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吕布还“六亲不认”的狠人
三国时期,风云变幻、群雄并起,人才辈出。要说狠人,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人中吕布”,一言不合就换主子,曹操都说他“有勇无谋,反复无常”。可要我说,吕布顶多算是个感情不稳定的猛男,而真正的“六亲不认”,那还得看笮融。
这个名字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他干的事,真是一桩比一桩离谱。他是三国时期罕见的“反恩必仇型”选手,投靠谁就杀谁,交情越深,背叛得越快。
他杀了四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每次都挑在酒宴上动手,把“酒过三巡,刀起人亡”玩出了风格、玩出了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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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头说起。公元194年,也就是董卓死后一年多,天下大乱,曹操挥师东进,兵临徐州。徐州刺史陶谦,这人对笮融相当不错,不仅是老乡,还破格提拔他当了下邳相,掌控三郡漕运,等于把徐州的命脉交到他手里。
可局势一紧张,曹操打来城下,陶谦等着援兵,笮融却连夜卷走三郡粮草,带着一万人马跑路了,连陶谦一面都没打。这还只是个“序章”。
他一跑,跑到了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听说来了“自家人”,高兴得不行,亲自设宴款待。结果酒喝到一半,笮融突然起身拔刀,赵昱还没反应过来,脑袋就没了。紧接着他下令全城劫掠,搜刮金银粮食,连女人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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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操作,让广陵百姓直接从“欢迎义军”变成“遭遇土匪”,赵昱的忠骨也成了笮融餐桌上的下酒菜。
杀完赵昱,笮融带着“战利品”南下,投奔了另一位旧相识——薛礼。老同事一见面,自然又是大宴三日,结果老套路再现,三巡之后刀光起,薛礼命丧当场,他的兵马也被笮融吞并。至此,笮融的队伍越滚越大,战马数千、人马上万,实力不容小觑。
可笮融的刀还没收。他继续南下,投奔扬州刺史刘繇。刘繇当时正头大,因为豫章太守位置出了双胞胎:朝廷派了朱皓,袁术又塞进来一个诸葛玄,俩人打得火热。刘繇一看笮融人多势众,就让他去帮朱皓撑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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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谋士许劭(就是搞月旦评的那位)提醒说:“这人不讲名声,朱皓会吃亏。”刘繇一笑置之,结果朱皓刚设宴接风,刀又起,血又流,朱皓成了第四位“宴杀受害者”。
这四场杀人酒,一共死了四位地方高官,全是对他有提携之恩的人。比起吕布“只杀董卓”还勉强有点政治动机,笮融这纯属杀熟、吃软饭、再反手一刀,堪称三国第一人渣。
但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人,按理说早该遗臭万年、被千夫所指。可你知道吗?他死后两千多年,在他的“老根据地”徐州,居然还有香火供奉,甚至建了纪念他的“弘道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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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离谱了,一个满手血腥、靠杀人发家的刽子手,凭什么得到后人的敬仰?答案藏在他另一面,更阴险、更高明,也更让人头疼的一面——他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奠基者”之一。
香火背后的操控术
很多人不知道,笮融其实是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在下邳修建了一座超大规模的佛寺——浮屠寺,九层铜塔,金身佛像,寺内能容三千人,是当时全国最豪华的佛教建筑。
《后汉书》里专门记载:“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这种建筑模式,后来被唐代以后的佛塔广泛采用,成了中国佛塔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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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以为他是诚心信佛?不不不,别被他那副“金装仁义”的样子骗了。他搞这一套,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吸粉”。你想啊,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人们流离失所,生活朝不保夕。
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来我这信佛,不但有饭吃,还免徭役、免赋税。”你去不去?当然去!
笮融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利用佛教的号召力,办浴佛节,铺席几十里,万人吃喝免费,还搞了“信佛免税”的制度,短短时间内吸引了五千多户百姓,也就是两三万人,成了他私人武装的核心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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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不是传教,而是“搞会员制”,你来信佛,我就罩你;你不来,那就别怪我刀下无情。
从这个角度看,笮融不但懂战略、懂人性,还懂“用户运营”。他用宗教包装权力,用信仰收买人心,搞得比现在的商业策划还精致。你说他是佛教徒?他一边拜佛,一边杀恩人,连佛祖都得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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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他是恶人?他确实推动了佛教的传播,让佛教在江东落地生根,成为中国主流宗教之一。
这样的双面人生,让人无从评价。南朝僧人僧祐在《弘明集》里痛批笮融,说他犯了三大佛门重罪:杀、欺、盗。杀人如麻,欺主背恩,挪用官粮建寺,全是罪行累累。但即便如此,佛教界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在寺庙制度、佛像铸造、佛节普及方面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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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今天的品牌代言人,如果这人后来爆出丑闻,品牌方会很尴尬——撤吧,损失太大;不撤吧,形象有损。笮融就是佛教界的“翻车代言人”:他帮你打开了市场,但形象太差,谁都不敢多提。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死得也很“因果报应”。刘繇听说朱皓被杀,怒不可遏,带兵讨伐,笮融战败逃入山林。结果不是死在敌军手下,而是被普通山民认出来,乱刀砍死。史书记载:“为民所杀。”连个全尸都没留下,死得比他杀的人还惨。
可讽刺的是,他死后那座浮屠寺还在,香火不断,成了佛教圣地。这种“恶人遗迹变圣地”的操作,要不是亲眼所见都不敢信。更离谱的是,如今徐州还立了个“笮融纪念阁”,副标题叫“弘道阁”。你说他弘了什么道?弘的是自己那套“佛皮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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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的贡献该不该被铭记?
笮融的故事,是三国历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章。他杀人不眨眼,却留下佛教瑰宝;他背信弃义,却推动信仰传播;他是恶人,却成了香火供奉的对象。这种人物,最容易引发争议,也最值得我们反思。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人可能在道德上是罪人,在文化上却是功臣。笮融就是这样一个悖论的载体。他的所作所为,在人伦上无法原谅,但在制度和文化层面,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用不义之手做出了影响深远的事,这份“功劳”应不应该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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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记住可以,但不该美化。他的事迹应当被完整呈现——既不掩盖他的恶,也不否认他的影响。就像我们研究秦始皇,不是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的制度变革对后世影响深远。
同样,研究笮融不是为了给他洗白,而是为了理解历史中“功与过”的复杂交织。
香火是否应该继续?这就见仁见智了。如果人们是为了纪念佛教传播的历史,那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为了膜拜笮融本人,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历史不应该成为洗白恶人的工具,但也不能因为道德瑕疵就抹杀一切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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笮融,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一个披着佛皮的军阀,一个用血与火推动信仰传播的矛盾体,他的存在,就是对我们如何理解历史最好的拷问。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圣徒,他是那个乱世里,最真实、最让人不安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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