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知了叫得像要把整棵树的汁水都给榨干。
空气是粘稠的,混着泥土、青草和劣质冰棍甜腻腻的味道,糊在人皮肤上,闷得人喘不过气。
教室里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像个快要归西的老头,扇下来的风都是热的。
那时候,我十六岁,心里头装着一整个宇宙的兵荒马乱,脸上却偏要做出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她就是在那样的夏天,走进我们教室的。
她姓陈。
那天她穿了条淡蓝色的连衣裙,不是那时候流行的那种松松垮垮的款式,而是稍微有点收腰的,衬得她整个人像一株雨后新出的笋,干净又挺拔。
她不像别的老师,一进门就板着脸,或者大声清嗓子。
她只是抱着一摞新书,轻轻走到讲台边,把书放下,然后抬起头,冲我们笑了笑。
那一下,我感觉整个闷热的教室,好像突然被推开了一扇窗,有风灌了进来。
她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亮,是像山泉水底下被冲刷得干干净净的鹅卵石,温润,又透着光。
她说:“大家好,我叫陈舒,是你们新的语文老师。”
她的声音也很好听,像含着块薄荷糖,清清凉凉的,一下子就抚平了那聒噪的蝉鸣和心里的烦躁。
我那时候,成绩不上不下,人也闷,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像一株没人注意的蘑菇。
可从那天起,我的眼睛就像装了自动追踪的雷达,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她转。
她讲课的时候,手指会轻轻敲着讲台,发出笃、笃、笃的轻响,像一种特别好听的节拍。
她写板书的时候,手腕的线条很柔和,粉笔灰轻轻扬起,在阳光里像一群飞舞的金色小虫。
我开始疯了一样地喜欢上语文课。
我会提前把课文预习好几遍,把所有可能被提问到的问题都在心里过一遍。
我甚至开始看那些我以前觉得酸得掉牙的诗集,就为了能在她讲到某一句的时候,看到她眼睛里闪过一丝“原来你懂”的赞许。
她好像也注意到了我这个角落里的蘑菇。
有一次,她讲到《雨巷》,她说,那种彷徨和期待,是青春期特有的一种情绪,像走在一条又湿又长的巷子里,不知道尽头是什么,但又隐隐觉得,会有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在等着。
她说完,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这里。
就那么轻轻一瞥,大概只有一秒钟。
我的脸“轰”一下就烧了起来,心脏像被人攥住,然后狠狠地扔进了冰水里,又冷又麻,扑通扑通地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成了语文课代表。
其实我不想当,我怕跟她接触多了,心里那点见不得光的小心思就藏不住了。
可她偏偏点了我。
她说:“你的作业写得很认真,字里行间有自己的想法,来帮我吧。”
我没法拒绝。
于是,我有了更多跟她待在一起的理由。
每天早自习前,我要去她办公室拿作业本。
她的办公室在教学楼最东头,窗外就是那棵巨大的老榕树。
清晨的阳光会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来,在她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办公室里总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是墨水味、旧书纸张的味,还有她身上那种淡淡的皂角香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每次都磨磨蹭蹭的,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她桌边,就为了能多闻一会儿那股味道,多看她几眼。
她会抬起头,对我说:“辛苦了。”
然后,她会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或者几块饼干,塞给我,说:“早上没吃饭吧?垫垫肚子。”
那苹果脆生生的,带着凉意,咬一口,甜丝丝的汁水就顺着喉咙流下去,一直甜到心里。
我开始写东西。
不是作文,是那种偷偷摸摸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句子。
我写夏天的风,写窗外的榕树,写粉笔灰的味道,写她连衣裙的颜色。
我不敢写她的名字,就用一个“你”字代替。
那个本子,成了我唯一的树洞,我把所有兵荒马乱的青春,都塞了进去。
我写:
“你走过走廊,风都变得小心翼翼。”
“你的声音,是唯一能盖过蝉鸣的歌。”
“我多想变成你桌上那盆文竹,就能每天看到你被阳光笼罩的样子。”
这些句子现在看起来矫情又幼稚,可在那时候,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尽了全身力气,从心里挖出来的。
出事那天,也是一个闷热的下午。
最后一节是体育课,解散后,我被几个同学拉去打篮球。
打得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黏在身上难受得要命。
我跑回教室拿东西,准备回家。
书包都背上了,我突然想起,下午的语文作业还没发下去。
我得去她办公室拿回来,明天早上再发。
我跑到她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我敲了敲,没人应。
我推开门,里面空无一人。
她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水汽已经散了,茶叶静静地沉在杯底。
作业本就放在桌角。
我走过去,拿起作业本,一转身,眼角余光瞥见一个东西。
是我的那个笔记本。
蓝色的塑料封皮,被我磨得边角都起了毛。
它就摊开着,放在一堆备课本中间,那么显眼。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谁狠狠敲了一记闷棍。
我忘了。
我今天早上把本子交上去的时候,把它夹在作业本里,一起交上去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凉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我写的那些东西……那些见不得光的句子……
她都看到了?
她会怎么想我?
觉得我恶心?变态?
一个学生,对自己的老师,抱着那样的心思。
我简直不敢想下去。
我像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是她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的清脆的“嗒、嗒”声。
那声音,平时听着像音乐,现在听着,却像是催命的鼓点,一下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
她走了进来。
看到我,她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她甚至还对我笑了笑,还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样子。
“还没回家?”她问。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摊开的笔记本,像是看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然后,她走过去,把那个本子轻轻合上了。
她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整理着桌上的东西。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我只能听见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在这场无声的审判里被凌迟处死的时候,她开口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窗外停在树枝上的麻雀。
她说:“写得不错。”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说什么?
写得不错?
她没有骂我,没有用那种鄙夷的眼神看我?
她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水,我看不透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只是,”她顿了顿,拿起那个本子,用指尖轻轻摩挲着封皮,“有些感情,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太重了。”
“它会让你看不清前面的路。”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不是委屈,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涩和感动。
她懂。
她什么都懂。
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怀着龌龊心思的坏小孩,她在认认真真地,跟我讨论“感情”这件事。
我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叹了口气,朝我走了过来。
她身上那股好闻的皂角香,一下子就把我包围了。
她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拍我的肩膀,或者摸我的头。
她只是站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
然后,她轻声说道:
“我愿给你一次机会。”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机会?
什么机会?
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个……把这些文字,变成真正有力量的东西的机会。”
她把那个蓝色的笔记本递到我面前。
“你的文字很有灵气,但是还太稚嫩,太空洞。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
“教你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思考,怎么让你笔下的风,能吹动读者的头发;让你笔下的雨,能打湿读者的衣襟。”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些单薄的、关于一个人的想象里。”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想过,事情会是这样的走向。
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一场暴风雨,没想到,却是一片温柔的月光。
她把所有不堪的,难以启齿的少年心事,用一种最体面,最温柔的方式,轻轻地托了起来。
她没有打碎它,而是告诉我,这块石头,可以被雕琢成玉。
我接过那个本子,本子还是温的,上面好像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
我看着她,哽咽着,终于说出了那天的第一句话:“……为什么?”
为什么不骂我?为什么不把我交给教导主任?为什么还要给我这样的机会?
她笑了。
那是我见过她最好看的笑容。
像雨后的天空,干净,明亮,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
她说:“因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把一个人,当成自己的全世界。”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世界,其实是你自己的内心。你爱上的,也只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的倒影。”
“我希望你,能比我更早地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去看看那个倒影之外,真正广阔的世界。”
那天我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那天傍晚的火烧云,红得像一滩血,又像一团火。
我捏着那个蓝色的笔记本,走在回家路上,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梦里,我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就在我以为要粉身碎骨的时候,有人从崖顶抛下了一根绳子。
那根绳子,就是她给我的那个“机会”。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我还是语文课代表,还是每天去她办公室。
但我们之间,多了一些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秘密。
她开始给我列书单。
从沈从文到汪曾祺,从契诃夫到海明威。
她说,你要看,要拼命地看,看别人是怎么把一块豆腐写出人间烟火味的,看别人是怎么用最简单的词语,写出最深沉的悲伤的。
她会给我出一些很奇怪的“作业”。
比如,让我去观察校门口卖麦芽糖的老爷爷,写他的手,写他脸上的皱纹,写他看孩子的眼神。
比如,让我去听一场雨,写雨落在不同东西上的声音,写雨水的气味,写雨后蜗牛爬过的痕迹。
她告诉我:“不要总是盯着天上的月亮,你要先学会,怎么把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写得结结实实。”
我们的交流,不再是我单方面的偷窥和想象。
我们开始讨论书里的人物,争论某个情节的合理性。
我会在我的周记里,写下我对那些“作业”的观察和思考。
而她,会用红色的水笔,在旁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
她会夸我某个比喻用得好,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我哪里的描写太过空泛。
那个蓝色的笔记本,我还在用。
但我不再写那些关于“你”的句子了。
我开始写我身边的人,写胖子同桌打瞌睡的样子,写后座女生偷偷传的纸条,写食堂大师傅那张永远没表情的脸。
我笔下的世界,第一次,变得那么具体,那么有血有肉。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打开了新世界的孩子,贪婪地吸收着一切。
而她,就是那个给我钥匙的人。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在校门口,看到了她。
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件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
他正笑着跟她说着什么,然后,很自然地,伸手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那个动作,亲昵又熟稔。
她没有躲开。
她也笑着,仰着头看他,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属于女人的温柔和依赖。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
我十六年来建立起来的,关于她的一切想象,瞬间崩塌了。
原来,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她也会对一个人那样笑,她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一个我完全无法踏足的生活。
那个男人,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来的。
在那个自行车还是主流交通工具的年代,一辆轿车,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
他为她拉开车门,她坐了进去。
车子开走的时候,我还能看到她透过车窗,在跟那个男人说笑。
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校门口卖麦芽糖的老爷爷都收摊了,他走过我身边,问我:“小伙子,还不回家啊?”
我才像个木偶一样,慢吞吞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个画面。
那个男人的手,她仰起的脸,那辆黑色的轿车。
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
她是老师,我是学生。
她是一个成熟的,即将步入自己人生的女人。
而我,只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里的,幼稚的男孩。
她说的没错。
我爱上的,只是我心里的那个倒影。
第二天,我去她办公室。
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的眼睛还是忍不住地,在她脸上搜寻着什么。
她今天好像特别高兴,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她桌上还放着一束小小的,用牛皮纸包着的雏菊。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送的。
她看到我,像往常一样跟我打招呼,让我把作业本抱走。
我抱着那摞沉甸甸的本子,走到门口,还是没忍住,回头问了一句。
“老师,昨天……校门口那个人,是你男朋友吗?”
我问出口就后悔了。
我有什么资格问这种问题?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
她点了点头,说:“嗯,是我未婚夫。”
未婚夫。
这三个字,像三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脏。
原来,他们已经要结婚了。
“他对我很好。”她补充了一句,像是在解释,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不自觉地飘向了窗外。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窗外还是那棵老榕树,枝繁叶茂,沉默不语。
我突然觉得,她好像也不是那么开心。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她的脸上明明在笑,可我总觉得,她的眼睛里,藏着一点很深的东西,像一口被雾气笼罩的古井。
我没再说什么,抱着作业本,逃一样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那么频繁地往她办公室跑了。
我开始刻意地跟她保持距离。
我还是会认真完成她布置的那些“作业”,但我的文字里,多了一些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一种少年人故作深沉的悲伤。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拿着我的周记本,指着其中一段话,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写的是一片落叶。
我写它怎么从树上掉下来,怎么在风里打着旋儿,最后落在冰冷的地上,被来来往往的脚踩碎。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
“你的文字,开始变得尖锐,也变得……不快乐了。”
我低着头,抠着自己的手指,不说话。
我能说什么呢?
说我嫉妒那个男人?说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心就像被刀割一样?
这些话说出来,只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尴尬和不堪。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有些事情,你这个年纪很难理解。”
“但是,你要相信,文字是最好的出口。不要让它变成伤害你自己的武器。”
“去写一些让你觉得美好的东西。比如,今天早上的阳光,食堂里热腾腾的包子,或者,你同桌又说了什么笑话。”
“把你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地方,好吗?”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她一直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保护着我那份可笑又可悲的少年情怀,引导着我走向一条更正确的路。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淹没。
我开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
我像一头困兽,拼命地用这种方式来发泄我无处安放的情绪。
我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
我的作文,也开始频繁地被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
所有人都觉得我开窍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那个巨大的窟窿,越来越大。
高三那年,学校组织了一次作文竞赛。
奖品很丰厚,第一名可以拿到一笔奖学金,还能被推荐参加省里的比赛。
她鼓励我去参加。
她说:“这是个好机会,去试试吧。把你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出来。”
我答应了。
比赛那天,作文的题目是《桥》。
看到这个题目,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
她不就是我生命里的一座桥吗?
是她,把我从那个混沌、狭隘的自我世界里,拉了出来,带我看到了对岸不一样的风景。
我没有写那些歌功颂德的,关于奉献和伟大的陈词滥调。
我写了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迷路的孩子,和一位提灯人的故事。
孩子在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又冷又怕。
这时候,一个提着灯笼的女人出现了。
她没有直接把孩子带出森林,而是给了他一颗火种。
她教他怎么辨别方向,怎么躲避野兽,怎么用那颗火种,点燃自己的火把。
最后,孩子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出了森林。
他回头望去,那个提灯人,已经消失在了森林的入口。
而他手里的火把,照亮了前方的路。
我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了那篇文章里。
写到最后,我自己都看哭了。
那篇文章,得了一等奖。
颁奖那天,是在学校的大礼堂。
校长亲自给我颁的奖。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一眼就找到了她。
她就坐在第一排,穿着一条米色的长裙。
她也在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比礼堂里所有的灯光都要亮。
她冲我用力地鼓掌,脸上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的笑容。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阴霾,好像都被那个笑容照亮了。
我突然就释怀了。
是啊,她给了我火种,教会我怎么走路。
我不能永远都跟在她身后,我得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她是不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她过得开不开心,这些,都不再是我应该去纠结的问题。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她给我的那颗火种,好好地走下去。
成为一个,能让她为我骄傲的人。
那次竞赛之后,我变得开朗了很多。
我跟她的关系,也回到了最初那种,纯粹的师生关系。
我们会一起讨论文学,讨论未来。
她会给我讲她大学时候的趣事,讲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也会跟她分享我的烦恼,我对未来的迷茫。
她就像我的一个大姐姐,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
高考前夕,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送给我一支钢笔。
是那种很老式的,需要吸墨水的英雄钢笔。
她说:“这支笔,是我当年参加高考时,我老师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也希望你,以后能用它,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我接过那支笔,笔杆冰凉,却沉甸甸的。
我看着她,郑重地说了声:“谢谢你,老师。”
她笑了笑,说:“去吧,去考一个你想去的大学,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高考,我考得很好。
我被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录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第一个就跑去告诉了她。
她比我还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几个“太好了”。
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在为我高兴。
那天下午,我们在学校的榕树下,聊了很久。
我们聊我的大学,聊我的未来。
快要告别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问了那个一直盘旋在我心里的问题。
“老师,你……要结婚了吗?”
她沉默了一下。
夏天的风吹过,榕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地说:“分开了。”
我愣住了。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
她摇了摇头,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落寞。
“大概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吧。”
她没有多说。
我也没有再问。
我只是觉得,心里那块一直悬着的石头,好像突然就落了地。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淡淡的,为她感到难过的情绪。
她那么好,为什么会不幸福呢?
去北京上学前,我去跟她告别。
她已经从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搬出去了,在校外租了个小房子。
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很小的一居室,但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满了绿植。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阳光晒过被子的味道。
她给我做了饭。
很简单的家常菜,番茄炒蛋,清炒豆苗,还有一个排骨汤。
味道很好。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她叮嘱我,到了北京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多跟家里联系,不要跟同学闹矛盾。
絮絮叨叨的,像个送孩子远行的母亲。
吃完饭,她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递给我。
是一本很厚的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
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段话,让我看。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
她说:“记住这句话。你为之努力过,挣扎过,这就够了。结果是什么,不重要。”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好像在说我,又好像在说她自己。
临走的时候,我站在门口,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我说:“老师,等我。”
她愣住了,看着我。
“等我大学毕业,等我能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站在你面前。”
“到时候,如果……你还愿意,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说完,脸涨得通红,心脏快要跳出胸膛。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说完就想跑。
她却叫住了我。
“喂。”
我停下脚步,僵硬地转过身。
她站在屋子里的灯光下,身影被拉得很长。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感动,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深深的悲伤。
她没有回答我“好”,或者“不好”。
她只是说:“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她关上了门。
那一扇门,好像隔开了两个世界。
门外,是我即将开始的,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门里,是她留在我整个青春里的,温柔的背影。
大学四年,我像上了发条的机器。
我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
我拿遍了学校里所有能拿的奖学金和文学奖项。
我开始在一些有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我用我挣来的第一笔稿费,给她买了一条围巾,寄了过去。
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
在那个手机和网络还不普及的年代,信件,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我会在信里,跟她讲我学校里的事,讲我对某本书的看法,讲我对未来的规划。
我把我的生活,我的思想,一点一点地,摊开在她面前。
她也会给我回信。
她的信总是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仔细斟酌过的。
她会鼓励我,会给我提建议,但从来不提我们之间的事。
对于我临走前说的那番话,她像是得了健忘症一样,只字未提。
我也不敢再提。
我怕一说出口,我们之间连这最后一丝联系,都会断掉。
我只能等。
等我毕业,等我足够强大。
大四那年,我开始找工作。
凭着我大学期间发表的那些文章,我很顺利地进入了北京一家很有名的报社,当了记者。
拿到入职通知的那天,我给她打了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
我攒了很久的钱,才在宿舍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张长途电话卡。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手心全是汗。
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
还是那种清清凉凉的,含着薄荷糖一样的声音。
我告诉她,我找到工作了,在北京。
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是吗?”她终于开口,“挺好的。”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遥远,还有点……疲惫。
我说:“老师,等我安顿下来,我就回去看你。”
她又沉默了。
然后,她说:“不用了。”
“我……要离开这里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去哪儿?”
“去南方,一个很远的小城。”
“为什么?”我急了,“你的工作呢?你的家人呢?”
“我只是……想换个环境。”她的声音很轻,“这里,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期待,在那一刻,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以为我一直在朝她奔跑,可我快到终点的时候才发现,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那……我们以后还能联系吗?”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
“随缘吧。”
她说完这三个字,就挂了电话。
电话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我握着话筒,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感觉自己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
我终究,还是把她弄丢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我往她原来的地址寄过信,都石沉大海。
我回老家的时候,去我们原来的学校打听过,别的老师只知道她辞职了,去了南方,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她就像一阵风,从我的生命里刮过,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开始工作,很忙,很累。
我跑新闻,写稿子,熬夜,出差。
我用工作,把自己的时间填得满满当当,不给自己留一点胡思乱想的空隙。
我以为,只要我够忙,就能忘了她。
可我忘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
她已经变成了我骨血里的一部分。
我写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她的影子。
她教我怎么观察,怎么思考,怎么去爱这个世界。
她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者,也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我怎么可能忘了她?
几年后,我成了报社里小有名气的记者。
我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报道,还得了一些新闻奖。
我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集,记录了我当记者这些年的所见所闻。
书名叫《提灯的人》。
在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一句话:
“献给我生命里的那位提灯人。”
书出版后,反响还不错。
我开了个小小的签售会。
那天,来了很多人。
我坐在桌子后面,一个一个地给读者签名。
签到一半,队伍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我的高中同桌,胖子。
他比以前更胖了,西装革履的,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他挤到我面前,把一本书递给我。
“行啊你,大作家了。”他捶了我一拳。
我笑着给他签了名。
他翻了翻书,看到了扉页上的那句话。
他愣了一下,然后抬头看我,眼神变得有些复杂。
“你……还想着她呢?”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他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个,给你。”
我疑惑地接过来。
信封是牛皮纸的,已经有些泛黄了,上面没有写地址,也没有贴邮票。
“这是什么?”
“陈老师,托我转交给你的。”
我的手,猛地一抖。
“她……你见到她了?”
胖子点了点头。
“前年,我去南方出差,在一个很偏僻的小镇上,偶然碰到的。”
“她在那儿的一所希望小学当老师。”
“她过得……不太好。”
胖子说,她嫁人了,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普通男人。
男人对她不好,爱喝酒,喝多了还动手。
她生了个女儿,身体一直很弱,常年生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她整个人,被生活磋磨得,完全没了当年的样子。
又黄又瘦,眼睛里也没有光了。
“她不让我告诉你。”胖
子说,“她看到我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躲。”
“后来,我跟她聊了很久。她说,她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
“她说,她对不起你。”
“这封信,是她当时写好,让我找机会给你的。我一直没联系上你,就放着了。”
我捏着那个信封,指节都发白了。
我不敢打开。
我怕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
签售会结束后,我一个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信拆开了。
信纸很薄,是那种最便宜的信纸。
上面是她熟悉的,娟秀的字迹。
但是,有些地方,字迹是抖的,像是被泪水浸透过。
信很长。
她跟我讲了她离开之后的所有事。
当年,她那个未婚夫,家境很好,是市里领导的儿子。
所有人都觉得,她嫁过去,是高攀了。
但她并不爱他。
她跟他在一起,只是因为家里人的压力。
她说,她那时候,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了,找个条件不错的人,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直到,她遇到了我。
她看到了我那个蓝色的笔记本。
看到了我为她写的,那些笨拙又滚烫的句子。
她说,她在那一刻,像是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那个也曾为了一个人,奋不顾身的自己。
她突然就不想那么将就了。
她说,她给我那个“机会”,其实,也是在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机会。
她看着我,一点一点地,从一个自闭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眼里有光的青年。
她为我高兴,也为自己悲哀。
她说,她也曾对我动过心。
尤其是我去北京前,在她家门口,跟她说“等我”的时候。
她说,她那一刻,差一点,就要点头了。
可是,她不能。
她比我大七岁。
我是她最得意的学生,是她亲手引导出来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毁了我的前途。
她怕那些流言蜚语,会成为我人生路上的污点。
所以,她选择了退缩。
她跟那个未婚夫,提出了分手。
对方自然是不肯的,闹得很难看。
他的家人动用关系,让她在那个城市待不下去。
她走投无路,才选择了一个谁也找不到她的,南方小镇。
她想开始新的生活。
她以为,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能把过去都忘了。
可她错了。
婚姻里的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信的最后,她写道:
“我常常会想,如果那天,我没有关上那扇门,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但我知道,人生没有如果。”
“你如今,已经飞得很高,很远了。我为你感到骄傲。”
“忘了我吧。”
“就当,你生命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这样一个,失败的提灯人。”
“愿你前程似锦,一生,都被温柔以待。”
我看完信,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哭得像个傻子。
原来,我以为的单恋,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她也曾为我,挣扎过,痛苦过。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
却把自己,困在了一座孤岛上。
第二天,我跟报社请了假。
我买了最快的一班飞机,去了那个南方小镇。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不能让她就这么毁了自己的一生。
那个小镇,比我想象的还要偏僻,还要破落。
我按照胖子给的地址,找到了那所希望小学。
几间破旧的瓦房,一个泥土地的操场。
我去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
我站在教室窗外,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她瘦了很多,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眼角的疲惫,怎么也掩盖不住。
她正在教孩子们念古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只是,少了当年的清亮,多了一丝沙哑和沧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住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
这就是我爱过的姑娘。
这就是那个,曾在我灰暗的青春里,投下一束光的仙女。
她本该,站在明亮的讲台上,意气风发。
而不是在这样破败的地方,被生活,消磨掉所有的光彩。
我没有进去打扰她。
我等到她下课。
我看到她领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小女孩,从学校里走出来。
那个小女孩,大概就是她的女儿。
脸色蜡黄,看起来病恹恹的。
我跟在她们身后。
她们的家,在镇子最边上的一排平房里。
房子很破,院子里堆满了杂物。
我看到一个男人,喝得醉醺醺地从屋里走出来,冲着她大吼大叫。
她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忍受着。
然后,拉着女儿,快步走进了屋子。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那扇关上的,破旧的木门,双拳紧握。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得带她走。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我想了一整夜,该怎么做。
第二天,我去了她家。
开门的是她。
她看到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来带你走。”我说。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
她愣愣地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摇着头,说:“你走吧,别管我。”
“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
“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这不是拖累。”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欠你的。”
“当年,是你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的。现在,换我了。”
屋里,那个男人听见动静,走了出来。
他看到我,一脸警惕。
“你谁啊?”
我没理他,我只是看着她。
“跟我走。”
她还在犹豫,还在哭。
她的女儿,从屋里跑出来,怯生生地躲在她身后,看着我这个陌生人。
我蹲下身,冲那个小女孩笑了笑。
“小朋友,叔叔带你和妈妈,去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好不好?”
小女孩看着我,又看了看她妈妈。
她好像能感觉到,我没有恶意。
她点了点头。
就是这一下点头,好像给了她无穷的勇气。
她擦干眼泪,看着我,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
“好。”她说。
那个男人冲上来,想要拦我们。
我把他推开了。
我这些年,当记者,跑现场,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对付这样一个酒鬼,绰绰有余。
我拉着她,抱着她的女儿,走出了那个像噩梦一样的家。
我们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火车上,她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
她的女儿,靠在她怀里,睡得很安详。
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乱。
我也没有催她。
我只是把我的外套,脱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她们母女身上。
到了北京,我把我租的房子,暂时让给了她们住。
我帮她联系了最好的医院,给她女儿看病。
医生说,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手术,费用很高。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不够的,我就去跟朋友借,跟同事借。
她拦着我,说不能再花我的钱了。
我说:“我的命,都是你给的。钱算什么?”
手术很成功。
孩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她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
我们一起,帮她办了离婚手续。
那个男人,也没怎么纠缠。
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留不住她了。
一切,都好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可我没想到,她还是拒绝了我。
那天,她女儿出院。
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饭后,她把我叫到阳台上。
她说:“谢谢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以后,我会自己带着孩子,好好生活。我会找份工作,慢慢把钱还给你。”
我看着她:“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她深吸了一口气,不敢看我的眼睛,“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合适?”
“你看看我。”她指了指自己,“我比你大七岁,我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而你呢,你是大作家,大记者,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不能成为你的累赘。”
“你不是累赘!”我激动地抓住她的肩膀,“你是我等了这么多年的人!”
“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人了!”她也哭了,“我老了,丑了,我的心,也已经千疮百孔了。”
“我配不上你,你懂吗?”
她甩开我的手,跑回了房间。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北京的夜风,很冷。
我突然就明白了她的顾虑。
她不是不爱我。
她是太爱我了。
爱到,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想拖累我。
她还是那个,会为了我,默默退到身后的提灯人。
可这一次,我不想再让她一个人了。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
我带着她和她女儿,去了我们高中的那座城市。
我带她,回到了我们原来的学校。
学校变化很大,教学楼都翻新了。
但那棵老榕树,还在。
比以前,更加枝繁叶茂。
我们站在榕树下,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一样。
我说:“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这里,你给了我一支钢笔,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点了点头,眼圈红了。
“我去了,我看到了。”我说,“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可是,没有你,再大的世界,都像一座荒岛。”
“我找了你这么多年,不是为了听你说配不上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当年那个迷路的孩子,长大了。”
“他现在,有能力,也有资格,站在提灯人的身边,为她,遮风挡雨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我打开它,里面是一枚很简单的戒指。
我单膝跪下,看着她。
“陈舒,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不是老师给学生的机会。”
“而是一个男人,给他深爱了十几年的女人的,一个共度余生的机会。”
她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
她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朝我点了点头。
阳光透过榕树的叶子,洒在我们身上。
暖暖的。
我知道,这一次,她再也不会,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们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最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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