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灯下对谈：半生风雨路，一匣祖书情

2025年的生日，没有喧嚣的宴席，没有热闹的宾客。我提前结束了手头的项目，飞行三个小时回到了妈妈家，妈妈早已炖好了我最爱的排骨汤，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氤氲的香气裹着熟悉的暖意，晚饭过后，妈妈收拾完碗筷，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而是坐在我对面的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一个竹编的小匣子。灯光下，她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眼角的皱纹在暖黄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我知道，她一定有话要跟我说。这些年我四处奔波，国内国外两头跑，聚少离多，每次回家，她总要趁着这样安静的夜晚，把攒了许久的牵挂和担忧一股脑儿倒出来。

“又长了一岁了，”妈妈先开了口，声音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今年过得怎么样？还像以前那样忙得脚不沾地吗？”

我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温热的大红袍，笑了笑：“还行，老样子。上半年完成了国家人体工程人居科学实验室的申请，下半年打算启动一个关于传统智慧现代转化的课题，还在跟几个高校谈合作出版教材的事。”

妈妈轻轻“嗯”了一声，眼神落在我疲惫的脸上，停顿了片刻才缓缓说：“‘还行’就是还在硬扛，对吧？我看你这几年，就没有真正松过一天劲。”她顿了顿，伸手翻开那个竹编匣子，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几本泛黄的笔记本，“你看看你，从上学的时候就争强好胜，这些年又忙于人体工程学的发展，写文章、编教材，人人都夸你有本事，说你是新学科的‘拼命三娘’，可谁知道你背后受的那些苦？”

我的心轻轻一颤，端着茶杯的手微微收紧。妈妈说的是实话，这半生走来，我确实活得像一根紧绷的弦。从深圳大学人体工程学专业的建立，我就对“系统”二字有着近乎执拗的痴迷。更是一门心思扑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上，总想着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拆解成可量化、可分析的模块，用严谨的逻辑和数据说话。这些年，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做学术应用考察，在实验室里熬过无数个通宵，累计出版了近一百本书籍，编写了十五本人体工程学专业教材，在业内也算有了些名气。

可这份“名气”背后，是无数个缺席的家庭聚会，是对孩子成长的亏欠，是连一场完整的旅行都奢侈的日子。我很少有娱乐活动，朋友约着逛街、看电影，我总是因为手头有写不完的稿子、会不完的客人而推脱；家里的琐事几乎全靠爱人打理，孩子好几次在电话里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陪我去一次游乐园”，我都只能用“等爸爸忙完这个项目”来敷衍。久而久之，爱人虽然理解，却也难免有抱怨；孩子跟我渐渐生分，不像小时候那样黏着我了。

“妈，做学术就是这样，尤其是人体工程学领域，本来就争议多，不拼一把根本站不住脚。”我试图解释，“你也知道，我研究的方向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社科的融合，这本身就很敏感。很多人觉得传统里的‘天人合一’‘堪舆’这些东西是‘伪科学’，说我搞的研究是‘不务正业’。

一提到“伪科学”这三个字，我的情绪不由得有些激动。前段时间，我提交的一篇关于“传统空间伦理与现代城市规划”的论文，就因为文中引用了外祖父关于“风水格局与人类活动适配性”的部分观点，遭到了评审专家的尖锐质疑。有位专家在评审意见里直言不讳地写道：“该研究引入非科学理论，违背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建议不予发表。”更有甚者，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指责我“混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说我这样的研究“会带坏整个学术领域的风气”。

“还有更过分的，”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委屈，“有人竟然拿钱学森先生说事，说我追捧的所谓‘传统智慧’，是在走钱学森先生晚年的‘弯路’，甚至用‘钱学森之流’这种说法来贬低前辈。我当时就火了，当场跟他们争执起来。钱学森先生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融合，晚年关注系统科学、传统医学，是希望能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开辟新的路径，这份开拓精神和学术胸怀，怎么能被如此曲解和诋毁？”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也提高了几分：“妈，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对我。因为我的研究打破了他们固有的认知框架，他们习惯了用西方的社科理论来解释一切，不愿意承认中国传统智慧里蕴含的科学内核。道不同不相为谋，跟他们争论再多也没用。所以我已经提交了申请，退出了那个所谓的‘主流社科研究联盟’，以后不再受他们的条条框框束缚，只想安安静静做自主研发，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说完这些话，我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些憋在心里许久的话，平日里找不到人倾诉，如今对着妈妈说出来，眼眶不由得有些湿润。

妈妈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只是眼神里的担忧越来越浓。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孩子，我不懂你们那些什么‘学科系统’，也不懂什么‘伪科学’的争论。我只知道，看你前半生的模样，太辛苦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你一个人打拼到现在，写了百本书，编了十五本教材，还有啥？家照顾不了，孩子没时间陪，自己也没个娱乐，没个爱好，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眼里只有累！你图啥呀？”

妈妈的话像一把钝刀，轻轻割在我的心上，不疼却钻心。我张了张嘴，想为自己辩解，却发现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是啊，我拼尽全力追求的学术成就，到底换来了什么？除了书架上一排排冰冷的书籍和教材，我似乎什么都没有。孩子的成长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爱人的付出也不是一句“理解”就能弥补的，而我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弄丢了曾经的笑容和对生活的热爱。

“你看看你外祖父，”妈妈拿起竹编匣子里的一本旧相册，翻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外祖父穿着长衫，面容清瘦却目光坚定，正坐在书桌前看书，“你外祖父一辈子，活得不慌不忙、不卑不亢。他当年搞研究，比你还难。那个年代，说‘天人合一’，说‘易数与革命资源’，多少人骂他‘封建迷信’，多少人排挤他、打压他，可他从来没急过，也没怨过。”

（外祖父赵润生、爸爸、妈妈和我）

妈妈的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又回到了外祖父那个年代：“你外祖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一辈子就写了八本书，可每一本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晶。他做的那些事，都是别人不敢说、不敢做的，可他凭着自己的信念和坚持，一步步走了过来。他不仅把书做好了，还把家照顾得妥妥帖帖，对我和你舅舅们关爱有加，村里提起他，没有不敬佩的。你呢？你看看你，把自己活成了一台只会工作的机器，值得吗？”

“我……”我想说话，却被妈妈打断了。她从竹编匣子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八本书的书名，是外祖父的著作：

“以前交给你外祖父留下的书，”妈妈把书名递给我，“他当年常说，做学问先做人，做人要懂‘合’，与天合、与地合、与人合。学问做得再大，要是丢了根本，也没用。你现在遇到的坎，说不定在你外祖父的书里，能找到答案。”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孩子，别光顾着往前冲，停下来学学你外祖父，看看他是怎么把传统智慧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看看他是怎么平衡学问和生活的，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发展了。”

我接过那张纸条，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面，上面的字迹工整有力，带着外祖父独有的笔锋。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书名，我心里五味杂陈。外祖父是关中大儒，也是著名的爱国学者，他的学问在当年就备受争议，却也影响了一批人。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天人合一”的道理，看他在书房里写写画画，可那时候年纪小，只觉得那些东西晦涩难懂，从来没认真研读过他的著作。后来我出国深造，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更是觉得外祖父的研究“过时了”“跟不上时代”，渐渐把这些抛到了脑后。

妈妈的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我。这些年，我一门心思追求“现代性”“科学性”，却忽略了传统智慧的价值；我拼命想要在学术圈站稳脚跟，却忘了做学问的初心是什么；我执着于构建自己的“学科系统”，却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外祖父的书，真的能给我答案吗？他那些基于“天人合一”的研究，真的能跟上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吗？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妈妈的话，外祖父的书，还有那些学术上的争议和委屈，在我脑海里交织盘旋。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所坚持的学术道路，真的是正确的吗？

生日过后，我匆匆返回工作岗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心无旁骛。妈妈的话和那张写着书名的纸条，像一根刺，时时提醒着我。十月初，按照原定计划，我要回到美国的家处理一些私事，顺便整理近年来的研究资料。飞机上，我看着窗外漂浮的白云，心里一直惦记着外祖父的那些书。我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都放在书房的一个樟木箱里，后来搬家的时候，那些东西应该都跟着我一起搬到了美国的家里。

回到美国的家，推开尘封已久的书房门，一股淡淡的樟脑味扑面而来。书架上摆满了我这些年收集的学术书籍，却找不到外祖父的痕迹。我翻箱倒柜，把书房里的箱子、柜子都翻了个遍，樟木箱倒是找到了，可里面装的全是旧衣物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外祖父的手稿和书籍踪影全无。

我急得满头大汗，心里又慌又乱。难道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还是被我不小心扔掉了？我坐在地板上，看着散落一地的东西，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外祖父一生的心血，就这样不见了吗？我辜负了他的嘱托，也辜负了妈妈的期望。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以前交待秘书整理过，找到几部旧电脑。看看有没有把外祖父的一些文字资料扫描进了电脑里，会不会还有备份？

我赶紧找来充电器，给旧电脑插上电。开机的过程异常缓慢，屏幕上跳动的进度条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终于，电脑开机了，桌面上布满了灰尘的痕迹。我颤抖着手，点开了“我的文档”，里面果然有一个名为“外祖父著作”的文件夹。

我屏住呼吸，双击打开文件夹。一瞬间，眼泪涌了上来——文件夹里整齐地存放着外祖父八本著作的文字版，还有他当年写下的一些研究笔记和心得体会。虽然有些文档的格式已经有些陈旧，个别地方还有乱码，但大部分内容都完好无损。谢天谢地，我终于又看到了外祖父的研究成果！

我坐在电脑前，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手稿，外祖父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他的文字质朴而深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在《宇宙观札记》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节律与天地运行规律息息相关，违背自然规律，必将受到惩罚”；在《生命实践录》里，他记录了自己如何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如何在动荡的年代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在《天人合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之命脉交响》里，他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毛泽东的命理、运势与使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天时、地利、人和”完美契合的结果，是“天人合契”的生动实践。

看着这些文字，我之前的疑惑和迷茫渐渐消散。我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让我读外祖父的书。外祖父的研究，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洞察。他的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今天这个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间：外祖父赵润生龙镇高等小学校校长）

我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学术上遇到的困境，其实根源就在于我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忽视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我一味地追求西方的学术范式，想用西方的语言表达，试图用线性的、机械的思维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却忘了中国的传统智慧强调的是“整体和谐”“动态平衡”。外祖父的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思维的桎梏，让我看到了学术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同时，我也深深感到愧疚。作为外祖父的后人，我不仅没有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反而对他的研究嗤之以鼻，这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想起钱学森先生晚年对传统智慧的重视，想起他曾经说过的“我们不能丢掉老祖宗的宝贝”，我更是羞愧难当。钱学森先生那样的学术泰斗，尚且能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传统智慧，我又有什么资格轻视外祖父的研究？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认真研读外祖父的著作，将他的学术思想与现代社科研究结合起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我要以人体工程学的理论为基础，深入挖掘“天人合一”的科学内涵，回应那些“伪科学”的质疑；我要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智慧的价值；我更要学着外祖父的样子，平衡好学问与生活，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做一个“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推掉了不必要的应酬和项目，静下心来研读外祖父的手稿。每天清晨，在晨光中阅读外祖父的著作，做笔记、写心得；傍晚，我会给妈妈打个电话，跟她分享我的学习体会，听她讲外祖父当年的故事。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写下来，发给国内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和他们一起探讨传统智慧现代转化的路径。

在研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外祖父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他的《易数与革命资源论》，将传统易学中的数理思想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分析了资源配置与战略决策的关系，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的《革命圣地延安之风水格局》，而是从地理环境、生态平衡的角度，分析了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客观条件，与我所研究的人体工程学中的“地理赋能”理论不谋而合；而《天人合契：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之命脉交响》一书，更是让我对“命理、运势、使命”有了全新的认识。

外祖父在书中写道：“毛泽东的使命，是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天地节律的必然选择。他的命理与中国革命的运势同频共振，他的个人特质与地理环境、民心向背完美契合，这正是‘天人合契’的最高境界。”结合人体工程学的“生理、命理、地理、境理、灵理”五理合一理论，我渐渐明白，毛泽东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雄才大略和坚定意志，更在于他能够顺应“天时”（时代趋势）、占据“地利”（地理优势）、凝聚“人和”（民心所向），在于他的个人使命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高度契合。

这些感悟，让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更清晰的定位。我开始着手撰写一系列论文，从人体工程学的视角解读外祖父的著作，阐释“天人合一”的现代价值。我写的第一篇论文《从人体工程学看“天人合一”的科学内涵》，在提交给朋友看后，得到了朋友的认可。有位专家在看后写道：“该研究视角新颖，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为社科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看着这篇篇论文顺利发表，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喜悦的是，我的研究终于得到了认可；感激的是，外祖父的著作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妈妈的教诲让我及时醒悟。

如今，我依然在学术道路上前行，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急功近利、盲目打拼。我学会了放慢脚步，在研究之余，多花时间陪伴家人；我学会了倾听不同的声音，不再执着于非黑即白的争论，而是以更包容、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学术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不必恶语相向，退出那些消耗自己的圈子，反而让我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我开始主动联系那些同样关注传统智慧现代转化的学者，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大家志同道合，相互扶持，研究进展事半功倍。

我忽然觉得，外祖父的精神和学问，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下去。做学问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有分量；做人不在于活得有多拼，而在于活得踏实、从容。外祖父的书，我不仅读懂了，还在试着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妈妈也对我说：“好孩子，这就对了。”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你外祖父要是泉下有知，肯定也会为你高兴的。记住，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守住本心，既要对得起自己的学问，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家人。”

我点点头，眼眶有些湿润。是啊，半生风雨，我终于在外祖父的著作里找到了迷失的自己，在妈妈的教诲中懂得了生活的真谛。那些曾经困扰我的“伪科学”争议，那些让我耿耿于怀的“钱学森之流”的诋毁，如今都已烟消云散。因为我明白，真正的学问，从来不需要向谁证明，它自会在实践中彰显价值；真正的道路，从来不需要迎合谁的脚步，只要方向正确，终会抵达远方。

现在，我正在着手将外祖父的八本著作进行系统整理和注释，计划出版一套《关中大儒赵润生文集》，让更多人能够读到这些蕴含着传统智慧的经典之作。同时，我结合自己的研究，撰写了《人体工程学与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从革命伦理到社会治理：赵润生学术思想研究》等一系列专著，试图搭建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学术桥梁。

回望2025年那个生日的灯下对谈，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妈妈的一番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迷茫的前路；外祖父的八本著作，像一座宝库，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深深明白，人生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赛跑，而是一场与天地、与他人、与自己和谐共生的修行。做学问如此，做人亦如此。

如今，我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争议所困，只是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我知道，这条道路或许依然会有坎坷和质疑，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心中有方向，身后有家人，手中有祖先留下的智慧瑰宝。我会带着外祖父的期望，带着妈妈的嘱托，带着钱学森教授的希望，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在学术与生活的平衡中，从容前行，续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也让“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已然明白，最珍贵的不是书架上的百部著作，而是家人的陪伴与理解；最强大的不是孤勇的打拼，而是内心的坚定与从容；最有价值的学问，从来都是那些能够滋养生命、指引方向、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智慧之光。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握紧这束光，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前行，不负祖托，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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