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一大地主，买枪支持儿子参加红军，21年后儿子率军解放全省

“1927年秋天的夜里，您真打算把家底都换成枪？”祖屋的油灯下，17岁的赖传珠望着父亲，声音低却坚定。赖家芳端起茶盏，只回了一句：“要救天下人，先要救自家良心。”

此时距南昌城头枪声刚过一个月，“清共”风暴席卷全国，赣江两岸人心惴惴。当地许多富户忙着躲债、藏银，赖家芳却在城里两天连跑三家军火商，换回三十多支步枪和一箱子弹。他知晓风险，也清楚儿子心思——知识救不了百姓，只有枪杆子才能护得住穷人。

赖家芳并非生来富庶。1892年，他出生在赣县大埠乡一个佃农家，童年赶着租种的水牛耕田，冬天连草鞋都穿不住。成年后外出贩米运盐，吃尽苦头，才在县城攒下第一笔本钱。成了地主，他没忘旧日饥寒。遇荒年，田租必减，人情粥棚必摆，这在当时颇为罕见。村里老人私下评他：“赚的是银子，操的是穷人心。”

1910年春，长子降生。为了寄望光明，他给孩子取名“传珠”——盼望这颗“珠”能映亮家门，也能照亮他人。自己吃过不识字的苦，他请私塾先生上门，又送儿子进赣南中学。每逢假期，还亲自带少年走街串巷，去看挑担赶集的辛酸，去听水田里佃农的叹息。那一年，父子两人站在赣江岸边，看大雨冲毁禾苗，赖家芳只说了四个字：“世道不公。”

思想的种子就此扎根。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赖传珠在赣州街头贴传单、办演讲，嗓子嘶哑也不停。两年后，他在白色恐怖最盛的时候加入共产党，被派回家乡动员农民自卫。任务艰巨，人力和武器是最大短板。返乡前夜，组织交代：“能发动一枪是一枪。”赖传珠心里惦念的正是那位老地主父亲。

酒过三巡，儿子说明来意，赖家芳毫不犹豫拍板：“阿爸出钱，你出力。”第二天，他当着族亲的面砸开粮仓，挑出最好的稻米，宣布：加入赤卫队，家里包饭；参军缺枪，家里来买。有人提醒他，“国军抓到可要掉脑袋。”他哼了一声：“掉脑袋总比良心烂掉好。”

靠着这股底气，赖传珠很快组起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几周后，他们夜袭邻乡地主团练，缴枪二十余支，打响赣南第一枪。消息传开，国民党即刻增兵，悬赏通缉赖传珠。短短几个月，父母、叔伯及族人悉数被掳，老宅被纵火，连祖坟都给刨了。行刑前，敌人逼问：“说出赖传珠在哪，免你死！”赖家芳被捆在柱子上，仍仰头应声：“儿在大路上，天下人都找得到。”

山谷里的赖传珠听到消息，以拳捶地。身边老队员劝：“人没了，我们先退。”他摇头，“血没干，路还长。”于是率残部南渡信丰，与红军第四军会合。此后十一年，他从连党代表一路升至团长，湘江突围、四渡赤水、黄泥河阻击，每仗都打得又狠又准。黄泥河那次，他胸口中弹，医生催抬下火线，他只回：“两分钟后再抬，阵地不能丢。”最终保住了后队三千余人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新四军组建，赖传珠任军部参谋处长，南方敌后纵横数千里。半塔保卫战，他用不到两千人硬顶蒋军两个师八天八夜，守住苏中门户。1945年，在皖南大反攻，他二十天拔掉敌人据点三十多处，俘虏日伪两万八千，民间传言：“赖处长夜里行军不点灯，凭耳朵能听出敌人枪膛里剩几发子弹。”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重燃。1947年初冬，赖传珠奉命重回赣南。路过父亲当年借来买枪的商号，已是荒草漫门。他站门前摸了摸墙缝里的弹痕，说道：“21年了，该结账了。”一支支游击小组汇入队伍，山岭间重新飘起红旗。1949年9月，江西宣告解放，赣南百姓自发抬着花炮鞭炮，堵住他的吉普车，嚷：“赖司令，回家看看！”

老屋早成灰烬，坟茔也一片荒芜，唯有田垄里的禾穗金黄。赖传珠在地头站了很久，只让随行参谋记下一笔账：赣南灾民救济粮三百万斤。后来有人感叹，他把上将的津贴大半都贴到江西，老同事开玩笑：“赖将军会把补贴当军费。”旁人一笑，他却认真回答：“那是父亲的本钱，不能亏。”

1955年授衔典礼，他胸前佩刀佩星，仍系着一只磨旧的钱袋——里面是一枚开花弹的弹壳，外层刻着四个字：枪换良心。十年后，身体每况愈下的他病逝沈阳，遗嘱只有一句：“捐。”家具、存款、字画悉数交公。部下整理遗物时，在手提箱夹层发现一封泛黄家书，是1927年夏他离家时父亲写的： “男儿自有男儿事，枪声起时莫回头。”

不得不说，在那个阶级分化尖锐的年代，一位愿意卖田买枪、倾家助子的地主绝对是异数。然而，正是这种“异数”，成就了赣南赤色星火，也擦亮了一段传奇。对赖家芳而言，买枪那一刻，身份已不是地主，而是把个人命运押给了民族未来；对赖传珠而言，父亲的那口粮仓，就是他一辈子背不完的责任。世事翻覆，家门断绝，枪声终归停息，但那笔本钱，已经换来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