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通史】未完的遗憾

梁启超 | ChatGPT修复

任公志修国史，自号新史氏。闭户覃思者累月，丹铅不辍；竟至劳瘁咯血半碗，遂搁笔调息。既愈，志趣已移，遂别开蹊径，前功尽弃，良可叹也。

观任公奋笔时，锋芒毕露，火力全开，直斥迁、光之谬，薄诋历代之才，然思其欲作通史而终未成编，岂时命相阻耶？抑才力有未逮耶？俱在未知之间。试览所叙三代先秦诸卷，质同旧史，味同嚼蜡耳。

乙巳秋月临清张氏于华女门口等桃子放学读毕任公《中国上古史》有所感，其间蚊虫叮咬颇为不耐

中国上古史 | 商务印书馆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千载暗室，一灯即明。

在梁启超一生庞大的著述计划中，撰写一部规制宏大的《中国通史》是其最为在意之事。

他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谈到了未能完成《中国通史》的遗憾：

✉️ 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欠下的一笔大账，我若不把它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了。也许是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梁启超致梁思顺.1927年3月10日】

事实上，早在1902年，梁氏就有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

️【梁启超三十自述】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

从1901年前后到去世游，因种种原因，梁启超始终未能完成他写一部完盛的《中国通史》的心愿。

️【丁文江梁谱长编】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通史》已完成二十多万字，“是岁，先生著《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

就目前所看到的材料，梁氏此时完成的二十余万言，应该是中国通史清代部分，这在1909年4月5日门人何天柱致梁氏的信中有体现。当时，何天柱为《国史稿》付印之事致书梁启超：

《国史》先撰本朝，恐披罗太费力，柱谓不如从上古撰起，既成一册，即可出售，不必俟全书告成也。

广都书局成立于1902年，梁启超在海外以文稿参股。从1903年起，营业颇为不振，梁氏甚至把筹资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通史》的出版上。

1907年12月24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广智之局，擎一辛勤备至，然以无款之故，不能扩充，厌厌无生气，真成一赘疣，实则若弟子之《中国史》编成，此局即可立救，其奈无寸暇何。沪上人来书，痛哭流涕，贵弟子以此业，弟子亦欲从来春起，闭户数月以成之，但现在局面既开，百事无一不取决于弟子，何从此得闲暇，言念及此，负疚何似……然弟子誓必成此作，欲必以来年成之，一以偿夙愿，一以为国民精神教育，一以偿广智债也（弟子负广智债二万余矣）。

“现今中国内地情形，他种之书彼不能销，惟弟所自著之书，全国依然到处欢迎，特不能禁止翻版耳。弟近数年来，一则因内地国事多端，不能专心著书。三则因每出一书，必被人翻印，无异自绞心血，替他人赚钱，故愤极不欲著书。”

为了尽快写出《中国通史》，梁氏计划闭门数月，集中精力毕其功于一役，可能是因为用力过勤，康有为有些担心梁氏劳累伤身，专门致信爱徒：

✉️广智事，哗不可言……故虽紧极而无可忍。至汝忙极亦当自爱惜，不必再编《中国史》矣。

1907年到1908年间，梁启超集中精力写作了《中国通史》中清朝部分，完成二十余万言，准备以《国史稿》为名出版，但不知何因，该书并未能出版，而梁氏著《中国通史》的计划似乎也暂停了。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射利之书（中学图文教科）”，“卖文以求自活”。

梁启超再次写作《中国通史》应该是在1918年。这一年，在梁氏与亲友的通信中，谈得最多的是《中国通史》。

✉️他的友人、商务印书馆的陈叔通在1918年3月13日《致梁任公书》中曾提到：“十日书悉。南海款已交去，菊翁另函达，想荷察入。《通史》但日以为程，似不可求速，制图自较作表更艰，敬意宜挽人为助。蚤寝诚难得，循是以往。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于学问事业均极有关系。天苟不亡中国，吾辈未必竞一无施展之日。”【陈叔通致梁启超.1918年3月13日】

据信可知，1918年3月之前梁氏已开始写作《中国通史》，为了保证写作进度，他课日为程，每日早睡早起。4月19日，陈叔通特致信梁启超：

✉️久未接书，静生来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瘦，甚以为念。

5月，梁启超复书陈叔通，介绍《中国通史》写作情况：

✉️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略》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独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印事。鄙意极厌洋装，惟有地图，有金石拓片，华装能否善此？若能之，甚望商务为特装一仿宋铅字印之（如西冷社所有但当加精）。为商务计，若欲复古籍，此固不可少也。

由此信可知，梁氏当时已完成了先秦部分的写作，并已考虑交商务印书馆以仿宋铅字印刷出版。

5月，在与友人的信中，梁启超详细介绍了他在写作《中国通史》期间的生活情形，他兴奋地说：

✉️吾比来有一事，当令公等大惊。吾每日晨大时前必起，十一时前必睡，似此已多旬矣。吾用决心强制，欲克制三十年来恶习，缘此致病数日。就两旬来形势论，似不败矣。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

5月7日，梁启超在致蹇季常的信中介绍自己最近日常起居和著述时，再次说：

✉️自公之行，吾邈然几与世绝，严戒图者，毋为客通。客腊犹眈酒墨池，献岁以来，覃思述作，彼玩物之习，亦大减矣。半月前恒彻夜不睡，比出全力矫之，已能十一时就枕，未明而起，车前辄属稿千余言，如是者五日矣。”【梁启超致蹇季常.1918年5月7日】

为了写作《中国通史》，梁氏一度放弃了热衷的社会活动（包括打麻将），甚至生活起居也做了调整，足见其对《中国通史》的重视。

经过几个月集中写作，梁氏的《中国通史》初具规模，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信陈叔通，就《中国通史》的出版发行问题进行商讨：

✉️顷复思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论，即以通史稿本分期付印，广求当时评骘（目的在此），其他读书笔记之类，数月来所积亦不少……惟印刷发行问题，颇难解决，盖《通史》版权必欲自有，故不能与他方面生纠葛，而自行印发，又所不欲，故拟托商务代印发，而定一双方有利之公平条件，望一一代筹，为草一稍详之计划书见复，至盼。

令人惋惜的是，梁任公在八九月病间因著述过勤，患呕血甚久。他在致陈叔通、张菊生一书中自述其事云：

✉️昨得叔兄与仲策书，今得菊兄书，知以贱恙劳焦念极矣。病初起本不轻，西医言是肋膜炎，且微带肺炎，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月仍长时间讲演，余晷则扬筦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甸矣。后忽喀鲜血约半碗许，始仓皇求医，服东医药旬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老友唐天如自粤急难来相视，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贱躯素顽健，必可无虑，再数日当全平复矣。病中饮食如恒（胃始终健），读书亦不少，知念谨闻。

考虑到梁氏的身体状况，陈叔通9月16日致书梁启超，建议其暂停《中国通史》的写作：

✉️两得仲策先生书，稍慰驰念，希陶约同诣津二视，志清濒行亦以为言，卒苦于馆务牵率，口腹累人，可恨可恨，今得十一日手简，尤以为慰。自仲策书至，即已传示各友好矣。敬求注意两事：（一）戒酒，（二）少看书（《通史》切宜停编半年或一年以后再继成之），未知可允否。【陈叔通致梁启超.1918年9月16日】

梁启超自此次病愈后，著述工作即暂时停止，乃转而好读佛书。之后，梁启超开始为期一年多的欧游。《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曾对梁氏在1918年间的生活写作情况进行概述：

️ 自去腊以来，先生治碑刻之学甚勤，故是岁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春夏间先生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十月国内和平统一运动起，南北名流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十二月酝酿一年之久欧游计划成功，二十八日先生偕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等由沪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放洋，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

欧游之后，梁氏致力于教育事业，治学和著述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就此天折，这不只是梁氏个人学术中的一个缺憾，对中国史学也未尝不是一个大的缺憾。

中国欧洲考察团 | 1919年.巴黎.左二蒋百里、左三梁启超、左四张君劢（张幼仪的二哥）、左一应为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五人代表团之一的刘崇杰，后排左二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作者丁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