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80年代台湾黑社会：除了竹联帮，多如牛毛的黑帮如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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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年代，台湾黑社会势力已经遍布各个乡镇及社会的每个角落。

从地域分布上看，按台海人士的一般划分法，台湾的黑社会可分为纵贯线和海岸线两大部分。

在台湾各市、县中，以台北市、高雄市的黑道帮派最多。1984年，台北市约469个大小帮派。经过“一清专案”扫黑行动后，台湾有关单位的秘密调查显示，1987年仅台北市仍有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分布在以下16个行政区：

这16个行政区内的100多个帮派，只有少数在“一清专案”后未敢再公开活动，大部分在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从1986年初开始，又逐渐恢复以往包赌包娼、敲诈、勒索保护费、讨债、强迫推销东西等劣行。

高雄市现有10个行政区，除了港口对面隔着大海的旗津区未发现黑社会的活动外，其他9个行政区内共分布着62个黑道帮派。

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大致可分为社区型和社团型两类。社区型是按地区划分，以固定地盘为基础，向外扩展。它的特点是比较保守，但凝聚力比较强，不易为外来势力所击破，如芳明馆、西北帮、大桥帮、七贤帮等即属社区型。

社团型则是以职业、兴趣为组合基础，在地盘抢夺手法上实行阵地与游击区相结合，除掌握固定地盘和行业外，还向其他地方发展，并极力参与控制其他帮派组织以壮大势力，逐步向意大利黑手党的组织形式发展，竹联帮、四海帮即属这种类型。

一般而言，社区型的帮派规模较小；社团型帮派规模较大，近年来发展较快，已成为台湾黑社会的主导力量，对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越来越明显。

黑道帮派为了对付警方的“扫荡”和巩固自己的实力，已“扬弃了过去虚矫张扬的作风，改用默默耕耘、暗中滋长的策略。”

在活动方式上，“从打架、械斗、凶杀、包娼、包赌演变到集体性的计划犯罪活动，甚至与政治集团结合。”

它们插足各种行业，其中有：应召站、茶室、私娼寮、职业赌场、地下酒家、讨债公司、期货公司、西餐厅、电影公司、黄色咖啡厅、理发厅、按摩院、地下舞厅、地下钱庄等等。甚至连演员拍片、歌星献唱、公共工程招标、选举时的竞选活动等，亦有黑社会组织的介入，并显示出他们的影响。

纵观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黑社会的活动特征大致有以下六点：

第一，揉中国传统帮会组织特点及西方黑杜会某些先进管理方法于一体。特别是“一清专案”以后，因屡遭警方打击，为巩固势力，变更了管理与运作方式，采取层层节制，以横向组织为发展方向，以纵向的“一条鞭”式作为指挥中心，实施“教父”式的组织方式，并采取默默耕耘、暗中滋长的策略开展活动。目前，一些帮派如竹联帮、四海帮等在活动能量、组织及行动手段、以及势力上已颇具意大利“黑手党”的雏形，逐步步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令台湾当局颇感难以对付。

第二，组织企业化，经营多样化。黑社会逐步摒弃了一些“传统性行业”，开始向一些新的行业发展，寻求新的生存和壮大之路。如介入娱乐界、服务行业、成立期货公司、投资公司、建筑公司、股票市场、超级市场、唱片公司、电影公司、杂志社等。不仅从事非法活动，而且也经营合法的企业，一些黑道人物还因此成为“企业家”、“总经理”和“董事长”。

第三，涉足政界，跻入地方政权。最近几年来，黑社会组织对政治表现出明显浓厚的兴趣。它们为台湾各地政坛提供的人数，比例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说，目前台湾的帮派问题已经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

它们在政治上有两点优势：一有高度的汇聚竞选资金的能力，二有动员、组织基层投票人力的能力。黑社会组织的政治化，无疑是对台湾“民主政治建设”的无情讽刺。对此，台湾当局深表忧虑和不安，但却无法解决。

第四，犯罪智慧升华。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黑社会组织在犯罪活动上的最大变化是从“草莽”型开始向“智能”型转化。他们站在法律的边缘玩法，新式犯罪日益增多，花样不断翻新。正如有关人士指出的那样，“与前三十年大不相同的是，他们已能熟练地知法-犯法-以法自护，钻法律的空子。”这也是台湾黑社会组织在屡遭打击之后仍能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五，黑社会组织活动国际化，“跨国黑帮”开始出现并日渐扩大。

“国际化”本身有着双重含义：即既有台湾黑社会势力向国际社会输出，也有外国黑社会势力向台湾输入，因而许多国际性“合作事业”也随之展开。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就发现了外国黑社会组织的活动，如日本的“赤军派”、美国的“华青帮”、香港的“十四K党”、菲律宾的“虎克党”等。

台湾黑社会势力的主要输出目标为美国、日本、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香港、新加坡、泰国、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

竹联帮、四海帮在美国的费城、纽约、波斯顿等城市就与当地的华人不良帮派——“华青帮”相勾结，并设有分支机构。在日本，它们多年来一直盘踞在新宿的歌舞伎町一带，各自划分势力范甫，并同当地黑社会达成契约，实现“共存”。“他们主要从事非法的枪支、毒品贩卖、卖淫、赌博等等。”据说，“它们还高价接受日本企业各种股票、证券和土地所有登记证的伪造等等。”

这种情况在“一清专案”时一度受挫，但不久又死灰复燃。

第六，凶器升级，犯罪工具现代化。黑社会组织所使用的凶器，老式的刀剑、棍棒、铁弹、鞭矛之属日见稀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类手枪、军用卡宾枪、手榴弹、炸药、定时炸弹等现代化武器。为了扩展势力的需要，不少黑社会组织或拥有自己的“地下兵工厂，或通过各种渠道从军警人员及外国偷偷购买。

黑社会活动日益猖獗，台湾当局“治黑”乏力。

“竹联帮”是台湾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它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纪律。

它有8条“堂规”：

实际上，各堂口之间常为争夺地盘而械斗。1984年春节前夕，竹联帮的信堂与至堂为争夺地盘而互相厮杀，一名至堂成员当场被砍死在台北市中山区的锦州街上。

竹联帮的帮员守则规定：第一，帮员绝对服从帮会老大；第二，帮内份子依职务大小，入帮时编号，平时以号码称呼，第三，叛帮者予以断手、断脚处罚。

在经费使用方面，竹联帮有五大规定：第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基金的母金；第二，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的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基金之子金内提付，任何人不得有异议；第三，任何兄弟在有关的营业项目及场所中，一律不得赊欠；第四，为公家（本帮）营利者，净利内三分之一归私人所有；第五，遗失任何公款，不论情况，一律贴偿。

1984年“江南命案”发生后，震惊了全世界，美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专案小组进行侦察。台湾当局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黑社会势力采取强硬行动。

1984年11月12日，台湾当局动用军、警、情等人员，在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熙的坐镇指挥下，对黑社会组织采取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扫荡行动——“一清专案”。到该年底为止，先后共有1200多名黑道帮派头面人物被捕，黑社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世界各国警方也对台湾黑社会的海外势力予以打击。1985年8月，竹联帮在香港成立不久的“联青会”被香港警方捣毁，主要成员被擒。

1985年9月16日，竹联帮在美国6大城市的分支机构被美方侦破捣毁，12名首脑级人物落入法网。1985年1月，潜逃到日本的竹联杀手刘焕荣、齐惠生被日本警方逮捕，1986年3月6日，被日本驱逐出境，随即由台湾专案小组人员解押回台。

1985年9月22日，自1984年底从台湾潜逃出去近十个月的杀害江南的杀手之一的董桂森也在巴西被捕，随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一清专案”逮捕的1200多名黑道分子，被分别囚禁在台湾的龟山台北监狱、绿岛监狱和岩湾监狱。1988年2-3月间，服刑中的黑道分子挂出标语，“不做江南案的替死鬼”，并纵火焚烧监狱，集体暴动，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当场死亡8人，引起了台湾当局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据报道，1988年4月4日，台湾当局宣布释放了331名被囚禁3年的全省各帮派、角头“大哥”级人物，他们都是“一清专案”中被捕的。

在“一清专案”中，竹联帮遭受到的打击最大，元气大伤。

有关人士指出：该帮“日后要想在台湾再图东山再起，恐怕相当难。”

台湾另一个大的帮派是“四海帮”。四海帮的组织形态与帮规，既不像洪门堂口层层节制，也不像青帮以师徒相称，而是效法“黑手党”的“以企业养兄弟模式”，组织趋于企业化，是台湾当今各帮派中组织比较具有“现代文明”的帮派。对外，它设有老大，由资历深，威望高的人充当。但对内不设法定的最高首领，而是以企业为单位，由帮内成员中推选头目。

按规定，各单位所推出的头目在帮内的地位是相等的，即均为四海帮旗帜下的大将，共同维系帮派组织，但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头目都自成一支，各自为政，各称老大。

该帮没有竹联帮那样严格的帮规，但近几年来不断吸取其他帮派的管理“经验”，进行“内部改革”。它的特点是，对成员的要求和各种分子的训练十分重视，建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分初审、复审、决审、评审等几套程序。考核内容包括体态、智慧、反应、口才、仪表等等。同时特别要求主要成员“摒弃流氓恶习”。

由于该帮的许多成员都在警察局管教所蹲过，因此他们常常自诩同警察有“师生之谊”的“私交”，所以他们踏入黑道后，仍同警察保持关系，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警察把他们作为提供有关情况的“线民”，而他们则以警察为“靠山”，从事帮派活动。

自竹联帮成立后，该帮便与之不和。几十年来，积怨深重。

进入80年代以来，两帮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争斗事件接连发生。

1981年元月，拜进竹联帮的港台武打明星王羽，约请一些朋友在台湾天厨餐厅吃饭，结果被“四海帮”的骨干分子刘伟民派人刺伤，连手枪也被四海分子夺去，这就是震惊港台的“天厨餐厅血案”。同年五月，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王羽为“报一箭之仇”，事先在法院的走廊里布好埋伏，当四海分子刘台生从此经过时，竹联分子立即窜上，当众给刘台生一刀，从而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法庭血案”。

从此以后，四海与竹联各视对方为“不共戴天”之敌。

在“一清专案”中，四海帮由于事先得到消息，主要头目逃往美国，被美国黑社会势力保护，损失不如竹联帮那样惨重。1987年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

台湾的演艺界，除了令人眩晕的声色之外，另一个重要特色便是暴力倾向日趋严重。黑社会在扩充势力时，都不约而同把触角伸进了演艺圈，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原本复杂万端的银色圈子，又涂搽上浓厚的“黑色”。竹联帮分子介入电影界者，即有吴敦、周榕、沈晓印、帅岳峰以及与竹联帮牵扯不清的打仔明星王羽、“爱国千万大导演”刘家昌等人。

江南命案发生后，在新闻界的追踪下，黑社会与演艺界的这种关系始暴露在大众面前，引起海内外的一片诧异和震惊。

1984年5月，台湾电影界发生了一起牵连甚广的暴力事件，为抢拍片档期，帅岳峰的锦华影业公司曾被“竹联帮”控制的昌江公司派人砸毁。为了息事宁人，帅岳峰通过熟人向陈启礼说情，希望陈启礼出面调解，这样帅岳峰就结识了陈启礼，后来陈启礼又通过他结识了情报局长汪希苓，这说明帅岳峰结识汪希苓在先，结识陈启礼在后。

而且在刺杀江南的过程中，帅岳峰一直与陈启礼在一起，只是在“江南命案”发生前夕，帅才借口女儿离家和拿枪支消音器为由，抢先返台。不久，台湾情报局处长陈虎门即给在美国的陈启礼打电话，要他“尽早完成任务”，所以陈启礼与帅岳峰在台湾受审对质时怀疑他“是不是双重间谍”他说：“帅岳峰四十岁才进入竹联帮，动机很不寻常。”

根据台湾警方有关资料显示，帅进入竹联帮虽很晚，可在帮中却高居“总巡察”的显赫位置，而且竹联帮部分堂口的枪支也多由他负责供给，由此亦可看出，兼吃黑白两家饭的帅岳蜂是大有来头的了。

另一与黑社会渊源很深的便是往来于港台间的电影武打明星——王羽。

他于1980年加入“竹联帮”，这是台湾电影界名人与黑社会关系的典型。王羽入帮后，为所欲为，闹出一连串暴力事件。

在台湾，他与四海帮分子挥刀砍杀，先后于1981年1月闹出“天厨餐厅血案”、5月闹出“法庭血案”。1984年2月他又连续挑动几家影片发行公司争斗，砸东西，捅刀子，坐收渔翁之利。在泰国拍片期间还因与当地人士言语不合而大打出手，结果招致曼谷的黑道人物上门寻仇，只好溜之大吉。

1985年，当台湾警方扫黑行动第二波对准演艺圈，准备对王羽侦讯时，他却以赴港洽商拍片为名，搭机逃跑了。

在台湾，以所谓“爱国”发财起家的“千万大导演”刘家昌，也是一个脚踏黑白两道的影视界人物。

刘家昌与蒋孝武关系至为密切。蒋孝武曾支持过一部名为《梅花》的影片。为了使该片在春节黄金时期与观众见面，刘家昌四处奔波效劳，通过各种关系把已排定的片子临时更换成《梅花》，并取得了该片发行人的身份。同时，大加宣传，使该片在合湾轰动一时，创下台湾票房最高纪录。蒋孝武对刘家昌大加赞赏，刘也因此一跃成为“爱国千万大导演”。与政界的密切关系，固然是刘家昌“成功”的秘诀。

但他凭借黑社会的势力；也使他成为台湾电影界的“不倒翁”。竹联帮在台湾开有一家欧帝威音响公司，刘家昌是合伙人之一。而且竹联帮的吴敦和义堂堂主，在刘拍片时总是形影不离，成为他的左右手。

由此可见，刘家昌与黑社会的关系颇不寻常。

黑社会势力渗入电影界是近十年来的事。一方面黑社会需要借电影事业做合法外衣，和宣传机器并开辟财源，以求进一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电影界借黑社会势力以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确保自己走红运。基于这种需要，双方极易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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