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雍正绝无幸免的机会，唯有此人是个例外，想收拾根本无从下手

雍正四年，胤禩、胤禟等八爷集团已经被彻底瓦解，年羹尧、隆科多等满洲贵族集团也被清除。这个时候，雍正帝并没有收手的打算，将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汉人科甲朋党集团。从当年的九月至次年的二月，查嗣庭、汪景祺、谢济世先后落马。

雍正是一个手段颇为毒辣的皇帝，只要是他想收拾的人，基本上不存在逃脱的可能性，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雍正也有失手的时候，在处理一个叫杨名时的人时，雍正竟然束手无策，根本找不到任何的突破点，最后无奈之下，只能以“待罪”不了了之，这个人就是杨名时。

杨名时是一个难得的能官、清官

杨名时，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是当时理学名臣李光地的得意门生。李光地在当时官场的名声并不好，被人们讽刺为“假道学”，但是同僚们对杨名时的评价却很高，就连康熙帝也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

在康熙帝眼中，杨名时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能官。康熙晚年，杨名时被特擢为云南巡抚，成为康、雍权力交结时著名的封疆大吏。

雍正当皇子的时候与杨名时并无来往，即位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雍正曾公开褒奖杨名时，不过雍正和康熙的执政理念完全不同，用人的标准自然也不同。

在雍正看来，杨名时有些洁己好名、瞻徇下属的毛病，在办大事上略显魄力不够。尽管如此，雍正对杨名时还是格外看重，刻意加以笼络。因为，杨名时科名早，名气大，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视为科甲领袖。

雍正三年，杨名时晋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第二年，雍正帝又让杨名时转为吏部尚书，命仍以云贵总督管理巡抚事。

以吏部尚书兼总督并管理巡抚事的案例仅有杨名时一人，而且他还是实职的吏部尚书，并非是加衔，这也足以证明雍正用人不拘一格，对杨名时抱有很大的期望。

就在杨名时感到可以大有作为报答君恩的时候，他与雍正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生的巅峰骤然跌入低谷。

杨名时“不识时务”引起雍正不满

雍正四年七月，雍正帝降下了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五位督抚操守虽清，但办事模棱两可，总是想做好好先生，希望他们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严厉整饬吏治的田文镜和李卫等模范督抚学习。

其实这道谕旨无非就是寻常的工作指导而已，并没有要上纲上线的意思，目的就是要让杨名时等改掉身上的科甲积习。

杨名时也是一个老官僚了，他若是能隐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惯有的圆滑，向皇帝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的态度，那么事情很快就会淡化，至少不会成为雍正打击科甲习气的对象。

可杨名时也是个强种，他不认为自己身上有科甲习气，于是就上了折子和雍正掰起了手腕，这一做法，让杨名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雍正接到杨名时自辩奏折的时候，对着大臣的面指责杨名时说：“杨名时大可恶人也，五年来朕以至诚待之，怎奈狼子野性，豪不知感畏。”

就这个这个节骨眼上，李卫的高密折子也递到了御前，向主子揭发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时的上司杨名时所谓的“偏徇欺罔”等情弊。

不久，李卫遵旨又写了一个弹劾的折子，罗织杨名时的罪名。有了李卫的参劾，雍正马上让新任云南巡抚朱纲于钦差大臣黄炳前往云南会审杨名时。

杨名时打铁自身硬，雍正完全无计可施

黄炳到了云南后办案很不顺利，因为李卫的指控根本没有分量，大部分又缺乏证据。倒是忠厚老实的杨名时主动交代，曾收受下属的两个金杯和四匹绸缎。

黄炳和朱纲如获至宝，向雍正如实汇报，并建议问杨名时死罪。但是包括雍正本人在内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收了一对金杯和几匹绸缎就判处死刑，那么随便拉出一个督抚、布按、道府，甚至是州县官砍头绝对不会没错。

既然李卫的指控不行，那么只能另辟蹊径。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发现杨名时有任何的不法行为，而且通过调查，还得知杨名时不但本人清廉，治理地方也是井井有条。

到了这个节骨眼，雍正也没有退路了，说什么也要找个台阶下。于是就从普遍存在的亏空方面下手，认为杨名时担任总督、巡抚期间，拉下来五万八千两的饥荒。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罪过，全国各省别说是云贵，就是富庶的江浙都有亏空，五万多两算是少的了，比如乾隆中期，浙江的亏空就多达三百多万两。

雍正只能拿这个说事了，下旨勒令杨名时在一年之内交清亏空，可是雍正很清楚，杨名时是个清官，肯定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果然不出所料，抄家的时候发现只有现银二百多两，雍正开恩将其减为三千两，可是杨名时也是拿不出来，所以，次案被雍正帝挂起来后就一年年拖下去无法结案，直到雍正驾崩，杨名时就一直“待罪”云南。

杨名时的案子不得人心，在满朝文武和读书人心中影响极坏。乾隆继位后，打算替皇考来还这笔旧账，他将杨名时召到京师任礼部尚书，并措辞委婉地说皇考本来就想召他来京，只是没来得降旨。实际上是乾隆顾及雍正的脸面，平反了一桩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