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退休大叔：跳了1年交谊舞不敢继续了，那些女人并不好对付

我，陈卫国，今年62岁，跳了整整一年的交谊舞，前两天，我正式把那双只穿过十几次的半旧舞鞋，连同鞋油一起，塞进了床底最深的角落。

这事儿，不是我这把老骨头扛不住，而是我的心，实在是扛不住了。

从最初被老伙计硬拉进舞池的满心欢喜，到后来每次踏进社区活动中心都像是奔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一年，比我在厂里当了三十年车间主任都累。那些灯光下旋转的裙摆，那些客客气气的笑脸，背后藏着的东西，远比华尔兹的舞步要复杂得多。

一切，还得从我刚退休那会儿说起。

第一章 空荡荡的家

我叫陈卫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工人。在钢铁厂干了一辈子，从学徒熬到车间主任，手上磨出的茧子比我儿子陈磊的年纪都大。老伴淑琴走了五年，家里就剩下我和一屋子的寂静。

退休前，日子被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六点的晨会，车间里轰鸣的机器，下班后一身的油污和疲惫，但心里是踏实的。可一退休，那根绷了几十年的弦，“啪”的一声就断了。

世界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每天早上，我还是六点准时醒来，可睁开眼，天花板白得晃眼，耳边再也没有机器的轰鸣，也没有淑琴在厨房里捣鼓早饭的声响。偌大的三居室，空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一个人吃饭，对着电视机；一个人散步，对着马路牙子。儿子陈磊有自己的小家，工作忙，一个星期能回来吃顿饭就算不错了。

“爸，您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陈磊每次回来，看着我无精打采的样子，总要念叨几句，“您看楼下王叔，天天去公园下棋；李大爷，报了个老年大学学书法。您也出去走走，别老一个人闷在家里。”

我嘴上应着“知道了，知道了”，心里却提不起劲。下棋？我这臭棋篓子，去了不是给人送菜嘛。学书法？我这辈子握惯了扳手，那细软的毛笔在我手里跟根面条似的，使不上劲。

那种感觉，就像一艘在海上跑了几十年的大船，突然被告知可以靠岸了，可岸上一片陌生，没有码头，没有灯塔，只有无边无际的迷茫。

直到有一天，我在菜市场碰到了厂里的老同事，张远山。老张比我早退两年，气色红润，精神头十足，走路都带着风。

“老陈！你这怎么搞的，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老张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力道不小。

我苦笑着摇摇头：“退了休，没事干，闲得发慌。”

“闲？我跟你说，退休生活才刚刚开始！”老张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走，跟我去个好地方，保证你药到病除。”

我被他半拉半拽地带到了社区活动中心。一进门，一股热浪夹杂着悠扬的音乐声扑面而来。大厅里，几十对中老年人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男的西裤衬衫，女的裙裾飞扬，脸上都挂着笑。

“怎么样？交谊舞！”老张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活动筋骨，还能认识新朋友。你看我，腰椎间盘突出都跳好了！”

我站在门口，有些发怵。我这辈子跟跳舞就没沾过边，厂里联欢会我都是负责在底下鼓掌的那个。让我上去扭，比让我去拆一台复杂的进口机床还难。

“不行不行，我这手脚不协调，会踩到人家姑娘的脚。”我连连摆手。

“什么姑娘，都是大姐大妈！”老张不由分说，把我往里推，“谁天生就会？学嘛！你看，那边那个穿红裙子的，姓方，方红，舞跳得好，人也热情，我介绍你们认识。”

就这样，我揣着一百个不情愿，被张远山推进了一个崭新的、却也完全陌生的世界。

最初的日子，确实给我灰暗的退休生活撕开了一道口子。

我报了个初级班，从最基础的“慢三”、“慢四”学起。老师挺有耐心，一遍遍地分解动作。我手脚僵硬，像个提线木偶，同手同脚是常事。舞伴们大多是些阿姨大姐，她们倒是很宽容，被我踩了脚也只是笑笑说：“陈师傅，没事儿，新来的都这样。”

张远山介绍我认识的那个方红，大家都叫她方姐，是舞池里的活跃分子。她快六十了，但保养得好，人也爽朗大方。看我学得吃力，她还主动过来指点我几句。

“陈师傅，你这腰要挺直，别含着胸。”

“手要搭在我的肩胛骨上，对，别用力，虚搭着就行。”

“跟着音乐的节奏，心里默数，一二三，一二三……”

在她的帮助下，我慢慢地找到了点感觉。虽然还是跳得磕磕绊绊，但总算能跟着音乐把一套完整的舞步走下来了。每当完成一支曲子，额头冒着细汗，那种久违的、学到新东西的成就感，让心里头舒坦极了。

我开始期待每天下午去活动中心的那两个小时。我甚至专门去商场买了双舞鞋，又把压箱底的几件衬衫翻出来熨得笔挺。儿子陈磊回来看我气色好了不少，也替我高兴。

“爸，这就对了嘛！人就得有自己的生活。”

那时候的我，天真地以为，交誼舞就是单纯的锻炼身体，拓展社交。我以为活动中心里的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是来排解孤独，寻找一份简单的快乐。

我甚至开始觉得，退休生活，似乎也没那么难熬。

可我很快就发现，舞池里旋转的，不只是舞步，还有人心。而人心这东西，比最复杂的探戈还要难懂。

第二章 茶水与饭局

我在舞池里渐渐不再是个“菜鸟”，能跟上大部分曲子了。因为我性格还算随和，不爱多嘴，加上退休金稳定，有房无贷，很快就成了几位固定女舞伴眼中的“优质舞伴”。

这其中，最热络的，就是方姐和另一位姓林的阿姨。

林阿姨叫林婉清，以前是小学的语文老师，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书卷气。她不像方姐那么外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看到我，会报以一个温和的微笑。她的舞步轻盈，跟她跳舞很舒服，不用费什么力气。

方姐则是另一种风格，热情似火。她舞跳得奔放，嗓门也大，有她在的地方，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她会主动邀请我跳舞，休息的时候，还会给我递上一瓶拧开盖子的矿泉水。

“陈师傅，喝口水，看你一头汗。”

“谢谢方姐。”我接过来，心里暖暖的。

退休在家，除了儿子，很久没人这么关心我了。这种感觉，很新鲜，也很受用。

渐渐地，单纯的跳舞开始变了味儿。起初是茶水。方姐和林老师，总会轮流带上自己泡的茶。方姐泡的是浓酽的普洱，她说刮油；林老师带的是清香的龙井，她说养心。我的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旧军用水壶，慢慢地被冷落在了储物柜里。

“老陈，今天尝尝我这大红袍，托人从武夷山带回来的。”

“卫国，别喝她的，她那茶太冲。来，我这个金骏眉，暖胃。”

她们开始不叫我“陈师傅”，改叫“老陈”，甚至“卫国”。称呼的变化很微妙，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荡开一圈圈涟漪。我一个大男人，倒也不好意思拒绝这点好意，只能轮流喝，谁的也不得罪。

喝茶之后，就是饭局。

“老陈，跳完舞都六点了，回家做饭也麻烦，咱们几个凑一凑，就在附近小饭馆吃一口吧？”方姐提议。

“是啊，大家一起热闹。”林老师也微笑着附和。

一开始，是AA制。四五个人，有男有女，点几个家常菜，喝点小酒，聊聊天，气氛很融洽。可没过几次，结账的时候，情况就变了。

“哎呀，今天我来我来！”方姐会豪爽地把钱包拍在桌上。

“方姐，说好了AA的。”

“跟我还客气什么！下次你来！”她嘴上这么说，但下次，下下次，她总有理由，要么是“今天手气好，赢了点小钱”，要么是“儿子给了零花钱，请大家乐呵乐呵”。

几次下来，我们几个男的就不好意思了。大老爷们，总让一个女人请客，像什么话？于是，张远山和我，还有另外一个老李，就开始轮流做东。渐渐地，饭局就成了我们几个男士买单的默契。

我倒不是心疼那百八十块钱，只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说好的AA，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义务”？

有一次饭后，我跟张远山嘀咕这事儿。老张嘿嘿一笑，用胳膊肘捅了捅我：“老陈，你这就想不开了。咱们男的，大方点是应该的。再说了，你没看出来？方姐和林老师，都对你有意思呢！”

“有……有意思？”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老张你别胡说八道！我们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还搞这些名堂？”

“年纪大怎么了？年纪大了也需要人陪啊。”张远山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你条件好，人又老实，她们当然上心了。你自己琢磨琢磨，她们对别人，有对你这么殷勤吗？”

我愣住了。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她们的茶，主要是给我喝的；饭局上，我爱吃的菜总是在我面前；我偶尔咳嗽一声，第二天她们就会带着润喉糖出现。

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我浑身不自在。我怀念淑琴，但从未想过再找一个伴。我只想过几天清净日子，跳跳舞，打发打打发时间。可现在，这舞池好像变成了一个相亲角，而我，成了那个被围观的“抢手货”。

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我的控制。

第三章 “顺便”的请求

饭局的性质变了之后，更进一步的“请求”也随之而来，而且都是以一种极其自然、让人无法拒绝的方式提出的。

先是方姐。

那天跳完舞，大家正收拾东西准备散场，方姐走到我身边，一脸的为难。

“老陈，跟你商量个事儿。”

“方姐你说。”

“你看，我儿子下个月结婚，这不手头有点紧嘛。我想着，你能不能……就是……先借我五千块周转一下？等他们给了改口费，我马上就还你。”她声音压得很低，眼神里满是恳切。

我心里“咯噔”一下。五千块，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我们认识才几个月，交情也就是一起跳跳舞、吃吃饭，远没到可以借钱的地步。厂里几十年的老同事，要不是知根知底，我都不敢轻易开口。

我有些犹豫。借吧，心里不踏实；不借吧，又怕驳了她的面子，以后在舞池里不好相见。

“方姐，这……我手头的钱，都给我儿子买理财了，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我找了个借口，半真半假。我的退休金确实大部分都交给了陈磊打理，他说这样安全。

方姐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自然。“哦，这样啊。没事没事，我再找别人想想办法。你别往心里去啊。”

她嘴上说着“没事”，但接下来好几天，她在舞池里都刻意避开我，宁愿跟新手跳，也不再主动邀请我。其他人看我的眼神，也似乎多了几分探究。我感觉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心里堵得慌。

方姐这边刚消停，林老师那边又来了。

林老师的方式，比方姐要高明得多，也更让我难以招架。

一个周六的下午，她没有去跳舞，而是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

“卫国，不好意思打扰你。我家里那个灯泡坏了，人老了，爬不动凳子，想换也换不了。家里黑漆漆的，心里有点发慌。你……方便过来帮我一下吗？”

我能说什么？一个独居的老太太，家里灯坏了，开口求助，我一个大男人，能说“不方便”吗？

我放下电话，就赶紧去了她家。她家离我们小区不远，是个老式公房，收拾得倒是很干净。我三下五除二帮她换好了灯泡，屋里顿时亮堂起来。

“真是太谢谢你了，卫国。”林老师给我端来一杯热茶，又拿出一盘切好的水果，“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人老了，真是没用。”她说着，眼圈有点红。

“林老师你别这么说，举手之劳。”我有些手足无措。

我们就这样坐在客厅里聊天。林老师聊起了她过世的丈夫，聊起了她远在外地的女儿，聊起了她一个人生活的孤单。她的声音很轻柔，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那种氛围下，我感觉自己要是起身告辞，都显得特别残忍。

临走时，她又叫住了我。

“卫国，你看我这个……手机，最近老是卡，好多功能我也不会用。听别人说，现在老年人都有智能手机，能视频，能付钱，方便得很。我女儿说给我买，可她那么忙，我也不想麻烦她。”她拿出一部很旧的按键手机，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的心沉了下去。换灯泡是“举手之劳”，可这手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部好点的智能手机，怎么也得一两千。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个请求背后所代表的亲密和理所当然，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仿佛看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慢慢地向我收拢。这张网，由一杯杯的热茶、一顿顿的饭局、一个个“顺便”的请求编织而成。我置身其中，越是挣扎，似乎就被缠得越紧。

我开始失眠。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舞池里的人影，方姐略带埋怨的眼神，林老师充满期待的话语。我跳舞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快乐，为了健康。可现在，我感受到的只有算计和负担。

我第一次，对去活动中心产生了抗拒。

第四章 公开的“归属权”

自从拒绝了方姐的借钱请求和委婉地回避了林老师关于手机的暗示后，活动中心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

方姐不再躲着我，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宣示“主权”。

她在舞池里，会故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与我的亲密。跳舞时，她的手会搭在我的肩膀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虚扶着。休息时，她会端着水杯直接坐到我身边，旁若无人地聊起一些家长里短，语气熟稔得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夫老妻。

“老陈，你那件灰色的夹克该洗了啊，领口都脏了。”

“你儿子周末回来不？让他别总在外面吃，对胃不好。改天我包饺子，给他送点去。”

这些话，说得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周围一圈人都听到。其他人听了，都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偶尔还跟着起哄。

“方姐，你这是把老陈当自家人了啊！”

“就是，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

方姐听了，笑得花枝乱颤，也不否认，只是用眼角瞟我，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大家都这么认为。”

我窘迫得满脸通红，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说我们没什么？那不是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只能尴尬地笑笑，或者埋头喝水。我的沉默，在别人看来，就是默认。

林老师则走了另一条路。她不与方姐正面冲突，而是用她的“文化人”的方式，对我进行“渗透”。

她开始送我一些东西。不是贵重的，但都显得很有心意。今天是一本她自己写的诗集，扉页上用娟秀的字迹写着“赠卫国吾友”；明天是一幅她临摹的字画，内容是“室静兰香”；后天又是一罐她亲手做的养生酱，叮嘱我每天早上要吃一勺。

这些东西，我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收下，就等于接受了这份情意；不收，又显得我太不近人情，辜负了她的一番“雅意”。

最让我头疼的一次，是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不知怎的，被她们打听到了。

那天，我刚到活动中心，就被方姐和林老师一左一右地“架”到了休息区。一张小桌子上，竟然摆着一个生日蛋糕。

“老陈，生日快乐！”方姐高声宣布，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唱起了生日歌。我站在中间，像个被围观的动物，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方姐抢着把第一块蛋糕递给我：“老陈，快尝尝，这可是我跑了好几家店才订到的，你最喜欢的枣泥馅儿。”

林老师则不紧不慢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递到我面前：“卫国，生日快乐。知道你喜欢喝茶，这是我托人买的西湖明前龙井，不成敬意。”

一个送的是贴心的生活关怀，一个送的是高雅的精神寄托。她们俩，像是在公开竞标，而我，就是那个被拍卖的物品。周围的人，则是兴致勃勃的看客。

那一刻，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快乐，只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煎熬。

我勉强挤出笑容，切了蛋糕，收了茶叶，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大家”。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

回家的路上，我提着蛋糕和茶叶，脚步沉重。我突然觉得，我不是陈卫国，我只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有退休金、有房、丧偶、老实巴交的单身老头”。她们对我好，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而是因为我身上附带的这些“条件”。

她们需要的，或许不是一个舞伴，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饭票”，一个可以排解寂寞的“情绪垃圾桶”，一个能解决生活中各种麻烦的“工具人”。

而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那天晚上，儿子陈磊照例打电话过来。

“爸，今天生日过得怎么样？听王叔说，您在活动中心搞得挺热闹啊？”

“热闹……是挺热闹的。”我叹了口气。

“怎么了？听您这口气，不高兴啊？”陈磊很敏锐。

我沉默了半天，终于忍不住，把这段时间以来的烦心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从茶水饭局，到借钱换灯泡，再到今天的生日“惊喜”。

电话那头，陈磊也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语气严肃。

“爸，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交朋友了。您得小心点。有些人，目的不纯。您别觉得不好意思拒绝，有时候，您的善良，在别人眼里就是软弱，就是可以利用的漏洞。”

儿子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彻底浇醒了。

是啊，我一直在退让，一直在妥协，总觉得一把年纪了，没必要把关系搞得太僵。可我的退让，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得寸进尺。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第五章 最后一场舞

跟儿子通过电话后，我下定了决心。我需要一个了断，一个体面但坚决的了断。

我决定再去一次活动中心，跳最后一场舞。

第二天下午，我照常去了。一进门，方姐和林老师的目光就同时锁定了我。方姐笑着迎上来，很自然地想挽我的胳膊。

我不动声色地退后了半步，避开了她的手。

“方姐，林老师，大家都在啊。”我冲她们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刻意的疏离。

方姐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林老师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

音乐响起，是慢三。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她们的邀请，而是主动走到了一个角落里，邀请了一位刚来不久、舞步还很生涩的王阿姨。

整个下午，我轮流邀请了好几位平时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练舞的阿姨。我客气、礼貌，保持着一个舞伴应有的距离，不多说一句题外话。

我能感觉到，方姐和林老师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一直追随着我。她们没有再过来，只是远远地看着，脸色都不太好看。舞池里的其他人，也看出了不对劲，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最后一支曲子结束，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留下来聊天，而是直接走到了休息区，拿起了我的水壶和包。

方姐终于忍不住了，快步走过来拦住我，声音里带着质问的口气：“老陈，你今天什么意思？躲着我们？”

林老师也走了过来，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同样充满了不解和委屈。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的架势。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这一刻终究要来。我看着方姐，也看了看林老师，然后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用不大但清晰的声音说：

“方姐，林老师，各位，我今天来，是想跟大家告个别。”

“告别？什么意思？”方姐愣住了。

“我年纪大了，最近感觉身体有点吃不消，又是腰疼又是腿疼的。医生建议我多休息，少做剧烈运动。所以，以后这交谊舞，我就不来跳了。”我找了一个最稳妥、也最无法反驳的理由。

“身体不舒服？”方姐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说不舒服就不舒服了？”

“是啊，卫国。”林老师的声音柔柔弱弱地响起，“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你不高兴了？你说出来，我们改就是了。”

她这话，说得我倒像是个无理取闹、忘恩负义的负心汉。

我心里一阵苦笑，但我知道，此刻不能再心软。我不能去解释那些关于茶水、饭局、借钱、手机的纠结，因为一旦说出口，就会变成一场难堪的争吵，把所有人都拖下水。那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跟你们没关系，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语气平静但坚定，“大家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请大家喝茶。”

说完，我不再看她们的眼睛，冲着大家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各位保重”，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活动中心的大门。

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我没有回头。

走出大门，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搬开了。

是的，我可能会再次回到一个人的孤单里。但是，这种清净的孤单，远比那种被各种人情世故包裹着的“热闹”，要轻松得多。

我，陈卫国，宁愿一个人孤独，也不愿活成别人生活里的“解决方案”。

第六章 江边的垂钓者

我“退圈”的消息，很快就在我们这片老年社交圈里传开了。

张远山特地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惋惜：“老陈，你怎么说不跳就不跳了？我可听说了啊，方姐和林老师都挺失落的。你这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老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一言难尽。”我不想多做解释，人心隔肚皮，我的感受，他未必能懂。

挂了电话，我拔掉了家里的座机线。世界，再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

头几天，确实有些不适应。下午三点，那个固定的生物钟会提醒我，该去活动中心了。但一想到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又立刻打消了念头。

我开始尝试儿子之前建议的其他活动。我去公园看过人下棋，棋盘上的厮杀太过激烈，不适合我这种求清净的人。我也去老年大学的书法班旁听过，一屋子的墨香确实让人心静，可我实在对那笔杆子提不起兴趣。

就在我以为自己又要退回原点，与电视机为伴时，我在江边，找到了新的寄托。

那天我无所事事地在江边散步，看到几个老头儿戴着草帽，一人一根鱼竿，安安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一坐就是一下午。风吹过江面，带来微凉的水汽，除了偶尔的鸟鸣，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那一刻，我突然就被那种宁静的氛围吸引了。

第二天，我就翻出了家里多年前买的一套渔具，虽然有些生锈，但擦拭一下还能用。我学着别人的样子，买了鱼饵，找了个僻静的位置，甩下了鱼竿。

钓鱼和跳舞，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跳舞需要配合，需要交流，需要顾及舞伴的感受。而钓我，只需要面对自己。你只需要专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所有的喜怒哀乐，都系于那小小的、上下起伏的一点。

鱼上钩了，是惊喜；没上钩，是常态。整个过程，是与自己的耐心和定力在博弈。

我很快就迷上了这种感觉。每天吃过午饭，我就带上我的旧军用水壶，装满自己泡的粗茶，提着渔具去江边。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能钓上几条小鲫鱼，回家熬一锅鲜美的鱼汤，美滋滋地喝了。更多的时候，是空军而归，但心里却一点也不失落。

因为我收获的，是比鱼更重要的东西——内心的平静。

在江边，我也认识了几个新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钓友”。我们的交流很简单，见面了，点点头，问一句：“今天口怎么样？”然后就各自找位置，不再多言。偶尔，会分享一下钓鱼的心得，或者递根烟。没有饭局，没有请求，更没有那些暧昧不清的暗示。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江水一样，清澈、淡然。

一天下午，陈磊带着孙子来看我。看到我正兴致勃勃地收拾渔具，他笑了。

“爸，看您现在这状态，比前段时间好多了。”

我把刚钓上来的一条小鱼放进桶里，擦了擦手，说：“是啊。人啊，还是得找个适合自己的活法。跳舞那种热闹，不适合我。我就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其实，热闹也没什么不好。只是，任何关系，都得有个界限。”陈磊看着我，认真地说，“爸，您是个好人，但不能当个没有底线的好人。学会拒绝，不是无情，而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我点了点头，心里豁然开朗。

儿子说得对。这一年来，我之所以活得那么累，不是因为那些女人有多难对付，而是因为我自己，不懂得如何设立边界，如何拒绝。我总想做到面面俱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了泥潭。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退休后的生活，不是要拼命地去抓住些什么，去融入某个圈子，而是要学会放手，学会与自己和解。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我提着鱼桶，和儿子孙子一起往家走。晚风吹来，带着一丝水草的腥甜。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些依旧在江边垂钓的身影，他们像一尊尊雕塑，融入了这片宁静的风景。

我不再是那个在舞池里步履蹒跚、不知所措的陈卫国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62岁的退休大叔，一个江边的垂钓者。我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份安宁，这就够了。至于那些舞池里的风花雪月、人情世故，就让它们，随风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