来他自己回忆时冒出一句，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抓住了他，这句不像客套，更像是案子推进时的真实感受。

吴石不是被谷正文直接攻破，他是被蔡孝乾把门打开，信息一股脑倒出去，真正让他走进死局的，不是对手的巧劲，是队伍里的松散。

那张出境证，原本是给蔡孝乾的小姨子马雯娟开的。

往前翻，事情从1949年接上，吴石以国防部参谋次长身份到了台湾，手里的工作没有停，在福州的时候已经把298箱绝密档案交给了解放军，里面细到团级兵力分布，渡江战役推进顺滑，情报的作用能看见，到了台湾，他继续把家当成联络点，副官聂曦在外围接触，朱枫运行交通线，材料一份份往大陆送，从空军番号、雷达站位置，到战备物资分布、港口防御细节，分层密封，单线联系，密码轮换，他连家里人都不让知道具体内容，生活里像普通军官，案头却是另一套节奏。

这条线本来还能撑，断点落在他最不设防的那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身份不低，长征走过来，回到台湾后担起组织地下党的活，党内把他当骨干，落地之后住洋房，换西装，吃西餐，身边多了个十六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安排见面用招待所，文件走人情，他在台北和高雄两头跑，工作和生活挤在一起，边界越来越糊。

1949年10月，高雄市工委李汾被捕，口供里带出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被提审后又交代了蔡孝乾的藏身处，1950年1月29日，谷正文的人把蔡抓住，他最初硬了几天，房里摆着水和饺子，他盯着看，开口要吃，有人送上，气氛缓下去，他说能带路抓人，借机跑掉，躲去嘉义乡下，三月又被认出来抓回去，他穿西装去镇上的西餐厅吃牛排，门口迎宾看着脸觉得眼熟，报了消息，人被带走，这次没再挺，直接开口。

突破口落在马雯娟身上，她说怀了孩子，要蔡担责任，审讯室里把这个话题来回问，他崩掉，纸笔在桌面上铺开，他写了一串名字，情报网往外摊开，四百多人在名单里，朱枫、聂曦、吴石都在。

吴石的线出事，起点是他答应蔡孝乾的一个忙，蔡要把马雯娟送出岛，他来找吴石，说人身上有风险，想让她先走。

吴石点了头，聂曦去办《特别通行证》，假名用刘佳麟，身份写刘永渠高参之女，地址是台湾电力公司招待所，表面看着严密，照片和档案一对不上，窗口的人拿着资料往后头问，保密局顺着通行证查，先找到递交人聂曦，再把批示人的签字拿出来，吴石的名字在纸面上，线头被捋直。

蔡孝乾还有一件，朱枫的手机号被他写在十块钱新台币上，纸币转手，后来到了特务手里，号码拨通，朱枫身份暴露，夜里像有人在远处点了小灯，方向更清楚，行动也就快。

这类情况，在地下工作里更难防，不是对面的力量压过来，是自己这边的环节崩了。

吴石选择帮忙，是信组织，信同志，他如果不信蔡，不会批那张出境证，如果不信朱枫，不会把通行材料留在家里，他把规矩放在心口位置，敌我分明，纪律压在最前头，他可以扛住压力，不把别人放到台面上，他那一代人的习惯就是这样，行动靠系统，决策靠集体，个人不轻易越线。

蔡孝乾在台北的那些年，生活把他往另一侧推，日子顺滑，边界被磨掉，他不再是走在队伍里的那个人。

1950年3月，吴石被捕，家里柜子翻开，纸堆被拉出来，朱枫的通行证申请表、旧文件、签字记录摆在桌上，审讯室里灯光很亮，谷正文用了硬招，竹签钉指甲，灌辣椒水，三根肋骨断掉，左眼看不见，他保持沉默，他看着墙，在水泥面上刻了八个字，问心无愧，绝不低头，名字一个不提，他心里把问题归到这条线被盯住，对手手段严，自己没把关口收紧，他没有机会知道，蔡孝乾已经把具体位置和细节全说了。

他走得干净，干净到以为自己输在外面，真实情况是里面先漏了。

多年后，谷正文回忆，说对吴石评价很高，他也讲到，这不是他一步步破的案，是接了蔡孝乾的口供往下顺，案子像被人提前拆开，线头露在外面。

有时候，最硬的那块钢不是被锯断，是被拿去换一份轻松，换一张通行证，换一顿西餐，外面看不见伤口，里面的结构已经不在，现场收尾的人把文件装回袋子，风从窗缝里穿过去，案子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